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中国哲学史 任继愈:哲学的性格
哲学研究起家,晚年倾心于古籍整理。近90高龄的他,不久前才从担任了20年的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岗位上退下来——
“这些善本终于重见世人了。”带着一脸欣慰的笑容,任继愈先生徜徉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展的展厅里。年近90高龄的先生一个月前刚从馆长的任上退下来,依然牵挂着国图的古籍整理工作。当了20年馆长,这里的每部珍藏似乎都融进了他的身心。
“哲学的性格在于寻根问底”
先生从哲学研究起家,我的访谈也由此切入:“为什么会研究哲学?”先生说,因为喜欢抽象的问题,而“哲学的性格恰恰在于寻根问底,打破砂锅问到底”,探究“人活着为什么”、“社会发展到哪里去”等抽象的问题。当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他最想读的一个学校和最理想的一个系。
对大学时光,先生充满感情,他说三年级时的一次长途跋涉奠定了他未来的人生和学术走向。那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南迁。任继愈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旅行,走了近两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这次旅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机会,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
”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决定穷极一生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他说:“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时光荏苒,当年的年轻人已进耄耋之年,先生依旧对哲学寄予厚望:经济越发展,人们看问题越深入,哲学的任务越重大。
打破“中国无宗教”的观点
先生告诉我,研究中国哲学史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投身宗教研究则是历史的机缘。
1963年冬天,周恩来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14个研究所。毛泽东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这个批示,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认为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上个世纪80年代,他提出了“儒教即宗教”,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在《从儒家到儒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中,任继愈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其学说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的流行观点,触及到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
“图书不同于古董,不是花瓶”
任老的性格似乎就像哲学的性格,穷追不舍,一个问题解决了,又去探究新的问题,克服一个不圆满又会生出新的不圆满,追求无止境。
除了研究哲学与宗教,古籍整理是先生近年投入精力最多的事。由他主编的107册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任继愈认为,“图书不同于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阅读的。”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
像《中华大藏经》的底本《赵城金藏》本来深藏在图书馆里,保存得很好,读者看不到,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大家就能用了。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事,先生多年孜孜以求,却每每感叹后继乏人:“如今的大学毕业生比较现实,全然不考虑理想,不考虑有没有兴趣。
”谈到“年轻人不愿意开荒,只愿意收获”的态度时,他奉劝说,“做学问需要亲自动手去实践,否则记不牢搞不懂。一桶水,光取不添,会干涸。个人对于集体,如果只讲索取,不讲回报,或者索取得多回报得少,集体就没有发展。”(记者 施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