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海龙是哪人 解海龙:大多数人都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
解海龙:1987 年的时候我还在文化馆。当时我跟领导说想拍一组反映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的照片,馆长说:“你去的费用怎么算?我们文化馆没有这个钱。”我说:“钱自己筹,但是希望能给一点时间。”领导说:“这是好事,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经常获奖,中级职称也解决了,也是我们这里创作先进的高产户。
”我说:“我创作的路子不对。”我就制定了计划,买来地图,看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的路线。那个时候下海的人多,挣钱去了。我想:你们下海我上山。山是老区的山,大别山、太行山、沂蒙山、大巴山、乌蒙山、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等等,这些地方是基础教育比较薄弱的国家级贫困点,大致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我先去了大别山,24 天走了6 个县。接着又去了沂蒙山,沂蒙山的县几乎全转遍了,然后又去内蒙古。从内蒙古回来,换衣服买了胶卷,直奔山西、陕西、甘肃、青海,随后在四川转了一圈。路上我有两次被打劫的经历,一次在陇西买票,手里拿着五十块钱刚要往兜里放,旁边的小伙子来抢。
我其实已经注意到了他,他的眼神不对,知道他一伸手就没好事。结果他抢走了一半我拽了一半,我赶紧把拽回来的一半钱放进袋子里,又拿出钱赶紧买了票躲着他。
我拿着票进站的时候他跑过来说:“大哥你那一半没用给我吧。”我说:“这是什么道理,你不抢是有用的,被你撕去一半肯定没用了。”他说:“既然你没用就别拿着了,给我吧。”我没理睬他就跑了。像这样的孩子,不能说他抢我钱就报警,其实就是因为没有文化,该上学的时候不上学才这样,分析完之后我想一定要为这些人做一些事。
还有一次在银川,路上有五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上车把门封上后,把刀尖放在司机耳朵上,司机也非常害怕。他们说:“你们都很辛苦到我们这里来,希望大叔大爷给我们一些帮助,我们这里很贫困。”说着拿出刀来,一边说帮帮他们,一边拿刀逼着车里的人拿钱。
有的人拿出十块钱,有的人拿出五块钱,到我这里时把我吓坏了。我抱着相机,心想:怎么办呢?突然想到我袋子里有一个简易采访证。我拿给其中一个人看,他没文化,看了半天也叫不上名来,就给他大哥,他大哥说:“你这个笨蛋什么都不懂,这是采访证,他是记者,记者得优惠。”然后就都跑了,他们也知道别惹记者。我一想,到处全是这些情况该怎么办?教育真是大问题。
第一年我总共跑了12 个省28 个县,拍了70 个胶卷。那时候胶卷也是精打细算,有些片子看半天最后才按下快门。1992 年,我在民族文化宫办了一个大型展览,当时正好赶上第二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在民族文化宫开幕,40 张照片一下子就引起了轰动。当时13 个全国展览,包括吴印咸、简庆福等老摄影家的作品展,还有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等,里面个人的没名儿的展览就是我的,而且放在过道里,因为没有展厅了。
看我这个展览的人很多,大家都主动捐款,钱就放在地上,几万人签字,一张纸签100 多人,结果买了好几次纸,一捆一捆的。有的人从学校一下子就带来好几百个孩子,看完了感动地哭,然后捐款。
后来展览在台北、台中、高雄共展了80 多天,也轰动了。片子从发表到年底的八个月时间里,总计收到捐款一亿二千万。一下子过亿了,很多媒体栏目都纷纷采访我,有《东方之子》、《改革开放二十年20 人》,等等。此时,我从拍摄者、采访者变成到处演讲者,我讲孩子们如何渴望读书,老师们多么辛勤耕耘,讲他们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大家听完纷纷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