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最新言论 张五常:闲话言论自由

盗画奇案是悲剧,媒体报导不尽不实是悲上悲。四月十四日《南华早报》胡说八道,律师说属诽谤。美国的法庭档案不是秘密,怎可以全不知情就大做文章?如果我有那么多钱,自己怎会不知道?

无巧不成书,同一天,香港某报的“间谍”采访公布我的“风流事迹”。是听到,没有读到。这些年,时间巧合的怪事太多了。多得离奇。老夫古稀又四载,虽是才子,难得风流。恨不得该报说的对(一笑)。既为才子,当然知道有人在偷拍。

香港的媒体是间谍训练中心,可惜本领平平,要聘请间谍不要到那里找(再一笑)。年轻人不知轻重。记者未经批准到内地操作是犯法的。被没收了回乡证笑不出来吧。大事博一手、赚一笔,可以理解,但无足轻重的琐事值得把前途下注吗?这里的含意是:某些年轻人看不到自己有前途!

几天前到北京讲话,四天讲了五场,其中三场是对大学生讲的。北京的学生了不起,如果当年有那样水平的学生我会教出不少师级人物。今天只能幻想。只不过二十年前,香港的学生明显地比内地的优胜,今天则倒转过来,北京的高出相当多。无法想象那里的学生会做些鬼鬼祟祟的工作。他们看到前途。神州再起自有其因也。

反对言论绝对自由,是老师艾智仁当年教的。不同意听到的内地约束言论的方法。是听到,自己可没有感受到。历来百无禁忌,永远不说自己不相信的话,春去秋来数十年矣。希望他朝后学的会这样记得我。话得说回来,应付那个喜欺负我的孙女儿是例外。不骗她斗她不过!

美人容易把我弄得团团转。不久前,安桥老弟的老婆对我说:“人家的孙女儿美丽称pretty girl,你的孙女儿是beauty呀!”三岁多了,聪明,不到一岁就讲话,讲个不停,听不出是在说什么。那天通电话,她不停地说着些什么,听不懂,交给太太听,原来小仙子用普通话说数字,从“一”数到“二十九”,“三十”说不出来。

她上普通话的课一年多,懂得听,不懂得说。希望能说服她的父母让她和六岁的哥哥到中国求学。祖父花了那么多年研究中国的文化,有独得之秘,来日无多,要找自己心爱的孩子传授。

回头说内地对言论的约束自己感受不到,可不是说没有遇到过诸多留难。最近在内地一连出版了五本书,有内地客到香港买“真”货比较,不少网上客问改了些什么。这是几个月前的质疑,今天不复出现了。他们终于知道内容半点也没有改。改译名我接受,某些标点简体与繁体不同我也接受,“国内”改为“内地”我没有理由反对——就是那么多。

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年多前内地某刊物要转载全文,但改得我反对。去年十月该书在内地出版,只加进为科斯修订的内容,其他一律没有改。前后相隔只一年,要不要改显然与北京上头无关,而是下头各有各的判断。

不要误会,我没有说北京上头不会封杀某些言论,只是自己没有感受到。言论上我不讨好,不客套,好说好,不好说不好。数十年来,批评北京的经济政策我写得比任何人多。去年批评新《劳动合同法》的文章发表了约二十篇,措辞尖锐:“蠢到死!”,“上苍究竟授予了什么人那么大的权力,可以连最苦的人的一丝希望也不放过?”这些是很重的指责了。

我知道北京重视该合同法,但我骂得举国皆知,在内地出书他们却照印不改。我不是个改革者。对劳动合同与公司本质的研究,多年前戴维德说我是画上句号的人。关心劳苦大众,见到政策不对头大声疾呼是我的责任,虽然事后自己认为批评的语气有点过分。

从来不认为自己可以改进社会,永远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我的本领是解释,认为问题重要希望能解释得清楚。恐怕执政者不懂,频频转换角度,每一篇都把角度转一下。如果八宝出尽也如石沉大海,只能叹知音无觅,但对自己是交代了的。

二○○二年被邀请到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我当然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何况事前邀请者说我是那里的新讲厅的第二位讲者。百无禁忌,我讲的是反对一家一孩政策。论点简单:中国的人口问题不是人多,而是知识低,只要能保障生下来的有适当的教育,多生不是坏事。我不是人口专家,但认为应该这样说,于是说了。我也认为自己一九八五年发表的《没有兄弟姊妹的社会》一文的论点没有错。

提到上述,是要指出从自己的经验看,北京约束言论不是恐怕批评。自己写的是经济话题,不写政治。不写政治是因为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而又认为北京在政治上出错,我会直说,相信他们不会约束。解释可以阐释为支持,可以阐释为反对,可以阐释为责骂。如果北京约束解释,中国不会有今天。

没有谁会不同意某些言论需要约束。我不同意北京采用的方法,因为见到有混淆。没有跟进过他们的方法是什么,但我敢打赌,你拿一篇文章给十家内地的出社版删改,十家的选择各各不同。这就是我说的混淆,对中国青年的思想有不良影响,于是在这里指出了。约束言论的原则应该为何是大难题,就是先进如美国也改来改去。我自己没有高见。

最近听说胡锦涛先生要逐步放开言论,我认同,也尊重他的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