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春博士 刘晓春:鄂伦春族第一个博士在北京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6号办公楼在假日里格外寂静,这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办公楼已经拥有50多年的历史。在这座正待全面翻修的十足沧桑的大楼里,常有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士,独自在简陋的办公室里乐在其中地沉思一整天,晚上再静静地离开。她就是鄂伦春族第一位博士,刘晓春。
刘晓春拥有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只要醒着,大脑就会不自觉地思考起来:近期计划、研究进度、出行憧憬、随见随感……很多时候,她喜欢独处,一整天不说话,连走路也不会关注一下周遭的环境。在这个熙熙攘攘的都市,她用不断的思考构建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美丽空间。正因如此,尽管众多荣誉在身,她依然能够用自己的沉稳节奏过自己的日子。
刘晓春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民族乡,那里紧邻中俄边境线,是个“春看达子香花红胜烈火,夏观绿色林海浩瀚无边,秋望漫山遍野红叶凝丹,冬赏白雪皑皑纯净天地”的美丽地方。从小就得到了大自然无比恩惠的刘晓春,直到今天仍保持着一颗童心,用她的话讲,她是个心理年龄仍是25岁,会幻想、会心潮澎湃的“精神层面的理想主义者”。
刘晓春从小在幻想中长大。在她的童年记忆里,上世纪60年代末,新生乡还有不少没有返乡的上海知识青年。他们把当时中国最具时代感的见识带到了这个边境线上的偏僻村庄。上海、北京、长江、长城、火车、飞机甚至电视机……这些名词从他们口中说出,就成了村里孩子们心里的幻想。那时鄂伦春族的男人们还在上山打猎,女孩们都会跟着母亲学剪纸、桦树皮手工艺等,城市里的生活到底啥样,刘晓春幻想过许多次。
高中时,刘晓春的姐姐已经成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成了刘晓春心里见多识广的万事通。每次放假回来,姐姐都会跟她讲北京多么大呀,学校里有多少个民族的学生啊,天安门多雄伟啊……刘晓春开始了对首都的幻想,姐姐也成了她心中的榜样。1982年,刘晓春如愿来到北京,在中央民族大学读预科,次年成为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
从学士到博士是个曲折的历程
18岁的刘晓春第一次坐上火车,来到了北京。她从没到过这么大的城市,北京的繁华让她感到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唱了多少年“我爱北京天安门”,终于看到了真的天安门,她觉得既新鲜又兴奋。但在北京的日子转瞬即逝,毕业后,刘晓春被分配到哈尔滨——黑龙江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成为一名政治经济学教员,而且一待就是5年。
天生好学又勤奋的刘晓春渐渐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北京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在哈尔滨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基础课老师,多少年如一日地教那已经倒背如流的教科书,这样的生活完全不能让她感到存在的意义。于是她决定考研,回到让她魂牵梦绕的北京。
1989年,刘晓春初次尝试考研失败,然而这并没有动摇她的决心。1992年,刘晓春准备再次进军考场时,单位却坚决不肯放人。倔犟的刘晓春跑到院长办公室静坐,一心要离开的她最后还是争取到了考试机会,成为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经济学系的研究生。
“那种平静却看不到未来的生活不适合我。”刘晓春是个愿意冒险,勇于追求的人。但是当她迈上人生的另一个制高点时,生活的艰辛让她的成就感备受挫伤。她之前的工资很低,刚上班时一个月只有74元,工作了5年也没能有什么积蓄。研究生期间她常常要四处给学生讲课,就为赚那每小时5元的讲课费。辛苦一学期,最后也就能赚400多元。
刘晓春说:“有一次我就剩了5毛钱,到食堂就开始琢磨怎么搭配才能吃得更饱。转了半天买了5个饺子的饭票,最后还是没吃饱。”尽管如此,刘晓春不愿意跟家里开口,虽然家里并不缺钱,但她觉得上了这么多年学家里对自己已经仁至义尽了。研究经济学的她很想赶紧出去赚点钱,孝敬父母。
就在快要毕业的时候,当时的导师找到她,问她:“想读博士吗?”刘晓春很老实地说:“不想。”导师问起原委,她也如实说:“经济上太困难了。”导师最后对她说:“我希望你读博士,给你两天时间考虑一下,如果你想读,我会尽量帮你实现这个愿望。”
这句话打破了刘晓春心里的平静。1995年前后,读博士的人还不多,但强烈的自尊心让她急切地想要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接下来的两天,她心里很纠结。她打电话给父亲和姐姐,让她意外的是全家人都非常支持。她记得父亲对她说:“我们人口这么少的民族,能出一个博士,这对鄂伦春族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所以这个博士你必须得读,为了我们家庭的光荣和民族的光荣。家里不需要你赚钱,你读博士要是缺钱的话家里管,你专心读书就行了。”
刘晓春的父亲一直是乡里的党委书记,虽然没有读过书也不认识汉字,但头脑灵活的他非常开明。他觉得年轻人一定得读书,没有文化很难在社会立足。有了家人的支持,刘晓春觉得自己突然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民族使命感。她找到导师,表示她已下定决心攻读博士。“导师当时特别高兴,觉得没有看错人。后来他推荐了我,我被保送了。我的导师施正一帮我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梦想。”
刘晓春读博士的消息轰动了全国,甚至国外很多与鄂伦春族有血脉关系的民族也都在媒体上报道了她的事迹。刘晓春出名了,她成了家乡人的榜样,鄂伦春族的“英雄”。
“我不只是鄂伦春族的博士”
刘晓春说如果没有国家对人口较少民族的一些特殊政策,她可能很难读上博士。因此她不只是自己民族的博士,更是国家培养的博士,是我国各个少数民族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一个实例。自从成为博士之后,她一直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她觉得既然自己是56个民族团结进步的象征,就有责任通过学术上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各民族更加和谐进步作贡献。
“个人的发展一定要和国家大局联系起来才有价值,不然这个博士读的没有用。”刘晓春介绍说,自己所从事的民族经济学,是1979年之后明确提出的,它研究的就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由于我国的经济运行重心一直是在东部地区,学术上也大量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很多发展模式套用到少数民族地区就会出现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
“我们有56个民族,他们所持的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山地文化各有不同,随着经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就凸现出来了。”
刘晓春认为过去我国的经济学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是很薄弱的,现在的经济指数统计指标单一,把当地的文化、生态等很多东西都忽视和掩盖了,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的实际情况,在我国这样的多样生态多样文化的国家,这种研究和发展的模式会出现问题。
而她的研究除了涉及我国西部地区,还涉及到东北亚地区跨境民族经济发展问题。总的来说,她就是从民族文化视角研究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完善用于特殊文化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除此之外,她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民族。
刘晓春说:“考硕士的时候我主要考虑的是完善自己,而读博士的时候更多的是为了我的民族,我们需要自己民族的博士。”她先后出版了三部关于鄂伦春族民间文化、历史及社会经济情况的书。她感到鄂伦春族还没有真正富裕起来,文化却先面临消亡了,怎么能让鄂伦春族发展得更好,同时也留住自己的文化,是刘晓春经常思考的另一个问题。
“我上了21年学,”刘晓春说,“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读博士不太值,因为学经济学的要是当时早点出去赚钱,可能现在不止是个百万富翁了。但我不这么认为。读书不只是为了将来赚大钱有好工作,它能给人一种智慧,能明理,能帮你实现你的理想,让你产生很多想法,不会成为思想上的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