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发展史之明代散文
有明一代,文学辉煌,其散文创作领域,亦高手如林,风格多样,流派分呈。不过,明初较佳的散文,多以前人为模式,时或别出心意,但仍旧不脱昔人窠臼;较下等的散文则多剽窃抄袭,或务艰涩,或饰外华,较不具文学价值。明初的散文承继元末的文学,而后出现的台阁体,其弊流为散冗,遂引起了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但后来却又走回句模字拟的方式,食古不化,遂发生了王唐之主唐、宋,规矩谨严,结果这两派一起一伏,直到明末,影响到清代的文学发展。但是,不管如何,明代散文无论是在思想内容的表现上,或是艺术形式的创造上,都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一、特色
明代的散文,大致经历了洪武、永乐、弘治、嘉靖、万历和崇禎六次显著的变化。这期间,出现了众多文学派别,或着意于传统的恢复,或致力于新形式的创造,或强调心灵世界的开拓,或力主对现实社会的反应。
总而言之,明代散文大致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对“文以载道”、“温柔敦厚”传统文学观点的突破,把表现作者的真情实感作为文章的第一要义,而不是代圣贤立言。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都传达此种文学精神,这是我国散文史上的重要发展之一。二是扭转了宋、元以来唯“道”是尊,轻文贱艺的衰颓文风,恢复并振兴了古文传统。注重师法唐、宋,同时博取先秦、两汉、六朝,拓宽了古文创作的途径,增强了散文的艺术表现力。三是晚明小品文的产生:它突破了正宗古文的传统,使古老的文体出现了新的生机及气象。
中国传统古文的发展到了中唐、北宋,已进入其辉煌的顶峰,“唐宋八大家”正代表它伟大的成就。
南宋以后,程、朱理学统治了思想文化界,重道轻文,视辞章为末技的观念弥漫文坛。许多作品呈现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内容陈腐,质木无文,又模仿语录体的腔调,读来令人生厌。而明代散文的发展,正好把散文创作从宋、元古文的死胡同中解放出来,重新使传统的古文闪耀出艺术的光辉,就成了明代散文的重要责任了。
二、著名的散文作家及其作品、风格介绍
明代著名的散文家,以宋濂、刘基、高启、方孝儒等人为代表。他们携带著一股清新刚劲的文风。他们大部份从事创作于元末,多起于民间或下层官吏,亲身感受过民生的疾苦、社会的疮痍,抱有匡时济世的理想,并且学识渊博,善著文章。
虽然在学术思想上仍为脱离宋、元理学的轨辙,但由于他们有着较深厚的生活基础,故能超越理学的束缚,写出反应时代精神的作品。这些作品或感叹人生变故,或渴求天下治安,或记叙高人奇事,或探索兴衰之道,将元明之际的社会生活毕现其中。其文风苍劲悲凉,闳深雄丽。以下便分别介绍之。
(一)宋濂:字景濂,号潜溪。宋氏诗文,有宋学士全集,他的文章雍雍大度,鱼鱼雅雅,自有一番开国文臣的气象。在当时文名极盛。宋濂积学深厚,精熟文理,兼擅诸体,而以传记最为出色。他善用不同的手法表现人物,能够抓住人物富有特征的细节,寥寥数笔,刻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来,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
另一篇名作《送东阳马生序》,写出了他早年不畏艰辛,刻苦从师就学的精神,影响很大。另一些写景状物的文章如《桃花涧修契诗序》、《环翠亭记》、《春松庵记》也写得相当生动,简洁有力。但有些作品出于应酬,颇伤繁冗,又实开台阁体之先河。
(二)刘基:精通经史、兵法、术数、洞悉世情物理,为文雄奇瑰丽,洗炼明畅,风格道劲,特别擅长运用寓言形式。杂文集《郁离子》以寓言说理讽世,欲“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而其《松风阁记》、《苦斋记》、《活水源记》诸篇,清奇峻拔,可谓记中精品。《卖柑者言》议论犀利,语言形象脍炙人口。
三、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
前七子如李梦阳、何景明等开始对台阁体发起批判。
他们对于儒术道学表示怀疑,很有离经叛道之嫌,其文学观点亦悖于道学陈调。他们重视文章之美,讲究文章技巧,要求“形神具出”、文情并茂。他们主张学习古文不必“近取唐、宋”,而应“直逼秦、汉”,这不仅是因为秦、汉文章雄丽,风格多样,还因先秦时代思想活跃,学术自由。而对于南宋以来纤弱、枯质、单一的格调和迷信程、朱,死守道统的风气坚决鄙弃。这实质上是一场在“文必秦、汉”的复古旗帜下所进行的文学革新运动。不过,“前七子”在创作上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模拟蹈袭之病。他们学习古人往往生吞活剥,而乏陶冶熔铸之功,使散文流于古怪生涩。
“后七子”跟随前七子的脚步,继续鼓吹复古之风。他们大力煽扬弘治以来的尚文之风,巩固前七子的阵地,也加重了模拟艰涩的弊病。
“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是为了挽救“正统文学”的危机而兴起,其摧毁台阁体,扭转文坛风气的功绩不容抹煞,但其盲目摹古却又给散文创作带来了新的危机。因此其后便有“唐宋派”起来加以矫正。
四、唐宋派
他们推崇并学习唐、宋,对于复古派的模拟之风给予尖锐的揭露和批评。针对复古派为文聱牙拮屈之弊,“唐宋派”提出了“文从字顺”的要求。其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由于唐宋派所提倡的思想陈腐落后,缺乏力量,所以最终不能成为反对复古派的一个反对者。重道而不轻文,讲求文章作法是一大特色。其宗旨是要把当时的散文创作纳入文道并重、文辞畅达的唐、宋古文的轨道。
创作方面,以归有光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一些怀旧思亲文章,如《项脊轩志》、《思子亭记》、《寒花葬志》等,较少道学家气味,情致绵绵,悲音袅袅,感人至深。他的文章善于捕捉生动典型的细节,寥寥数笔即令人难忘。其语言平淡朴素,不事雕琢,而意蕴悠深。但遗憾的是其文集中充斥着大量的表彰孝子节妇的文章及寿序墓铭之类的内容。王慎中的名篇《海上平寇记》气势磅礴,声色俱佳。唐顺之的《竹溪记》、《胡贸棺记》、《入蜀稿序》等也都是情理并至。
五、李贽
在文学上,提倡保持童心的纯真,才能写出天地间的至文。他又认为,天下之至文,绝不在于字句、结构等形式上的追求,而是作家“蓄极积久,势不能遏”,自然而然,不得不然所致。
因为此种进步的文学观,因此他的散文摆脱传统古文的格局,有着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议论大胆,见识过人。尖锐泼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他的文章中,对道学家的批评尤为强烈,文字犀利痛快,富于鼓励性,长于分析,时有警语。如《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全文短小如匕首,尖锐如投枪,实为不可多得的杂文佳作。晚明优美的小品文在李贽手中已初试锋芒,头角展露。李贽对于晚明文学的奠基实功不可没。jjD中国散文网
六、公安派jjD中国散文网
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其文学理论为“性灵说”,要求创作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性灵说强调文章的真率天成和自然趣味,后人受李贽影响甚巨。
他们的散文风格自然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流利洁净,为其特点。明末小品文便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得到长足的发展,势成鼎盛。之后的“竟陵派”继承“公安派”的革新精神,提倡独抒性灵,反对模拟剽窃,又提倡含蓄蕴藉,锤炼剪裁,以矫正“公安派”率易刻露之病,遂变公安清俊流丽之体而为“幽深孤峭”之调。“竟陵派”重视作家创作的深度与厚度,但又偏重在形式上追求幽曲新奇,仍未免肤浅僻涩之病。
此后,小品文仍继续发展,而同时,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利益冲突与民族问题的激化,实用之学和经世之文日益受到重视,复古之风再起,小品散文也开始向正宗古文复归。
七、张岱
明、清之际的张岱可谓是一位小品文集大成者。
他吸收了晚明诸家特别是“公安派”和“竟陵派”的长处,矫正了小品文在发展过程中的流弊,以深厚救浅薄,以严谨救率易,以明快救僻涩,把小品文发展到了一个相当完美的境地。他的文章题材较广,凡风景名胜,世情风习,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无所不载。这些文章记录了他的实际生活,也反映了明末现实生活的某些侧面。如《西湖七月半》记游人情态,描摹尽致;《湖心亭看雪》写西湖雪景,以诗为文,情趣盎然。
晚明的性灵小品与当时文人的时代感受,心性体认、文学观念与处事态度密切结合,可视为晚明时代精神的标志。其中所透露的处事观念,可归纳出三大要项:採退离态度,好尚山居闲情,以心冥境。
具体的生活安排上,家居则流连艺文,赏玩器物,外出则寻山问水,访木探石,充满悠闲的乐趣与美感。对于人世的观察则可从三方面见其特色:强调个人的真意深情,以诙谐态度省视人世,重新诠解历史人物。这便是晚明性灵小品文的主要内容及思想了。
八、对后代的影响
面对明末的社会现实,古文家们怀着匡时济世的抱负和亡国易代的悲痛,奋发挥毫,感时而作。一时之间,文坛上名手四起,雄文如林。当时的散文风格,多的是正气凛然之作。明代近三百年来的散文创作,就在明末国破家亡,异族入主的情形之下,悲壮的结束了。明朝的遗民孤臣在清初文学创作上,便继续着雄健高迈,慷慨激昂的散文风格,直到另一种散文革新出现。(来源:中国散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