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说我是一条狗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马相伯
马相伯(1840-1939),原名建常,后改名良,字相伯,晚号华封老人,原籍江苏丹阳,1840年4月生于丹徒。父亲马岳熊是教师兼医师的“儒医”。马相伯幼年入塾,11岁时,便瞒着父母,独自跑到上海,进了法国人办的天主教会学校-依纳爵公学(后改名徐汇公学)读书。
在徐汇公学普通科学习期间,马相伯学会了拉丁文和法文,同时学习了数学、天文学等所谓西学,深受意大利籍校长晁德莅的赏识。
1862年,马相伯入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小修院,受所谓“神修”训练。
两年期满后,他在耶稣会研究中国文学和拉丁文学,后又入大修院学习哲学和神学。1867年,他开始正式攻读神学,并于1870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经教会授职为神父,成为耶稣会教士。
1871年,马相伯奉耶稣会之命,先后到南京、徐州等地传教。从1872年起,他调任徐汇公学校长兼管教务。教学之余,他仍研究哲学及数理科学,译书百余卷。1875年,教会指定马相伯专门研究天文、数学。
翌年,又调他到南京任编辑,翻译数理书籍。马相伯因与当地教会外国传教士发生矛盾,不久便不辞而别,回到上海。自此,马相伯暂时脱离耶稣会,但并没脱离天主教。后经人介绍,到山东藩司余紫垣处掌理文案。1877年,余兼署山东巡抚,委马相伯接任潍县机械局的差事。次年,马相伯又奉李鸿章命调查山东矿务。
1881年,马相伯随驻日公使黎庶昌赴日本任使馆参赞,旋改任驻神户领事。同年秋,马相伯为兄病回国,拜见了也在南京的李鸿章,并随李到天津办事。不久,朝鲜政府向李鸿章要求推荐办理新政人才,李即派马相伯前往协助。
1882年秋,马相伯到朝鲜帮助朝鲜编练新军,后因朝鲜发生政变被迫回国。1884年,李鸿章委派马相伯的弟弟马建忠任招商局总办,同时派马相伯到全国各埠调查招商局财产、账目。
马相伯从天津动身,经烟台、上海、汉口、厦门而至广州,进行调查,并在调查基础上提出改革招商局的建议,趁机劝李向美国资本家借款,开设银行。随后,马相伯被李派往美国接洽借款。但由于清政府内顽固派与洋务派官僚之间的矛盾,李鸿章遭到攻击,筹办银行之事流产。马相伯离美赴欧,在英、法等国游览,曾到罗马晋见教皇。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马相伯深受刺激,对清政府表示失望,开始与维新志士接近。1898年,梁启超通过法国公使,请马相伯主持筹设译学馆,但由于政变发生而成泡影。次年,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作为幕宾的马相伯离京回沪,重度书斋生活,与其弟合著《马氏文通》,后以其弟之名出版。
马相伯回沪后,开始脱离宦海,转向文教界活动。他除主持徐家汇天文台事外,仍从事译著学术和宗教书籍。他认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因此积极筹划创办一所新式大学。
他联合同道借耶稣会之助,着手筹办震旦学院,企图实现其“教育富国”的理想。1903年2月,震旦学院正式成立,马相伯自任监院,监院下,除设一总干事与会计外,其余各项行政由学生自己管理。
他规定学院的宗旨是: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谈教理。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独立,进行启发式教学;在课程设置上,他把外国语列为必修课,以西方名著作为课本,着重培养译学人才。
为创办震旦学院,马相伯几乎献尽了他的家资。但他这种毁家兴学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做法,与控制震旦产权的法国天主教会发生了矛盾。1905年,担任讲座的外籍教士趁马相伯养病之际,改变办校方针,学生大哗,相率离校。
马相伯招集离校学生,并与熊师复、袁观澜等商议另创新校,得两江总督周馥赞助,新校定名为“复旦”,于是年秋开学。马相伯被推为校长,李登辉主教务,逐步打下了复旦大学的基础。
1906年,马相伯应周馥之聘,到南京讲演,鼓吹君主立宪。1907年12月,他应梁启超之请,参加立宪派组织政闻社,任总务员。1909年,马相伯被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
中华民国成立后,马相伯被任命为南京府尹,不久又出任江苏省代理都督兼外交司长,后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请,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12年底,马相伯受到袁世凯的“青睐”,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出任总统府高级顾问。马相伯在此后留居北京四年中,历任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这期间,他与天主教上层分子英敛之发起辅仁学社,召集生徒,讲授经史百家之学,此即辅仁大学之前身。
当袁世凯进行帝制活动,袁家党徒及孔教会分子准备在起草的宪法中规定尊孔教为国教时,马相伯以“信教自由”为理由,加以反对。1916年,他曾与雍剑秋发起“信教自由会”;同时,他在所写的《保持约法上人民自由权》及为教会代拟的五篇请愿书中,驳斥了定孔教为国教。后来,鉴于袁世凯复辟帝制不得人心,马相伯化装离京,回到上海隐居。
1918年,马相伯发表《民国民照心镜》,表达了立宪共和的思想。此后,他虽然担任过江苏财产交代核算委员会会长、中国科学社董事、上海天主教办的《天民报》总主笔等职务,但已年老体弱,多是挂名虚衔。
1926年,上海天主教会创办《天民报》,聘请马相伯任总主笔,他亲自撰写了长达2万多字的发刊词,随后还撰写了一些有关宗教和政治方面的文章。
同年,马相伯将旧稿《致知浅说》整理后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在上海积极参加救国工作,坚决主张对内团结,对外抗战,被尊为爱国老人。10月23日,马相伯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为日祸敬告国人书》,号召“国民各抱决心,痛改前非,自赎自救,群策群力,共赴国难”。
随后,他发表了很多抗日言论,呼吁“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曾提出《国难人民自救建议》和《实施民治促进宪政以纾国难案》,并发起中国民治促进会、江苏国难会和不忍人会,主张抵制日货,号召为抗日将士劝募义勇捐。
1934年4月20日,马相伯与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人一起,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上签名,提出了“全国武装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等六项主张。
1936年11月,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被捕后,马相伯与宋庆龄等人发表宣言,要求立即释放这七位爱国领袖,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营救活动。“七君子”出狱后,立即赴马相伯住处合影留念。在这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照片上,沈钧儒亲笔题写“唯公马首是瞻”,表明了马相伯在全国知识界的突出地位和崇高声望。
马相伯虽然主张抗日救国,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但对国民政府始终抱有幻想。1936年蒋介石50岁生日时,马相伯亲书寿字,为蒋祝贺。蒋介石为借重马相伯在社会各界的“声誉”,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委员。
1937年抗战爆发后,98岁高龄的马相伯发表了“钢铁政策”的广播演讲,唤起国人誓死抵抗。上海沦陷后,马相伯经武汉、长沙,移居广西桂林风洞山。1938年11月,他的学生于右任又请他移居昆明。
马相伯在赴昆明途中,因病留居越南谅山。1939年4月,马相伯年满百岁,国民政府特颁令“褒奖”,并在各大城市为他举行遥祝百龄大会,罗马教皇也派于斌向他颁送“圣像”。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在越南谅山病逝。他的著作大部分收在《马相伯文集》里。(苏会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