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文学的趣味选自 朱光潜:文学的趣味
文学作品在艺术价值上有高低的分别,鉴别出这高低而特有所好,特有所恶,这就是普通所谓趣味。辨别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评判,玩索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欣赏,把自己在人生自然或艺术中所领略的趣味表现出就是创造。趣味对于文学的重要于此可知。
趣味之于欣赏
文学的修养可以说就是趣味的修养。
趣味是一个比喻,由口舌感觉引申出来的。它是一件极寻常的事,却也是一件极难的事。虽说“天下之口有同嗜”,而实际上“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它的难处在于没有固定的客观的标准,而同时又不能全凭主观的抉择。说完全没有客观标准吧,文章的美丑犹如食品的甜酸,究竟容许公是公非的存在;说完全可以凭客观的标准吧,一般人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有许多个别的差异,正如有人嗜甜,有人嗜辣。
在文学方面下过一番工夫的人都明白文学上趣味的分别是极微妙的,差之毫厘往往谬以千里。极深厚的修养常在毫厘之差上见出,极艰苦的磨练也常是在毫厘之差上做功夫。
举一两个实例来说。南唐中主的《浣溪沙》是许多读者所熟读的:
冯正中、王荆公诸人都极赏“细雨梦回”二句,王静安在《人间词话》里却说“菡萏香销二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二句,故知解人之不易得”。《人间词话》又提到秦少游的《踏莎行》,这首词最后两句是“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最为苏东坡所叹赏;王静安也不以为然:“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这种优秀的评判正足见趣味的高低。我们玩味文学作品时,随时要评判优劣,表示好恶,就随时要显趣味的高低。冯正中、王荆公、苏东坡诸人对于文学不能说算不得“解人”,他们所指出的好句也确实是好,可是细玩王静安所指出的另外几句,他们的见解确不无可议之处,至少是“郴江绕郴山”二句实在不如“孤馆闭春寒”二句。
几句中间的差别微妙到不易分辨的程度,所以容易被人忽略过去。可是它所关却极深广,赏识“郴江绕郴山”的是一种胸襟,赏识“孤馆闭春寒”的是另一种胸襟。
同时,在这一两首词中所用的鉴别的眼光可以用来鉴别一切文艺作品,显出同样的抉择,同样的好恶,所以对于一章一句的欣赏大可见出一个人的一般文学趣味。好比善饮者有敏感鉴别一杯酒,就有敏感鉴别一切的酒。趣味其实就是这样的敏感。离开这一点敏感,文艺就无由欣赏,好丑妍媸就变成平等无别。
趣味之于创作
不仅欣赏,在创作方面我们也需要纯正的趣味。每个作者必须是自己的严正的批评者,他在命意布局遣词造句上都须辨析锱铢,审慎抉择,不肯有一丝一毫含糊敷衍。他的风格就是他的人格,而造成他的特殊风格的就是他的特殊趣味。一个作家的趣味,在他的修改锻炼的功夫上最容易见出。西方名家的稿本多存在博物馆,其中修改的痕迹最足发人深省。
中国名家修改的痕迹多随稿本淹没,但在笔记杂蓍中也偶可见一斑。姑举一例。黄山谷的《冲雪宿新寨》一首七律五六两句原为“俗学原知回首晚,病身全觉折腰难”。这两句本甚好,所以王荆公在都中听到,就击节赞叹,说“黄某非风尘俗吏”。
但是黄山谷自己仍不满意,最后改为“小吏有时须束带,故人颇问不休官”。这两句仍是用陶渊明见督邮的典故,却比原文来得委婉有含蓄。弃彼取此,亦全凭趣味。如果在趣味上不深究,黄山谷既写成原来两句,就大可苟且偷安。
以上谈欣赏和创作,摘句说明,只是为其轻而易举,其实一切文艺上的好恶都可作如是观。你可以特别爱好某一家,某一体,某一时代,某一派别,把其余都看成左道狐禅。文艺上的好恶往往和道德上的好恶同样地强烈深固,一个人可以在趣味异同上区别敌友,党其所同,伐其所异。文学史上许多派别,许多笔墨官司,都是这样起来的。
何以有别
在这里我们会起疑问:文艺的好坏,爱憎起于好坏,好的就应得一致爱好,坏的就应得一致憎恶,何以文艺的趣味有那么大的分歧呢?你拥护六朝,他崇拜唐宋;你赞赏苏辛,他推尊温李,纷纭扰攘,莫衷一是。作品的优越不尽可为凭,莎士比亚、布莱克、华兹华斯一般开风气的诗人在当时都不很为人重视。
读者的深厚造诣也不尽可为凭,托尔斯泰攻击莎士比亚和歌德,约翰逊看不起弥尔顿,法朗士讥诮荷马和维吉尔。这种趣味的分歧是极有趣的事实。精略地分析,造成这事实的有下列的因素:
第一,是资禀性情。文艺趣味的偏向在大体上先天已被决定。最显著的是民族根性。拉丁民族最喜欢明晰,条顿民族最喜欢力量,希伯来民族最喜欢严肃,他们所产生的文艺就各具一种风格,恰好表现他们的国民性。
就个人论,据近代心理学的研究,许多类型的差异都可以影响文艺的趣味。比如在想象方面,“造形类”人物要求一切像图画那样一目了然,“涣散类”人物喜欢一切像音乐那样迷离隐约;在性情方面,“硬心形”人物偏袒阳刚,“软心形”人物特好阴柔;在天然倾向方面,“外倾”者喜欢戏剧式的动作,“内倾”者喜欢独语体诗式的默想。这只是就几个荦荦大端来说,每个人在资禀性情方面还有他特殊个性,这和他的文艺的趣味也密切相关。
其次是身世经历。谢安有一次问子弟“《毛诗》何句最佳?”谢玄回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安表示异议,说“‘订谟定命,远猷辰告’句有雅人深致。”这两人的趣味不同,却恰合两人不同的身分。
谢安自己是当朝一品,所以特别能欣赏那形容老成谋国的两句;谢玄是翩翩佳公子,所以那流连风景,感物兴怀的句子很合他的口胃。本来文学欣赏,贵能设身处地去体会。如果作品所写的与自己所经历的相近,我们自然更容易了解,更容易起同情。杜工部的诗在这抗战期中读起来,特别亲切有味,也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是传统习尚。法国学者泰纳著《英国文学史》,指出“民族”,“时代”,“周围”为文学的三大决定因素,文艺的趣味也可以说大半受这三种势力形成。各民族、各时代都有它的传统,每个人的“周围”(法文Milieu略似英文Circle,意谓“圈子”,即常接近的人物,比如说,属于一个派别就是站在那个圈子里)都有它的习尚。
在西方,古典派与浪漫派,理想派与写实派;在中国,六朝文与唐宋古文,选体诗、唐诗和宋诗,五代词、北宋词和南宋词,桐城派古文和阳湖派古文,彼此中间都树有很森严的壁垒。投身到某一派旗帜之下的人就觉得只有那一派是正统,阿其所好,以至目空其余一切。
我个人与文艺界朋友的接触,深深地感觉到传统习尚所产生的一些不愉快的经验。我对新文学属望很殷,费尽干言万语也不能说服国学耆宿们,让他们相信新文学也自有一番道理。我也很爱读旧诗文,向新文学作家称道旧诗文的好处,也被他们嗤为顽腐。此外新旧文学家中又各派别之下有派别,京派海派,左派右派,彼此相持不下。我冷眼看得很清楚,每派人都站在一个“圈子”里,那圈子就是他们的“天下”。
一个人在创作和欣赏时所表现的趣味,大半由上述三个因素决定。资禀性情,身世经历和传统习尚,都是很自然地套在一个人身上的,不轻易能摆脱,而且它们的影响有好有坏,也不必完全摆脱。我们应该做的工夫是根据固有的资禀性情而加以磨砺陶冶,扩充身世经历而加以细心的体验,接收多方的传统习尚而求截长取短,融会贯通。
这三层工夫就是普通所谓学问修养。纯恃天赋的趣味不足为凭,纯恃环境影响造成的趣味也不足为凭,纯正的可凭的趣味必定是学问修养的结果。
贵在知之
孔子有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仿佛以为知、好、乐是三层事,一层深一层;其实在文艺方面,第一难关是知,能知就能好,能好就能乐。知、好、乐三种心理活动融为一体就是欣赏,而欣赏所凭的就是趣味。许多人在文艺趣味上有欠缺,大半由于在知上有欠缺。
有些人根本不知,当然不会感到趣味,看到任何好的作品都如蠢牛听琴,不起作用。这是精神上的残废。犯这种毛病的人失去大部分生命的意味。
有些人知得不正确,于是趣味低劣,缺乏鉴别力,只以需要刺激或麻醉,取恶劣作品疗饥过瘾,以为这就是欣赏文学。这是精神上的中毒,可以使整个的精神受腐化。
有些人知得不周全,趣味就难免窄狭,象上文所说的,被囿于某一派别的传统习尚,不能自拔。这是精神上的短视,“坐井观天,诬天藐小”。
要诊治这三种流行的毛病,唯一的方剂是扩大眼界,加深知解。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生长在平原,你说一个小山坡最高,你可以受原谅,但是你错误。“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那“天下”也只是孔子所能见到的天下。要把山估计得准确,你必须把世界名山都游历过,测量过。研究文学也是如此,你玩索的作品愈多,种类愈复杂,风格愈分歧,你的比较资料愈丰富,远视愈正确,你的鉴别力(这就是趣味)也就愈可靠。
人类心理都有几分惰性,常以先入为主,想获得一种新趣味,往往须战胜一种很顽强的抵抗力。许多旧文学家不能欣赏新文学作品,就因为这个道理。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起初习文言文,后来改习语体文,颇费过一番冲突与挣扎。在才置信语体文时,对文言文颇有些反感,后来多经摸索,觉得文言文仍有它的不可磨灭的价值。
专就学文言文说,我起初学桐城派古文,跟着古文家们骂六朝文的绮靡,后来稍致力于六朝人的著作,才觉得六朝文也有为唐宋文所不可及处。在诗方面我从唐诗入手,觉宋诗索然无味,后来读宋人作品较多,才发见宋诗也特有一种风味。我学外国文学的经验也大致相同,往往从笃嗜甲派不了解乙派,到了解乙派而对甲派重新估定价值。我因而想到培养文学趣味好比开疆辟土,须逐渐把本来非我所有的,征服为我所有。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道:“一个诗人不仅要创造作品,还要创造能欣赏那种作品的趣味。”我想不仅作者如此,读者也须时常创造他的趣味。生生不息的趣味才是活的趣味,像死水一般静止的趣味必定陈腐。活的趣味时时刻刻在发现新境界,死的趣味老是囿在一个窄狭的圈子里。这道理可以适用于个人的文学修养,也可以适用于全民族的文学演进史。
朱光潜
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文艺理论家,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摘录
《谈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
导言
叶慧
编辑
王迪薇
题图
老树画画
奇趣@商业
男女有別之肆
母親和兒子談論數字多過女兒
根據特拉華大學Alicia Chang的研究,在和剛學步的孩子的互動中,母親和男孩的交流中用到數字的頻率是和女孩交流時的兩倍。對32個兩歲兒童的研究也發現,母親和男孩談話時用到明確的量詞(比如四盒蠟筆)的頻率是女孩的2.7倍。研究者說,盡管和傳統性別差異相關的語言使用是無意的,但是以往研究表明它可以影響孩子們的興趣以及他們對自己數學能力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