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司徒雷登 别了 司徒雷登前后
历史上的今天,1949年5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黄华进行了会晤。4月21日,解放军横渡长江。当时,国民党政权机构早已迁往广州,美国大使馆仍然留在南京似要等待中共。24日,南京解放,司徒雷登耐心等待着与中共接触的机会。
当得知昔日燕京大学(司徒雷登长期任校务长)的学生黄华担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后,司徒雷登立即派秘书傅泾波于5月6日前往拜访。13日晚,司徒雷登与黄华第一次会晤,气氛融洽。司徒雷登表示希望中国统一、和平、民主。黄华表示,愿意见到美国承认中共政府,中国需要和外国建立商务及其他关系。司徒雷登则强调,若想获得美国承认,中共必须遵守现行条约。
别了之前:
风卷残云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这一白皮书的全称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关于1944~1949年时期》,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建议编写的。另外,艾奇逊还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题为《美中关系概要》的长信,与白皮书一起发表。杜鲁门总统为白皮书的发表,写了这样的声明:“此时发表这份坦率和翔实的报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我们对中国和整个远东政策将以有情报根据和明智的舆论为基础。”
白皮书的发表,引发了毛泽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一场激烈的论战。其实,这场论战,或迟或早总要发生的,白皮书只是成了导火线罢了。在国共之间,虽说美国人多次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实际上美国政府是蒋介石的后台。蒋介石的惨败,诚如艾奇逊所言:“现在已经很清楚大陆上的国民党政权已经接近垮台了,今后美国必将不再支持大陆上的政权。”艾奇逊所说的“大陆上的政权”,不言而喻,指的是中共政权。
虽说美国政府和中共的决裂乃是意料之中,然而,美国政府和中共之间在蒋介石政权即将垮台之际,却有过一番秘密谈判。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有那么几句令人玩味的话:“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
1945年11月,当赫尔利辞去美国驻华大使之职时,美国政府曾准备委任魏德曼为驻华大使。魏德曼明显地倾向于蒋介石。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在重庆见到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时,说道:“魏德曼将军与蒋介石关系极为密切。让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中国不仅无法实现联合政府,而且内战将是不可避免的。”马歇尔当即问周恩来:“你以为谁是美国驻华大使最合适的人选?”周恩来敏捷地回答为司徒雷登。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后,司徒雷登派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在南京城里打探着消息。1949年4月28日,一位重要人物从北平乘火车南下,到达南京,使司徒雷登喜出望外。
此人名叫黄华,受周恩来的委派,出任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处长。周恩来派黄华来南京,是考虑到南京原是国民政府首都,有着众多的外国大使馆,有着许多涉外事务需要处理。司徒雷登对于黄华的到来深为欣慰,是因为黄华肄业于燕京大学,是他的学生,又是傅泾波的同班同学。
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其本意就是为了试探与中共秘密谈判,而黄华与他以及傅泾波有这样熟悉的关系,自然很有利于谈判。于是,就在黄华抵达南京不久,5月6日,司徒雷登就派傅泾波前去拜访了黄华,表示司徒雷登愿与黄华就美国政府和中共的关系进行秘密会谈。
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去拜访司徒雷登,进行了秘密会谈。司徒雷登表示,在中共新政权成立时,美国可以考虑予以承认,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中共必须按照国际公认的惯例,尊重国家之间的条约;二是中共建立的新政权,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
黄华则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如果愿与新中国建立新关系,首先的条件是不干涉中国内政。黄华提及,美国驻青岛的军舰、陆战队,必须尽快撤走。
在这次会谈后一星期,驻青岛的美军果真撤走了。不久,傅泾波来见黄华,说司徒雷登要和他一起飞美一次,向美国政府请示有关问题。6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南京市委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允许司徒雷登及傅泾波赴美的指示》,指出“可同意司徒带傅泾波飞美,当其提出申请并完成手续后,即予许可,并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发给傅泾波以个人名义的出国护照。在司徒赴沪前,黄华可与之见面一次”。
中共中央的电报,还就黄华的谈话内容作了指示:“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该再与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
黄华接到中共中央电报三天后——6月6日,在南京军管会外事处约见了司徒雷登和傅泾波,转告了中共中央的意见。黄华又一次强调,美国政府如果要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前提是美国政府必须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外交关系,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
司徒雷登则不愿正面作出答复。秘密会谈的气氛虽说客客气气,但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司徒雷登回去后,改变了主意,不急于回国请示。6月8日,他又派傅泾波去见黄华,询问司徒雷登在返美之前,可否去一趟北平,以便直接了解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意见。傅泾波问及黄华是否跟周恩来有着联系。黄华当即明白,司徒雷登想去北平拜会周恩来。
黄华迅即电告中共中央。北平表示,既然美军果真从青岛撤退,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政策有所松动,而且司徒雷登也还是做了好事,让司徒雷登来北平有好处。但是,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政府驻华大使,他以这样的身份来北平,自然不便。于是,中共中央建议司徒雷登以私人身份前来北平。
也就在这时,中共中央电报中提及的“新政协”,于6月15日召开了筹备会。
6月28日,黄华前往司徒雷登住处,转告他,周恩来欢迎他去北平燕京大学,也欢迎在北平跟他会晤。
司徒雷登急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7月1日,艾奇逊电复司徒雷登:“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关上了与中共谈判的大门。于是,司徒雷登不得不结束了他的使命,告别生活了50年之久的中国,于8月2日和傅泾波一起起程返回美国。接着,8月5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美中关系白皮书》。于是,8月10日起,毛泽东开始接二连三地抨击白皮书。毛泽东在8月18日,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艾奇逊嘱他要避开新闻记者,免谈中美关系。 (叶永烈)
别了之后:
许多无奈
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处于中国局势最复杂的关键性年代,与中国建交的各国政府,在1949年夏秋之季,如何处此变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命令它的大使馆跟随国民党南京政府迁往广州,这种关键时刻,中共的老大哥苏联,不仅不支持中共,反而站在国民政府一边;而提供美援和武器给国民党军队的美国,却显得踟蹰,美国大使馆却在南京安然不动。
照理,美国大使馆应当跟随国民政府迁往临时首都广州,这不仅是一种外交行为,而且显示一种道义支持。当时,北大西洋组织成员国和所有其他国家,都唯美国马首是瞻,因此依然驻在南京,静静等待其变。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出于司徒雷登建议,经过美国国务院批准。
国共开战之初,苏是不支持中共的。随着战争的转折,苏联开始支持中共,为何?因为中共胜利有望。如果苏联仍然隔岸观火,他会失去对中国的影响力。而这时美国放弃了对蒋的支持,因为美国已经清楚地看到,再支持蒋,只是用钱打水漂,顶多使中国内战多拖上两年。但斯大林仍然建议中国“划江而治”,实际希望中国变为第二个朝鲜半岛。
但是,毛泽东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建议,这使美国看到了中苏之间的裂痕,这应是司徒雷登留下的根本原因。
这个很有意味的外交信号,出乎中共领导层的预料,很快作出一系列积极反映。随后就有黄华的南京之行。
紧接着,中共方面作出另一个重要的友好举动,司徒雷登访问上海17天后,黄华于1949年6月28日再次去美国大使馆,拜访司徒雷登,向他发出毛泽东等人的邀请:如果司徒雷登先生愿意北上访问燕京大学,毛泽东、周恩来将欢迎他的到来。如果司徒雷登先生愿意北上访问,所有的铁路都可以供他使用,如果他愿意乘自己的飞机,也没有问题。而且,毛泽东这样表示,司徒雷登会被视为中共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对于毛泽东的邀请,司徒雷登不能立刻作出答复。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有这么一个机会与中共高层做一次接触,他自然是乐意的,他的中国助手甚至要他先斩后奏,在上飞机时打电报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报告。这一建议被司徒雷登否定了。
他必须谨慎行事。6月30日,司徒雷登发电请示国务院。7月2日国务院回电,不同意他的北平之行。美国政府这一态度,是国务院中多数人的立场,他们对共产党势力,持有很深的怀疑态度,宁愿暂时观望,保持距离。特别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及其领事馆人员被中共军队扣押一事,使美国舆论甚为愤怒。
毛泽东的邀请被美方拒绝,在情绪上引起了重大波动。当年年底,他率领庞大的中共代表团奔赴莫斯科,最终与斯大林签订了几个协定。
如果司徒雷登留下了,中共的反应有两个:一是和他说再见,二是和他去接触。
先说如果和司徒雷登接触会是什么样子。美国是中共敌人的后台,和美国接触,一是全面倒向美国,二是美苏之间骑墙。所以只要中共和司徒雷登接触,就说明中国要全面倒向美国,其代价是做蒋介石第二。这个第二是否能做成?首先中共如何能做到意识形态180度大转弯?
于是,有了《别了,司徒雷登》。从那时起,历史迫使中国采取一边倒的策略,新中国不得不实行的策略。同时,失去中国的美国同时也失去了亚洲利益,后来的朝鲜战争,是美国找回新平衡点的努力。 (赵彦峰 法立新)
司徒雷登简历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
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1952年,司徒雷登辞去了有名无实的驻华大使之职,埋头于写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于1954年出版。1962年,司徒雷登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寓所,终年86岁。
2008年11月18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