张伯苓为人师表的例子 张兰普:张伯苓的诚信人格魅力
张伯苓校长自1898年10月应严修之聘,任教于严馆,开启其辉煌一生的教育生涯,至今年恰好120周年。严、张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为国家、人类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虽迭经战乱与社会动荡,却仍在不断发扬光大之中。
南开道路、南开品格、南开精神,已成为人们追问的话题。而南开的品格中,诚实守信,则为张伯苓校长从教之始,即其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为南开人品格塑造中重要一端。对长者守信张伯苓自受严修之聘弃武从教后,很快就崭露头角,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卓越的办学成就和高超的处理事务能力已为世所瞩目,各种社会机构纷纷请其兼职。
1911年4月,清华学堂开学,聘张伯苓为教务长。主管"教授事宜,凡延订教员,厘定功课,考核成绩,皆商承监督办理。"但张伯苓任职仅半年,即因"南开、清华全是婴儿,我是个保姆,同时抚养两个小孩"而不能兼顾,辞去该职,专事办理南开学校事务。
1927年受张作霖控制的北洋政府成立政治讨论会,张作霖通过时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梁士诒转寄聘书及信函各一件,聘张伯苓为该会会员,张伯苓当即分别于1927年1月30日和31日复函张作霖和梁士诒,"苓自前清办学以来,早与严范老约定,终身教育,不入政界。
故年来虽屡有入政界机会,而均未敢承认。良以信约为人生最重之事,稍一不顾,既不免贻人讥笑。且自问于政治方面毫无知识之可言,欲冒然应命,无乃不量太甚。
谨布区区,敢乞我公鉴谅。安国军总司令聘书一件,原件谨璧附。"以此婉拒进入政界。其后,又有任天津市市长之机会,亦因专心办理南开之故,未入政界。1937年1月,任鸿隽坚辞四川大学校长之职,3月18日,时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与时任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谈话,商定由张伯苓接任四川大学校长。
5月28日王世杰日记载:"今日予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谈),请其任川大校长。彼允就,但坚不肯解脱南开校长名义,即请假亦不愿。
依法国立大学校长不得兼职。"所以,张伯苓虽然碍于人情答应了接任四川大学校长之事,但提出了一个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可能答应的条件,终于为了南开、为了信守与严修的约言,未离南开而他就。
抗战期间,全民族投入抗战,张伯苓始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一职,但主要精力仍放在南开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上。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在内战中政治、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为拉拢社会名流支撑局面,1948年屡次邀请张伯苓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一职,张伯苓在坚辞不获的情况下,提出了只任院长三个月,仍兼任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校长,以及同意在考试院中任命张伯苓提名人选的请求,在蒋介石一一应允的情况下,勉强赴南京上任,但很快即以养病为由离开南京,飞赴重庆南开中学。
严修之于张伯苓,无论在年龄上、及当时的资望上,都是当之无愧的长者,两人由于共同的教育理想走到一起,而张伯苓千金一诺,为实现两人当初的教育理想,百折不挠,把严修先生当年的教育理想发扬光大,终于成就一生的煌煌教育事业。
对社会守信学校就是为社会造就人才的工厂,学生就是学校为社会提供的产品。在我们现已发现的3000余封张伯苓的函电中,为南开学校的历届学生推荐工作的函电占有很大比重,为一个学生的工作,甚至可以三番五次地向多方去函推荐,而且在其推荐函中不乏赞美之词。
但其中有两种情况,张伯苓是绝不肯做的:一是不虚誉。1931年2月,有前南开某生从日本东京致函张伯苓,请张伯苓为其举荐职位,张伯苓在复函中谓:"仆生平最重信实,对于吾弟造诣情形如何,目前非所得知。往日已成过去,虚言之既非所愿,实言之亦于弟无补,最好请吾弟别觅相当介绍,或不致误。"
二是不做假。有曾在南开学校肄业的某生,未曾毕业即离校,1931年因工作需要,致函张伯苓,请求补发毕业证书,张伯苓在复函中谓:"此事如在可能范围以内,自应照办。所惜查诸以前,既无成例可援,而教育部对学生毕业证书又极非常重视,其必不能稍予通融可知。
即令具呈说明事实,亦恐无效。所有不克如命之处,委实有所碍难。"而一名已在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工作的南开中学学生,致函张伯苓,请为其出具大学毕业证明,张伯苓亦在复函中加以婉拒,谓:"吾弟本系中学毕业生,今竟托为大学毕业,殊属非是。委代发证明文件一节,事之本无,委实不知从何证记。我校对人向不取乎虚假,为吾弟所深知。兹之未能如命,想必蒙鉴谅于格外也。"
正是张伯苓这种对社会守信的人格魅力,使其向当时的政界如孔祥熙、宋子文、马鸿逵,军界如张学良、傅作义、沈鸿烈,财界如周作民、谈丹崖,实业界如范旭东、袁述之、李祖绅等推荐的南开学生及教职员,大都被录用,并很快得到重用和提升,而南开学生在社会上各行业取得的突出成绩,又为南开学校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一些政界要员、社会名流纷纷把子侄送到南开来读书,如从北洋政府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政界要员,到文化名流如梁启超、胡适等的子侄,均曾在南开学校读书,有的还父子相承、兄弟相继,一家多人就读于南开。
对晚辈守信张伯苓在办学实践中,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诚信精神。1916年1月19日在南开学校修身班上演讲,总结南开学校的"精神则在‘诚’字、‘真’字、‘信’字,本校至今办理小有效果者,恃有此耳。
"在1916年5月10日的南开学校修身班的演说中讲到不欺人,谓:"凡欺人者,即幸能欺其所欺之人,亦必失信于其旁观者,自损名誉,难逃人眼。
若二人合谋欺一人者,其后必自相争,虽一时巧弄谲诈,使人莫我知,终亦未有不声闻于外者。林肯有云:‘虚诈可欺少数人而不能欺全世界;可欺人于一时,而不能欺人于永久。
’其言信然。虚诈之事,一旦发露,人将群起而攻之,可不惧哉!人思至此而犹不免退自返者,是在知识为不足,在道德为软弱也。"1916年6月28日,在南开中学第八次毕业式上致训词,谆谆告诫毕业诸生,"我所望于诸君牢记而守之终身焉者无它,‘诚’之一字而已。
即现在座而非毕业生之诸位来宾与在校学生,亦甚望有以共体吾言也。
"并以袁世凯复辟失败为例,说明对人不诚,耍弄权术之害。"盖权术可以欺一时一世,而不能欺世界至万世。不诚者,未有能久而不败也。用权而偶济,用诚岂不所济更大更远!……是故诚之一字,为一切道德事业之本源,吾人前途进取应一以是为标准。事出于诚,即无不成;偶败,亦必有恢复之一日。"
张伯苓不仅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屡屡提到诚信问题,善于言传;在实际生活中更是以身作则,严于身教。张伯苓戒烟的故事在南开园中可说是尽人皆知,据王翁如先生在《津门史缀》中记载,有一次,张伯苓在操场的角落里看见有个叫刘文伯的学生抽香烟,便马上把刘文伯找到校长室训斥:南开学校是不允许学生抽烟的。
抽烟是恶习,沾染上就除不掉了!学生正在读书时候,抽烟浪费钱,荒废学业,损害身体。刘文伯站在那里,一转眼看到校长的办公桌上,摆着的烟碟里放着多半颗雪茄,还有个玳瑁烟嘴,便说:"校长的话很对,谢谢校长的教育,我一定改,从此不抽烟!
学生来学校,不只学教师的学问,也学教师的行动和其他一切!我本来不会抽烟,到这里看到有的教师抽,我……"张伯苓恍然大悟,于是站起来,说了一声"好!"便把烟碟中的雪茄和烟嘴扔进痰筒里。从此终其一生不再抽烟。
在当今社会中,由于道义的约束,对长者守信;由于法律的制裁,对社会守信,人们遵循和认可的多。而对于晚辈,又在既不涉及道义、又不触犯法律的情形下,只为当时的一句允诺,就更改了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并且终其余生不违背,在古往今来的社会中,其有几人欤!
也正是张伯苓这种"言必信"的人格魅力,让人乐为之用,即使其在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中,在南开学校的待遇远低于其他国立学校的情况下,仍有一批在学术上卓有潜力的青年才俊聚集南开,一批以伉乃如、喻传鉴、孟琴襄、华午晴为代表的教育管理人才为南开兢兢业业一生不渝,才使南开的系列学校相继破土而出,茁壮成长。诚信也成了南开人为人做事的不变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