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卓辉哪年出生 刘卓辉 写作从小清新到大白话(组图)
京华读书会迎来第200期,上周我们刊登线下活动征集令后,收到众多读者报名和好评,我们选取五名读者如约相聚。5月17日下午,“京华读书会”联合凤凰雪漫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举行刘卓辉新书《辉常伤感》读者见面会,《我是歌手》音乐总监梁翘柏助阵。在回答京华时报读书会读者提问时,刘卓辉笑言崔健的《一无所有》对他影响最大,听到这首歌后开始关注内地音乐。他认为内地市场多元,而香港音乐口味单一。
京华时报记者高宇飞京华时报记者吴平摄
聊新书 这本书并不伤感
谈及新书《辉常伤感》的“非常伤感”之意,刘卓辉笑言这本书其实并不伤感:“人在世上总会遇到很多伤感事,是幽默地看还是伤感地看都是自己选择。我的伤感只写在歌词里,特别是20岁时伤感歌词有很多,而年纪大了觉得传达这样的情绪不好,于是歌词变得更积极正面。”
刘卓辉言谈中常称自己为“老摇滚”,坦言自己前十几年并不承认“Beyond御用填词人”这个称呼,“因为他们一般专辑里的10首歌只有一首是找我写词的,写很多才能说是"御用"。但是最近10年,我得到了更多听众的反应,发现Beyond在不断吸收年轻歌迷,于是我开始觉得这个称呼是件好事,我写的很多Beyond的歌流传了很长时间。”
回忆Beyond的“光辉岁月”,刘卓辉称自己是1983年认识Beyond,1987年开始合作,“我21岁认识他们,然后一直跟他们不冷不热地交往,30年来跟着他们走过《灰色轨迹》,穿过《大地》,见过《农民》,爬过《长城》,彷徨着《谁伴我闯荡》,忍受着《无泪的遗憾》。目击他们由出道以至解散。我跟他们依然不算很熟,但却都有不少《逝去日子》,回头再看,已是《岁月无声》。”
谈创作 不是服务型词作人
刘卓辉写的300多首歌里情歌居多,他称这是因为市场需要,但又强调自己不是“服务型”的词作人,“我不是那种歌手想写什么歌,我就把词写给你的人;我属于自己想写什么,然后把我的东西给歌手。如果我的"服务态度"好一点,或许作品会多一些。”
刘卓辉称自己过去一年最多也只写10首歌,有时一个月都没有一首歌。他回忆1986年写一首歌可以挣150块人民币,并认为这个数目并不算多,“后来90年代唱片市场比较热闹,可能有些人写歌稿费会多点,比如高晓松写《同桌的你》红了,可能他写一首歌就可以由150块涨到2万块钱一首,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这个价钱。”
刘卓辉称香港和内地写歌的价钱一直都不一致,在香港写词人写一首歌价钱都差不多,不管是新人还是大牌,但是在内地,词作人稿费参差不齐,“内地写歌的钱几乎是一次性付清,但香港版税制度是,除了第一笔钱之后还可以继续挣,比如Beyond的歌曲我收了20年的钱。”
提问时间
京华读者:我接触港台音乐是从小虎队开始,您认为香港音乐还会出新吗?这次为什么想写书?
刘卓辉:过去十多年,香港音乐在内地影响越来越低,但进入内地音乐圈的香港音乐人越来越多,比如梁翘柏老师(笑)。华语乐坛经常会出现一代人特别出色,后来一代没有之前那么好的现象,这很正常。我认为香港音乐还是有前途,只不过过去10年是低潮。
我写书没有什么目的,就像我没想过自己会写词一样。学一些小清新写法,现在喜欢写“大白话”。
京华读者:很喜欢您写的《大地》,请问哪首作品对您意义最大?
刘卓辉:对我来说没有最好的一首,听众觉得哪首好比较重要。对于自己的作品我已经没有判断力了,我觉得每首都好。
京华读者:您认为香港和内地音乐之间有哪些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
刘卓辉:它们一直在互相影响,以前可能少一些,现在越来越多,内地市场很大,允许不同音乐存在,而香港音乐口味比较单一。
京华读者:每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都会有一首歌对自己产生重大影响,对您来说有没有这样一首歌?
刘卓辉:我受西方摇滚乐影响较大,内地歌曲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崔健的《一无所有》,我1986年在一个加工厂的录音棚里听到这首歌,那时觉得很震惊,从此开始关注内地好音乐,尤其北京摇滚乐。
京华读者:我上中学时有Beyond,现在中国有很多摇滚乐队,但我却不喜欢。
刘卓辉:每位摇滚爱好者都有影响自己的摇滚乐,30岁的你可能无法理解20岁人喜欢的音乐。大部分人在15-20岁听的流行乐最多,也最专心,20年后人们往往都觉得以前的音乐好听,说这话的人都是年龄变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