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为什么滞留美国 吴天明:我用电影唤醒中国人的信仰

1980年代的中国影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西望长安,有个吴天明。”这句话,可以说是吴天明在那个时期炫目形象的写照。

作为电影导演,吴天明以《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等现实主义力作,高扬着关注现实人生的优秀艺术传统。

作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电影厂厂长,他识才爱才,鼎力提携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何平、周晓文、顾长卫等一代影坛新秀。

然而,命运对他作了另一番安排。他离开祖国,在美国滞留了五年之久。回国后,现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今,又是10年过去了……

光头、大耳、黑脸庞、橘黄T恤、蓝裤蓝袜、塑料拖鞋。

吴天明,就坐在记者对面。在他下榻的高级酒店的自助餐厅里,要猜出对面这位66岁的老人就是风云一时的大导演、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席,是需要想象力的。

他热情地招呼记者坐下,得意地说,这几天我见客人都在这里,这里的人都认识我了。随后,他又跑到餐厅,拿了很多水果、刀叉和酸奶放在记者面前,像孩子似的,边吃边压低声音说:“随便吃,这里都是免费的。”这瞬间,记者仿佛到了陕西窑洞老乡家。

吴天明开口讲话时,语言就像被他征服的疆土,自然、活泼、多变地铺陈开来:忽而描述童年时父亲教他在雪地套野鸽子的每一个细节,忽而哼上自己8岁时在舞台上表演的秦腔——“恨姐姐不给我多吃米饭,糠菜汤喝得我太得厌烦”,忽而又起身朗诵恩师崔嵬传授的元稹写给白居易的诗,还有他儿时一个个颠沛流离的故事……

“一辈子就叫过一声‘大’”

《外滩》:听说您父亲吴曰聪是陕西三原县的游击队长,您三岁不到就跟随母亲在陕北、关中交界一带度过了六年的流浪生活,讨过饭,露过宿。

吴天明:我们居住的地方是红白交界的地方,一会共产党来,一会国民党来。我父亲是游击队长,我母亲当时32岁,带着7岁的我和3岁的弟弟,到处逃难。我在电影《非常爱情》中写过一段遗憾的故事,就是我自己的经历。

陕西人管父亲叫“大”。我这一辈子就叫过一声“大”,那年我7岁。他常年不在身边,我压根叫不出来。一次,他回来了,就住了一晚上。他手枪上的子弹壳,我很喜欢。父亲说:“行,你叫一声爸,我给一颗。”我不叫,我妈就打我。

后来,我实在想要子弹壳,就躲到墙角,双手把头捂住,憋呀憋,吐出来一个“大”。哎呀,这一声把我爸高兴的,马上把我拥到怀里,将全部子弹壳给我了。当时,父亲还不到40岁。后来我爸当县委书记、县长,家的隔壁就是县委大院,我妈就让我去叫爸吃饭。我就呼噜呼噜跑过去,用脚把门“哐”地踹开,里面人一声喊:“谁?”,我就答:“吃饭。”如果是吃中午饭,我爸在睡午觉,我就过去踢床,从来没有叫过他。

《外滩》:父亲那种英雄好汉形象,对于您以后的电影、人生是不是有影响?

吴天明:那当然。我的性格就像父亲,不记仇,不拍马屁。我父亲1936年参加革命,官最高就做到地委书记。后来他到陕南做县委书记,后来又做地委书记,最后死在陕西省农业银行副行长这个位置上。他一辈子就上不去,老得罪人,跟我一样,经常对领导敲桌子、摔板凳,口无遮拦,没有自我保护意识。说真话,人家就不喜欢你。

“你们谁要说姓吴,

我就把你们的头像鸡一样剁下来”

《外滩》:您的头三部影片《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全是描写农民。这似乎并不偶然。

吴天明:农民就是老乡啊,老乡真是好啊。那时,我们无论走到哪,都是住在老乡家。游击队和国民党小股部队打遭遇战,老乡抬着游击队员的时候,一路呵护;但抬到国民党俘虏时,就不一样了。

《外滩》:童年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您怎么记得如此清楚?

吴天明:那是你从小就生活在蜜糖罐子里,甜得记不起了。

一次,我们全家住在杨家河一家地主的窑洞里。有天,国民党来了一个连,把我们包围了。我妈把我爸捎来的文件埋在窑底几个大粪堆底下。后来,我妈被国民党绑在马桩上,棉衣都刺破了,她就是不肯说出文件的地址。

我们又被转移到兆金监狱里审问,逼迫我妈和我招供“姓吴”。此前,我妈就给我们交代过了。我记得有一天,我妈拿了一只鸡,放在很大的案板上,对我和弟弟说,你们过来看。她拿了一把刀,一下,把鸡给剁了。我妈说:“你们记住你们姓张,你大姓张,不姓吴,是打铁的,叫张铁匠。你们谁要说姓吴,我就把你们的头像鸡一样剁下来。”我们真害怕。国民党拿糖和枪逼我,我也没有敢说。战争真是残酷,没有人性可言,就看谁命大。

《外滩》:抗战期间,你们靠什么为生呢?

吴天明:当时家里没有钱,我妈就纺线、织布。我在家门口烧炉子卖茶,当时,我们那里把榆树叶子晾干、阴干,煮出来就是黄黄的“茶”。熬过后的叶子,还可以放在筛子里晾干再用。我的任务是拉风箱,那时我人跟风箱一样高,拉一天风箱,卖茶,烧煤,脸都看不见人影了。六七月份,我上身没有衣服穿,裤子是穿冬天的两层开裆裤,把棉裤的棉花掏出来,就成了夹裤。

除了拉风箱,我还经常做的事情是跑到人家卖西瓜的八仙桌底下,别人坐在上面吃西瓜,我就在下面接人家吃完西瓜吐的西瓜籽。我把这些接来的西瓜籽清洗晾干,自己都舍不得吃,交给妈妈卖钱补贴家里。

“用卖棉鞋的钱,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

《外滩》:听说您从小就开始喜欢民间艺术,唱秦腔什么的。

吴天明:解放后,家乡办了“自乐班”唱戏,“自乐班”是关中农村的一种民间娱乐组织,农民自己组织的,主要是唱秦腔戏。我八九岁就参加了自乐班,开始演戏,演过三个戏,秦腔的《穷人恨》、《血泪仇》、《改造二流子》。三出戏我演了三个娃——瘦娃、狗娃、羊娃。我一个姨演我姐,我表哥演我妈。我演戏特别动感情,在舞台上打滚,真哭。我姨看见我这么动感情,她也哭。

我当时演出一出戏,能得拿几十个铜板,我很高兴,就到处演,后来我就中了“文艺”的毒了。

《外滩》:什么时候对电影感兴趣的?

吴天明:小学我说快板,中学说相声,高中自编舞蹈,我当时是西安中学的文艺部长。后来就迷上电影了,还给班上同学讲述苏联大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什么当众孤独,其实我当时狗屁不懂。

我记得当时西安建起了第一个宽银幕电影院——和平电影院,就在我们学校的胡同口上。有天,我逃学,买了电影票,去看杜甫仁科的《海之歌》。寒冬腊月,电影院没暖气,看了第一场没有看懂。但是觉得很有意思,出来就花了一分钱买了张说明书,还是没看懂。电影票是我花吃早饭的钱买的,两毛多钱。

还想继续看电影,但是没钱了。最初的想法是,躲在厕所里躲避清场,等开演了再回去看。但是,电影院的人显然在提防着这一招,连厕所也清场。于是,我决定把脚上穿的鞋子卖了。那鞋,是我妈妈新做的,才两三天。我把鞋脱下来了,拎着在电影院走来走去,就不好意思卖。

后来,跑到对面的商店,卖给一个老头子了。老头认为我有毛病,说他活了一辈子,也没见到卖鞋子看电影的人。用卖棉鞋钱我买了两张电影票。第二场我看懂了,第三遍已经完全懂了。这部电影前前后后,我一共看了14遍,台词、剧本、旁白、导演资料都弄来了。从那开始,我做起了电影梦。

后来我考西安电影演员剧团的演员,就长段长段背诵《海之歌》里面的台词。人家考官觉得很纳闷,这小子怎么了?

“我用我的良知来表现我的理想”

《外滩》: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导演,有人评价今天吴天明的创作走向大团圆,认为您拍摄得太主旋律,你怎么理解?

吴天明:无所谓,我也看到这些说法。我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到宣扬这些东西,我唾弃那些教条的东西。我用我的良知来表现我的理想。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鞭笞那些黑暗的东西,比如《黑脸》,对那些残害老百姓的贪官污吏,我恨之入骨。但是我写这剧本时,是想为老百姓做一点好事,让老百姓感动,我跟着他们一起痛哭流涕。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别人怎么说,这是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故土,这是我坚守的地方。

现实主义也是很宽泛的东西,反映真实的东西就是现实主义吗?《手机》也是现实主义,但是它表现了一地鸡毛,这种东西我不喜欢。因为它没有给我一种精神。但是很多人喜欢。我反正不喜欢,我也不会去拍摄那样的电影。

《外滩》:1989年—1993年,您在美国滞留了四年。您前后有八年时间没有摸过摄影机了,能谈谈那段生活对您现在的影响吗?

吴天明:在美国,我看了几百部电影。最多一天看了9部,原先我们国内对好莱坞片子认识上有一些偏颇。美国电影在思想上有一个永恒的主题:真、善、美。尽管好多是所谓“做梦”,尽管它有很多套路和模式,“梦幻工厂”嘛,但都是向上的主题,这是它能站住脚和保持强势的主要原因,不然不可能长久地风靡全世界。

《外滩》:您怎么看待美国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区别?

吴天明:美国电影不像我们有些电影宣扬的是一些龌龊的东西。我们这个国家,有贪污腐败,有假冒伪劣满天飞,但作为艺术作品,不能以反映现实表象作为目标,可以有一些作品如此,但不能全都这样跟着走。

我不是提倡假大空,也不是假造神仙,革命人物也不全是英雄好汉。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需要发扬崇高和阳刚之气,电影作品应该去宣扬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身边不是没有。我们周围有崇高的人、美好的事物和精神。不要去蔑视这些东西,不要去玷污这些东西,比如说,诚恳。

“否则中华民族精神就会像被剔掉了骨头的肉一样,提不起来”

《外滩》:您还在坚持被人认为过时的现实主义艺术,不会感到孤独吗?

吴天明:不孤独。《非常爱情》里面我写了一个单纯的爱情,有人说这是初中学生写诗。我说我60多岁的人,还能写出中学生纯真的诗来,你现在写不出来,你已经没有这种精神了。

别人说我的电影落伍了,我说不是落伍了,而是片子在中国提前了10多年。很多西方人看了这部电影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他们信仰这个,中国人唾弃这个。如果谁嘲弄纯真的爱情就是刽子手。纯真是不能嘲弄的,就像崇高不应该被嘲弄。如果没有了崇高,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像被剔掉了骨头的肉一样,提不起来。

中国报纸现在讨论一个博士生救一个老太太值不值?这种议论就是不要脸,还在报纸上大篇幅讨论。救人是人道、人性、人类的精神需要。韩国人为了民族,可以把自己手上的黄金捐给国库,可以全国人民不看《泰坦尼克号》。韩国电影即使拍得那么不好看,他们也会支持,中国能做到吗?我为什么拍摄《牛虻》?就是要唤醒中国人的信仰。(外滩记者 曾进/报道)

我的小传

吴天明/文

1939年农历9月13日(公历10月25日),我出生的那天夜里(实际是农历9月14日凌晨),爷爷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在路上捡了个男孩儿。娘说,是我落地后的一阵哭声把爷爷从梦中唤醒的。于是,爷爷给我取了个名字,叫“梦”。看来,我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命运已经注定,我一辈子都要在梦中寻觅。

两岁时,娘抱着我去北山(陕北与关中交界地区,国共两党在那一带拉锯)找父亲。父亲是游击队长,有三四十个人、十几杆枪,任务是往陕北运送紧缺物资,如药品、纸张、火柴等。父亲带着他的人马东奔西突,娘和我(后来又有了弟弟)居无定所,到处逃荒。当时,娘也就30岁左右,娘儿仨滚过沟、坠过崖,还差点被狼吃掉。有一回,娘被国军抓了去,经受了审问、拷打,棉袄被刺刀捅透都没有招供,保住了游击队藏匿的文件和延安紧缺物资。

解放后,一些领导干部甩掉“土包子”老婆,娶了“洋学生”。父亲说,要不是被娘那次英雄行为感动,也“休”了她了。

后来,父亲当了“县太爷”。我们全家搬进三原县城的政府大院里住。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政府大院的叔叔送给我一个雅号——小“土匪”。那时,我9岁。

1950年,上级通知,县级领导干部可以送一个孩子去省城的“保育小学”上学。父亲给弟弟报了名。但弟弟年纪小,娘不放心,让我去。但因为改换姓名的手续麻烦,父亲就让我冒名顶替。从此,我叫了弟弟的名字——吴天明。这是个吉利的名字,它使我一路顺风。弟弟改叫吴继明,继续我“明”,却一辈子不顺。

不知走了哪根筋,我从小喜欢文艺,数理化总没好成绩。

我上小学的时候,爱说快板。当时在陕西很有名的农民诗人王老九、谢茂恭的快板书,我一天背一本,经常在学校的文艺晚会上出风头。父亲批评我“不务正业”。

初中时,我用陕西话说相声。到了高中,我热衷于演话剧,编舞蹈,不久又迷上了电影。

1960年,我考上西影演员训练班。爷爷绝望了,说祖宗造的孽,家里出了个“戏子”。

1982年后,我独立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在国内外获奖,爸爸笑了。

1983年10月,在陕北拍《人生》外景,突然得知,我被任命为西影厂厂长。“官阶”相当“五品”,比父亲的“从五品”高半级。老人家又为我担忧了。

《人生》在全国引起轰动,得了“百花奖”。父亲终于说:“这小子还行。”这是他惟一一句夸奖我的话。

《老井》国内外得了一串奖。西影厂也搞得红红火火,被外国人誉为“中国新电影的摇篮”。可惜,父亲走了,没赶上我的风光。不然,老人家也许会为他这个儿子感到一丝自豪。

1980年代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我抛到太平洋彼岸。转瞬间,一个中国电影界的风云人物,异乡飘零。命运把我扔进了冰冷的深渊,在那里,为养家糊口,苦苦地挣扎了五年。

1994年隆冬时节,我回归祖国,一切从零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奋斗。十余年来,在朋友们帮助下,我导演了三部电影,四部电视连续剧,在国内外得了三四十个奖。这些作品唤回了我的自信,也让社会重新接纳了我。

今年1月11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把第一个“导演终身成就奖”颁给了我,这是莫大的鼓励!同行们对我大半辈子的劳动做了公正的评判,我当死而瞑目。但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我还有精神再干十几年。

■记者手记

无论走出多远, 身上始终打着土地、革命、英雄、崇高的烙印

“黄土是止血的”

——吴天明电影《人生》中的台词

1980年代,是吴天明的年代。

1983年,44岁的吴天明被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电影厂厂长。那时的西影厂成为中国电影的圣地。在西影厂三层的招待所里,几乎每一个八九平方米的房间都走出了一位后来在中国电影业内呼风唤雨的人物: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黄建新、何平、周晓文、顾长卫等等。

这些怀着电影梦的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拿出自己的剧本,相互评析,《老井》、《孩子王》、《红高粱》在一遍遍反复争执和讨论中呈现在世人面前。吴天明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用个人魅力,把每个人牢牢地粘合在一起,成就了1980年代中国西部片的神话。

这位游击队长之子无论走出多远,在我看来,身上始终打着土地、革命、英雄、崇高的烙印。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给予他直面现实的力量,也让他多情而感伤。

和他相处20年的朋友罗雪莹说:“天明每次拍电影,深入生活采访时他都会流泪,撰写剧本时流泪,给演员说戏时流泪,现场拍摄时流泪,后期制作时仍旧不断地流泪。这让我经常想起诗人艾青那句话——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天明就是这样的人。”

当我好奇地向眼前这位壮实得像北京司机的西北汉子求证时,他语气略显迟钝,道:“谢晋导演说过,你自己不感动,怎么去感动观众?”

有人说,黄土地约束了吴天明的精神世界,他始终走不出土地、离不开农民。

回国后,这个倔强的汉子开始拍各种非农村题材的电影拍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拍河北省永年县“黑脸”书记姜瑞峰……尽管远离了农民,远离了土地,但吴天明塑造的所有人物中,仍然跟一种叫做“崇高”的力量相联系。而当代中国人对于“崇高”的信仰、对英雄的钦佩已经远非昔日可比,吴天明和他的电影在商业大潮中多少显得不合时宜,以至寂寞,再难复见1980年代的风光。

如今,数风流人物,皆是他曾帮助过的学生、扶持过的后辈——中国第五代导演。

吴天明始终不肯相信他所热爱的同胞会不去关心他所关注的问题——正义、民族使命与时代的忧患。他继续在他的土地上拍摄自己关注的电影,继续保持着当年拍电影的作风,不吃小灶,不请助手。每成立一个剧组,他就开会做政治辅导工作,说:“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先做人,除非你要做王八、乌龟,我们就不管你。做艺人,艺在上,人在下,所以你首先得学会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