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泰与苏绰 宇文泰苏绰改革是怎么进行的?

百里映雪点出了西魏改革的驱动性原因,也即邙山惨败。如果说,邙山以前的八年中,西魏军力是以武川镇为核心、关陇豪族为辅助,那么邙山惨败之后,武川主力的殆尽,使得西魏不得不采取全面合作的姿态来扩大军政基础,弥补军力空白。所以,理解宇文泰苏绰的改革举措,便需要从这一点入手。

宇文泰苏绰之改革,举其要者,无外乎:广募府兵、周官制、改胡姓与官员纪律

广募府兵,将军事基础扩大到关陇民众的上中六等户(上中下共九等,以资财划分等级),并且由宇文泰亲自主抓讲武训练,既能解决西魏军力的不足,也能扩大统治基础,更能将关陇豪族部曲吸纳到西魏政府辖下,完成军队“朝廷”化与军事集权。且府兵本身是且耕且战的,战时随调出征,平时全家定居城镇军坊,这对于西魏北周的基层稳固也大有裨益。

周官制与改胡姓,一个“汉制化”,一个“胡俗化”,两者合在一起看,实则共同体化。遵周礼、行周官,看似泥古不化,实则既能笼络周朝龙兴之地的关陇民心,又能与西魏皇帝一道满足关陇豪族的正统信心,还能切合与周制相近的鲜卑风俗(周制的前身便是原始部落制度,相比于秦汉制度,鲜卑权贵向周制靠拢跨度并没有孝文帝向汉魏制度靠拢大);在二十四军层面改胡姓,将兵一姓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消泯了籍贯、族裔的区别,有利于府兵共同体取代镇民共同体与乡民共同体,将所剩无几的武川镇将(鲜卑高层)融入到府兵体系中。

正是由于自身政治、军事实力不及北齐,文化正统方面又不如萧梁,宇文泰及其周边群体才更加需要以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来凝聚关陇人心,以求自存乃至进一步的发展。拟《尚书》以布文诰,仿《周官》而改官制,其背后的动力莫不在此。 ----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 》45页

官员纪律方面,以苏绰的六条诏书为代表,强调中基层官吏的政治纪律,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北魏乃至十六国以来,污浊的官场风气。

以上改革,如若没有北齐的“衬托”与侯景之乱搅局,是远远不能使得西魏北周反超资源更丰富的北齐与南梁的。侯景之乱摧垮南朝的军事地理防线,按下不表,单论北齐的“衬托”。

北齐政治,始终没能逃脱二元内耗的格局。可以说,北齐既继承了北魏的精华,也继承了北魏的bug,那就是北镇军方与邺城官僚的二元内耗,这是对北魏太和改制以来北镇边防军与洛阳权贵矛盾的继承。

高欢乃至其诸子之世,北镇军力凝聚在晋阳,邺城官僚凝聚在河北,双方不断以文武、胡汉之别产生内斗,再加上高齐皇帝多昏暴,屡屡意外死亡,以及娄昭君的争权(挺子不挺孙),增加了皇位继承的不稳定。整个高齐政权始终处于一个军政两派内耗、皇权不稳的状态,根本无法开展军政改革。

以至于,晋阳军方始终无法与邺城官僚所依傍的河北豪族武装凝合成为如同北周一般的府兵共同体,造成军权无法较早集中于皇权官僚体系之中,而是分散为晋阳与邺城两个体系,皇权必须花更多精力弥合二者的分歧。加之,孝武出奔以后,元魏正统西行,高家急于篡位,高欢以来的统治者便不得不依靠纵容军政大员的贪腐来稳固权贵队伍,这就使得高齐的政治风气,除过杨愔时代以外,时刻保持着贪污腐败成风的纪律涣散状态。

后主高纬虽然通过杀掉斛律光,完成了皇权官僚系统对晋阳军方的掌握,但经过几十年腐败侵蚀的高齐政权,邺城官僚系统被佞幸政治所掌握【祖珽、陆令萱(陆贞原型)、穆提婆、和士开】,晋阳军方失去名将指挥,军政改革不仅时机已失,而且已然失去了积极上进的适格官僚集团,根本无从下手。

与此同时,北周政权不仅经过两代权臣(宇文泰、宇文护)整合,而且已被英明精进之主宇文邕所掌握,一方集改革之大成,一方集腐败内耗之大成,再加上侯景之乱带来的军事地理格局大逆转,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武川镇军力殆尽之祸,反而消除了西国本就不多的“既得利益”者,继承北魏精华的东国,反而被同时继承的北魏bug所耽搁,历史之戏剧性,令人不得不啧啧称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