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是谁 司徒雷登旧藏 德师簋铭文真伪考辨
西泠印社 2017 年秋季拍卖会“中国历代青铜器专场”中有一件珍贵的拍品——德师盂,系民国时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旧藏。青铜盂平唇口沿,深腹,近底内敛,下有高圈足外撇。颈部有高浮雕龙首,双角折卷,占整个头部一半。
两目呈“臣”字形,嘴部简化。以龙首为中心,对称分布浮雕爬行龙纹,头部相对,上顶尖角,下有一小足。背部弓起,尾部岔分两向,其一前勾卷曲,另一蜿蜒至地复又内卷。腹部装饰百乳雷纹,亦称斜方格雷乳纹,鼎、簋和罍的腹部常以之为主要纹饰。
图案呈斜方格,每一格边缘作云雷纹,中间有一乳突。百乳雷纹盛行于商代中期、晚期直到西周早期。商代的乳突圆润平坦,西周的则长而尖锐。高圈足上装饰三组对称的爬行龙纹,造型与颈部相同,只是没有高浮雕龙首。
盂纹饰较浅,显然经历了大范围的除锈,器身变得纤薄。光亮的皮壳,当是烫蜡所致。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中记载: “干嘉以前出土之器,磨砻光泽,外敷以蜡。”此法可使青铜器更好的保存,流程是将古铜器先行清洗,用酸梅膏糊清除铜锈,后用兽皮打磨表面,抛光以后涂蜡保护。而盂的底部,保留了原始的锈色,层次丰富,沁没入骨。这种部分清理的现象,见于晚清民国时期。
拍卖图录《司徒雷登旧物——青铜德师盂小析》认为这件铜器是盂,青铜盂为大型盛饭器,兼可盛水盛冰,一般为侈口深腹圈足,有兽首耳或附耳,少量无耳。相对其他器物,盂存世量较少。有些大型盂自铭为“饪盂”,由此可知其主要用途是盛放熟饭,可能与簋配合使用,簋中饭取自盂中。
盂最早出现在商代晚期前段,妇好墓即有发现,流行于西周,春秋时期尚有所见。商晚期有部分无耳簋与盂相似,但体量较小。西周中期有类小型的盂,即自铭为“簋”,足见两者的差别在于大小。
此件容量远较簋为大,因此《司徒雷登旧物——青铜德师盂小析》认为定名为“盂”更为准确。但我认为这件铜器当是典型的带有斜方格低乳钉的无耳盆式簋,属于世民等先生在《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簋里所分的 I 型 1 式,按照铜器命名的惯例,当称之为“德师簋”。
从整体的形制和纹饰来说,它最接近宝鸡石鼓山三号墓所出的盆式簋。石鼓山三号墓所出的盆式簋时代属于商末周初,这种形制和纹饰的簋是商末周初典型的器形,所以这件德师簋的相对年代也应该属于商末周初。
石鼓山周墓 2012—2014 年,在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所在的石鼓山上,发现一处西周早期高等级贵族墓地,四座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青铜器,为研究西周早期青铜器的形制特点、商末周初宝鸡市区贵族采邑和政治地理格局提供了重要依据,是近年商周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
下面再看簋的铭文。铭文在其内底,计两行十五字,图录说明释为“隹王八月,德师易三十贝,用乍宝尊彝”。《司徒雷登旧物——青铜德师盂小析》认为腹内铭文亦经人剔刻,导致部分字迹有失原味,却也从侧面反映了此物重见天日的大致年代。
铭文所体现的金文,带有晚清书法特点。陈介祺在《传古别录》中曾言:“刀剔最劣,既有刀痕而失浑古,其损字之原边为尤甚,全失古人之真,而改为今人心中所有之字,今人手中所写之字矣。”因此,这种剔刻佐证了青铜盂大抵在晚清民国时期出土。
我认为德师簋铭文值得怀疑,首先这种商末周初时期的盆式簋通常没有铭文,即使有铭文,也常常是一个族徽或族徽加日名,没有超过十个字的。再从字体来看,商末周初时期的金文笔划肥硕,多波磔,整体布局错落有致,金文横竖行排列不是很整齐,德师簋铭文笔划较细,笔划没有肥笔的特点,横竖排列整齐,是西周中期才有的特点。
仔细查看德师簋铭文中的每一个字,字体拙劣,字口较浅,一望即可知其为伪。“德师”,名字也比较怪异,金文中的人名一般都是职官名称加上私名,正确的称呼当是“师德”,金文中师加私名的例子很多,如师同、师旗、师 、师卫、师望等,“德师”这种名字不类。
“隹王八月”没有王年,后面也没有月相干支记日这样的时间。“德师易三十贝,用乍宝尊彝”里面没有主语,赐三十贝,这样的句子也很怪异,商末周初赐贝一般都会说多少朋。
综上,我认为这件簋的时代属于商末周初,铜器本身属于真品无疑,铭文是伪造的,伪造的时间可能是晚清民国。由于司徒雷登是外国人,对于商周金文不是很了解,所以才会被古董商伪造的铭文所蒙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