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高玉倩去世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高玉倩逝世 享年九十二岁

建国以后,我很早就加入了中国京剧院,一直演旦角,没想到的是,一出现代京剧《红灯记》整个改变了我的艺术人生。说起这事的原委,是1964年剧院导演阿甲的一个电话,在之前我从来没接到过他的电话。阿甲说,他刚从外地回来,让我现在到他家来一下,有事要和我谈。

我问,什么事啊?他说,你过来就知道了。于是,我当天就过去了,他给我一个剧本让我回去看看,这就是《红灯记》。回去我就从头到尾细读,读着读着眼泪就下来了,觉得这真是出情节感人催人奋进的好戏啊!

但绝没想到这戏里有我什么角色。第二天上班,我就找阿甲交还剧本并把这读后感谈了,他点了点头随即说,你来这剧中的李奶奶怎样,可以么?什么!?我来李奶奶?听到这话我实在是太惊异了,我是唱旦角的,而李奶奶应该是老旦的活儿,这不跳行了么,那怎么行呢?阿甲看出了我的意思,说我看你能演,而且肯定行。

我说,演了这活儿,今后怎办呀?如果演砸了,我往后在台上就没饭了啊。阿甲让我不要考虑这些,回去再好好读剧本体会人物准备投入排练。就这样,我接受了扮演李奶奶的任务。

我一遍一遍的再细读剧本,一次又一次的被李玉和一家三代特别是李奶奶的革命情怀感动的唏嘘不已。很快的,我就真的入戏了,首先是激起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仇恨,记起我小时候从山东回来,正是北京被日本占领时期,每天奔戏园子打从前门楼那儿过,总看见拿枪的日本兵一脸蛮横的对着中国人,那是怎样的国家遭入侵百姓受欺辱的年代呀,一辈子也忘不了啊!

渐渐深入下去,我就开始琢磨起李奶奶这人物该怎么演、怎样才能演得像演得好的具体方法手段上来。

接了一个新戏的角色,一般的都是先找表演上的俏头,我不是这样,而是采取一字一句不放过一点一滴下苦功夫的“笨”方法。首先是从李奶奶这人物的形态与神态入手,上班下班的路上我就学着老太太走路的步态,平时的手势、眼神也刻意模仿着老人的样子,回到家里呢,就系上一条破围裙在腰里,干什么都琢磨着按照老人的自我感觉去做-----就这样慢慢的向人物靠拢,进入了李奶奶的角色。

然而,待我去破解的还有更大的难题与挑战,那就是嗓子。

我本是唱旦角的从没学过老旦,可李奶奶按行当属老旦唱念都得用大嗓,怎么办?既然我接受了这角色,那只有自己另辟蹊径小嗓改大嗓,用心去揣摩、去练。这我都得背着团里人去下私功,因为什么?你练着练着嗓子呲花了、再不就唱半截儿没音儿了这是常有的,让人听见多不好。

真是很难的啊!那会儿我整天就跟着了魔似的,结果愣是把大嗓给练出来了。不过也有个顾虑,心想这戏演完了兴许小嗓也找不回来了,那我就离开京剧院当老师去得了。但没想到的是,这京剧革命以来《红灯记》一演就是那么多年,而我的艺术人生就和李奶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再没分开过。

《红灯记》拍电影与原来阿甲排的演出本,做了很大的改动,由原来的三个小时压缩成两个小时,而且为了突出李玉和把李奶奶的戏减去了不少,光唱腔就删去两段。对此,我没意见全接受。我抱定的宗旨是,不论怎么改,只要是该到我的戏,比如“痛说革命家事”那场,我就要竭尽全力把戏做足、把人物演好,这总没错的啊!

然而,还是遇到些令我无所适从的为难事。文革中我受到过冲击,特别的胆小,在八一厂拍电影的时候,我是处处小心谨慎唯恐出什么差错。

每天的拍摄工作完了有专车接送大家回家,我不敢回家就住在厂里,为的是充分利用时间琢磨戏,也为第二天早起化妆时间充裕。那时候我才四十来岁满头黑发,化李奶奶的妆就要刷白,四五个人给弄,费好长时间,结果一照镜头效果不行,后来,就借鉴《智取威虎山》里老旦的化妆方法,戴头套解决,没想到就大祸临身了。

一天,京剧院叫我回单位开会,一听是组织上叫,我就吓得直发抖。到了京剧院,领导厉声问:谁叫你戴的头套?江青同志指示拍电影不许戴头套,都得是自己的头发,你知道不知道?我就连忙解释,戴头套并不是我个人出的方子,是通过剧组决定的,而且确实是我头发黑怎么染也染不白,解释半天才把我给放了。

可我心里啊就别提多害怕了,好嘛,对抗江青同志指示,那该是多么严重的罪行啊!

后来,样片出来一部分,大家都去看,我躲在化妆间里不敢去,怕砸了吃罪不起,整个楼就我一人坐在那儿发抖。因为之前听人说过,拍样板戏电影用的是进口伊思曼胶片,非常昂贵,一尺就得很多很多钱。过了一会儿,他们回来了,一见到我就大声说,老高啊,演吧!你就放开了演吧!这回行了啊!我这悬着的一颗心吧嗒一下子就放下。这种滋味啊,真是旁人难理会,唯有自身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