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解放后安排 早期党员张申府自动退党之谜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我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因请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到北大作时事报告一事,与张申府先生相识,并慢慢结为忘年之交。因此,我有幸亲耳聆听了张申府先生忆述他为何突然脱党,为何不合时宜地发表《呼吁和平》而被民盟开除等故事及其心路历程。

请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到北大作时事报告

l947年初,我受北京大学文学院学生社团联合会委托,请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到北大作时事报告。我持老共产党员焦敏之同志给我写的介绍信,到北平黄花门五号去拜访他们两位。他们两位的住家离北大沙滩不远,是一座独门的四合院。

他们在书房兼客厅接待了我。家具很简单,四周摆满了书柜。他们夫妇是有名望的爱国民主人士,没有一点架子,对我这个20岁的年轻学生很热诚。张申府老先生用一口河北话问我:"在哪个系学习,系里有哪几位老师?"我告诉他:在历史系学习,系主任是郑天挺,教授有向达、杨人楩等。张老是北大文学院的老教授,对文学院的很多教授很熟悉。

刘清扬女士的问话最多,问胡适对学生怎样,对学生活动干涉不干涉,等等。我回答:在北大复校典礼上,胡适先生讲要继承蔡元培校长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强调这是北大的传统,是治校方针。并说:"你们学生要独立思考,兼听则明,偏听则愚。

"许德珩、周炳麟、钱端升等参与过五四运动的老教授全力倡导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北大校方允许学生在校内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学生组织的社团很多,课外集会很多,壁报贴满了校园,大多是反对蒋介石国民政府专制、独裁、打内战的。

他们两位很关心学生的思想状态。我向他们汇报: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10月11日占领了张家口,当天宣布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国共谈判全面破裂之后,部分同学受暂时现象迷惑,产生一些悲观情绪。

1946年底,由北大同学发起,爆发了北平和全国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大游行之后,增强了与国民党腐败当局斗争的信心,关心形势的同学大大增加了。我今天来拜访你们,就是受北大进步学生的委托,请你们给我们北大学生作形势报告,提高和鼓舞同学们对革命的信心。他们两位听了邀请之后,欣然答应。

1947年2月,新学期开学不久,刘清扬女士首先来校作报告。地点是在沙滩北楼第一教室,有300多人参加,把教室挤得满满的。刘女士讲话声音洪亮,激昂慷慨,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政协协议和停战协议的行为,指明人民力量大,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为敌,必然会失败。

她的讲话不断被掌声打断,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3月,张申府老先生也在同一地方作报告,他在1946年1月参加了在重庆由国民党召开的政协会议,他摆事实,讲道理,把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政协协议,背信弃义发动全面内战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增强了同学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对共产党的同情和信任。

他们夫妇来北大作报告,由我接送,并领着他们在校园转转,看看学生社团的集会场所,民主广场贴的反对国民党的壁报、大字报等等。

同张申府老先生认识后,因为他的住地离沙滩很近,常常叫我代他在北大图书馆借书还书。我借每次取书的机会,常向他请教哲学问题,他总是详细给我解答。1948年3月,他给北平民主同盟的盟员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叫我也参加,给他作记录并整理讲稿。我把整理好的讲稿送去,他看后很高兴,对我说:"整理得很精炼,我引证的话,你都注出了出处。"他的讲稿发表时,特别注明是我整理的。

张申府一生值得回忆的两件大事

交往多了,彼此熟悉了,张申府老先生把我看做忘年之交。互相之间有了信任,谈话也就自由和深入了。我向他打听他的身世,问他在北大同陈独秀、李大钊的交往,他都很坦白地向我作了介绍。张申府说:"我是河北献县人,1893年出生,是书香世家,家父濂公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

少年时我和弟弟张岱年跟家父念古书。1912年家父被选为国会议员,迁到北京,我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1914年考入本科,先学哲学,后学数学,1917年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逻辑学,1920年升为讲师。

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回到北京,主编《晨钟报》的《甲寅日刊》,经同窗郭仁林介绍,我认识了他。1917年,蔡元培先生当北大校长,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馆长。

我和大钊同志都支持新文化运动,我们两人都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积极撰稿,陈独秀聘我们二人当这个刊物的主编。我们三个人经常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商议这两个刊物的编辑工作,陈独秀曾说过,他在北大同李大钊和我最谈得来。"

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后,最先吸收张申府入会,他们两人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负责人,约请天津"觉悟社"的周恩来、刘清扬来北京。1920年8月16日,两个社团的代表20人在陶然亭慈悲庵开会,商议两地爱国进步青年加强联系,共同战斗等问题。在这次会上,张申府结识了周恩来、刘清扬。后来在巴黎,张申府介绍他们二人入党,并同刘清扬相爱,结成夫妇。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北京找到李大钊,要他组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说:"我的号召力不及陈独秀",所以为维经斯基写了介绍信,介绍他到天津。1920年8月,陈独秀在维经斯基帮助下在上海建立共产党小组。

在建立之前,他曾写信给张申府:"建党是叫社会党或共产党?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的字)可谈。"张申府持信向李大钊商议,李说:"叫共产党好!"叫张申府给陈独秀回信,最后陈独秀采纳了李、张意见,取名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带话给他们二人,嘱咐在北京也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李大钊、张申府在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的图书馆长办公室介绍北大学生张国焘入党,三人成立了继上海后第二个共产党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

1920年,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在法国里昂办中法大学,经蔡元培推荐,聘请张申府为中法大学的哲学教师,年底张申府随蔡元培一齐赴欧。张申府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在欧洲建立中国共产党驻欧小组。1921年,张申府先介绍刘清扬入党(两人不久结婚),两人介绍周恩来入党,后来有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到了巴黎,他们五个人在巴黎建立巴黎小组。

1922年,张申府、周恩来在巴黎发展朱德、孙炳文入党,年底建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张申府任书记。

1923年底,张申府回国到了广州,在广州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24年,苏联帮助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当时会俄文的人很少,孙中山聘请张申府帮助苏联派来的人一同筹建黄埔军校。张申府负责招考第一期学员,亲自参加了对学员的面试。

1924年5月开学,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聘加伦等苏联军官为军事顾问。孙中山聘请张申府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戴季陶不到职,工作由张申府直接同廖仲恺联系,实际上是张申府主持政治部的工作。

当时黄埔军校很重视政治教育,把它提高到与军事训练同等地位,培养学生爱国精神和革命意识。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有陈赓、左权、徐象谦(后改名为徐向前)等40多名地下党员,占了学员的十分之一,张申府推荐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共产党员做政治教官。

廖仲恺对张申府很器重,亲自推荐给蒋介石当翻译。张申府回忆说:"我在黄埔军校看到蒋介石非常跋扈,什么事都是他独断独行,一个人说了算,我一生气,就不干了。

廖仲恺极力挽留我,我说不干就不干。廖仲恺叫我推荐人选,我推荐周恩来,廖仲恺同意,并给周恩来寄去路费。1924年底(1924年9月——作者注),周恩来回到广州,当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说到这里,张申府笑着对我说:"我一生做事不多,值得回忆的就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介绍周恩来入党,二是推荐周恩来当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张申府谈自动退党:"这是我的个性和缺点,宁折不弯"

我曾问张申府老先生:"你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发起组织共产党,为什么后来却自动退党了?"他很坦白地对我说:"这怪我是知识分子,脾气直,看不惯当时党内重大决议总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1923年党的三大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决议案,我就不赞成。

1925年1月在党的四大会议上,一个同志发言主张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我不同意,在会上同他吵了起来。当时我怒不可遏,就退场,并大声喊我退党了,周恩来马上跑出场外,追上我劝我息怒,不要退党,我没有听他劝阻,就离开会场了。

后来赵世炎也劝我不要退党,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个性和缺点,宁折不弯。退党后,李大钊找我谈话,劝我不要退党,他也劝不动,只好向我约定,你在党外要帮助党,我接受了,并一生践行了这一诺言。全国抗战爆发前,我在北平从事华北救国会的工作,参加一二九游行;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当参政员,参加民盟,批评国民党专政、独裁,都是这样做的。"

张申府先生离开党组织后,一直在北大、清华、中法等大学任教,他对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哲学、英国伯兰特·罗素的哲学研究造诣很深。

1948年10月,张申府先生在政治上做了一件错事。他是民主同盟华北总部的负责人,在东北辽沈战役胜利后,竟然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引起共产党、民主同盟的严重不满。11月15日,民盟中央开除了张申府的盟籍,12月6日在石家庄出版的《人民日报》刊文批评张申府"卖身投靠"国民党。12月16日,他的夫人刘清扬在解放区声明和他离婚,划清界限。

北平解放后,许多老同志都责备张申府:"你一生反对国民党专制、腐败,当解放战争决战前夕,你怎么作出这种蠢事?"张申府先生对这事也后悔不已,说:"都怪我本性难移,当时我看到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太痛苦了,我想让人民缓缓气,就写出了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不慎重。"他说的这段话,反映了他一贯直抒心意、率性而为的特性,暴露了他的弱点,或许也正是这种个性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

新中国成立后,经周恩来、李维汉安排,张申府先生在北京图书馆当研究员,干他的老本行,研究罗素哲学、数理逻辑和中外哲学。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平反,晚年当了第五、六两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病逝,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