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七擒孟获哪一集 仁义有时也坏事: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副作用"
三国时代基本上是旷日持久的“内战”时代,在对外作战方面,鲜有“传奇”。
但鲜者,并非无有,只是少见,东汉末期乃至三国近一个世纪,中原之外患并未停息,从北到南均有“夷犯”,令三国部队不得不腾出空来,对外征战。其中最著名的战例有两起,一是曹操北征乌桓,二是诸葛亮南征孟获。
后人在评价这两起“外战”时,大多“爱憎分明”。对曹操北征乌桓,贬者居多;对诸葛亮南征孟获,赞誉一片。
当然,一起征战,均有利弊得失、正反面两方作用。三国这两起“外战”中,诸葛亮南征的“闪光点”名载史册。那就是以“攻心”为上、“七擒孟获”的传奇。
这场外战史书多有记载,“七擒孟获”的传奇大多得到公认。传奇不是传说,有一定的史实依据。正面评价,“七擒孟获”是儒家文化“仁者无敌”的延伸与升华。这也是最能体现诸葛亮具备“正统汉才”的战例,诸葛亮的“正统汉才”,吸取了先秦两汉以来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刑治”思想,治军偏重于法,理政则偏重于儒,但其核心思想仍为儒家思想。
面对周边甚多少数民族地区,诸葛亮提出了他“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对策,体现了“汉才”的宽仁。这对于收服“南夷”的人心,无疑起到了正面作用。彝族首领孟获最终对诸葛亮的“汉才”感佩不已,那里不仅有“智勇”,更有“仁义”。
然而,后人在总结“诸葛亮式的外战”成功经验同时,往往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诸葛亮式外战”既有长效的正面影响,也有一个长效“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是“疾在腠里”,只是不经细观,不易察觉。
诸葛亮南征,又称南中平定战,主要征战对象是南方彝族叛军,由于战争发生在先帝刘备夷陵大败、蜀军元气大伤之际,所以南征军力有限,总兵力大约在3万人。
战役结束后,蜀军“不留兵,不运粮”,孟获“因祸得福”,被正式授予官府要职——御史中丞,诸葛亮不留兵,是想“净身出户”地走出南中,但是,他还是留下了“非物质遗产”,这个遗产就是——“因夷而贵”、“因犯而养”的范例。
诸葛亮“夷人治夷”,对拉拢当地人心是有好处的,但震慑力却大打折扣,尤其是对于犯汉的外族虽然不是一场大战役,但毕竟派出了3万军人,血淋淋的战争,变成了“捉放游戏”,没人计算这场“游戏”中川军死了多少人,但是七场厮杀,连野兽大象都上阵了,不可能是“兵不血刃”的虚拟战争。川军的生命,如此无辜,自己队伍的人命如此不值钱,就为了陪孟获玩?夷人不该为此付出代价吗?恩有了,德发扬光大了,但威何在?
至此,“诸葛亮式外战”的两个副作用暴露明显:一是德有余,威不足。二是夷敌优待。它发出的是“犯境夷狄,反得优待”的信号,这种模式成为传统,就会长效作用,把“夷”惯坏。
事实也确实如此。“诸葛亮式外战”其实是自汉以来,受到儒家洗礼的中国军队,确立的对外征战的一个基调,“怀柔远人”、“尚德抑武”之经,为对外征战的汉军的牙齿装上了“牙套”,“自律”了大国手脚。
儒家文化“仁、义、礼”,强调大国要对小国施之以礼,不欺压和威胁小国的生存。因而皇帝往往推崇“怀柔远人”“尚德抑武”的精神,以道德感化外邦,来表达自己仁慈的胸怀。“统而不治”、“抚而不治”是为常用手段。中国君主推行德化外交,以求得藩国的对宗主国的感化,从而实现大同理想。
但是,这种手段基本上是感化的产物,夷狄不会感激大于恐惧,没有“治”上的介入,夷狄部落也不会真正与中国融为一体。
可以想见,如果诸葛亮征战的是北方游牧部落,无论怎样感化,是很难“喂饱”对方的。到头来,得到的,很可能是“东郭先生”的下场。
诸葛亮南征之后,孟获不再反,不排除是感化的原因,但更不可排除的,是利益的换算,小小部落首领,享受着蜀汉“大国”的“贡奉”,比抢来得还容易,还香甜,优哉游哉,何乐而不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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