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如果没有包玉刚 屡次接见包玉刚 邓小平为何对“宁波帮”情有独钟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听取了国务委员谷牧关于宁波对外开放工作的情况汇报,并满怀激情地号召:“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中国对外开放的总设计师对“宁波帮”何以情有独钟﹖这还得从小平同志作出开放沿海城市的战略决策说起。

1984年4月,中央正式宣布开放包括宁波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这是继举办经济特区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新高潮。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把几千万海外同胞看成是中国大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在作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的战略决策后,更广泛地团结、发动海外同胞参与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为他思考和关注的焦点。

在与“宁波帮”人士的接触中,海外“宁波帮”引起了他的注意。

宁波人素有外出经商谋生的传统,俗谚“无宁不成市”。孙中山曾赞誉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近代以来,“宁波帮”长期称雄于中国工商界。

20世纪中叶,“宁波帮”企业家纷纷转向港台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创业。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特别是港台经济起飞的历史机遇,成为海外华人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今天,在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分布着73000多名宁波籍商人,加上他们的后裔,有30万之众,其中不乏工商巨头、科技专家、社团领袖和社会名流。

1984年香港十大富豪中就有四位是宁波籍人士。在为数不多的“世界船王”中,“宁波帮”也占有二席。

他们不但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且具有不可等闲视之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能量。在当代“宁波帮”中,原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在新中国成立后,带领香港中华总商会在香港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在抗美援朝时他又率先捐献了一架飞机,并购买了相当于2000两黄金的爱国债券。

1962年他捐款100万元在家乡兴建中小学各一所,为表达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敬仰,特以“东恩”二字命名。他的义举开创了现代“宁波帮”捐赠的先河。

邓小平以政治家的远见、外交家的敏锐预见到了海外宁波籍人士对宁波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指出:“宁波的优势有两个,一个是宁波港,一个是‘宁波帮’”。为了帮助宁波开展对“宁波帮”的工作,小平同志亲自指派原外经贸部资深副部长卢绪章(包玉刚的表兄)去宁波帮助工作,并指示:“给卢绪章同志办一个长期护照,随时可以去国外。

”为了加快宁波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吸引团结更多的“宁波帮”人士支援家乡建设,在小平同志的关心下,1985年11月,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以国务委员谷牧为组长,各有关部委领导参加的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聘请包玉刚和卢绪章为顾问。

国务院为一个地方的经济开发专门设立协调机构,这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小组对宁波的开发开放和经济建设以及发动“宁波帮”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邓小平还亲自出面做“宁波帮”代表人士的工作。他与世界船王包玉刚的交往,可谓是一个典型。包玉刚是海外“宁波帮”的杰出代表,在海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1978年秋,他致电内地要求前来“探亲”,邓小平请廖承志复电邀请包玉刚夫妇来访,并亲自出面会见,从此开始了他与“宁波帮”的交往。

以后包玉刚几乎年年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成为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受到邓小平会见次数最多的人。1980年邓小平出面接受了包玉刚捐赠建设北京兆龙饭店和上海交大图书馆的2000万美元,以后又应邀为兆龙饭店题名并亲自出席饭店的开业剪彩仪式。

邓小平尤其支持包玉刚为家乡宁波的建设出力。1984年10月包玉刚捐款2000万美元创办宁波大学。邓小平对包玉刚的义举深表赞许,交待谷牧:“办宁波大学的问题,包玉刚讲,大学归国家办,他出钱,这是件好事,我答应给宁波大学题写校名。你们应该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情办好。”

小平同志在构思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十分注意发挥“宁波帮”人士的作用。他频频会见包玉刚和王宽诚、安子介、马临等“宁波帮”著名人士,与他们商谈国是,相聚甚欢。安子介、王宽诚等“宁波帮”著名人士也多次率团进京访问,向中央政府反映香港的社情民意,为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回归工作尽心尽力,成为沟通北京与香港之间的重要桥梁。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包玉刚、安子介、王宽诚等“宁波帮”人士都应邀出席了这一历史性的场面。

1985年6月,安子介、包玉刚被全国人大任命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马临、邬维庸等“宁波帮”人士成为起草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安子介、王宽诚又分别担任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和咨询委员会执委会副主任。“宁波帮”人士在基本法起草和咨询委员会中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董建华、范徐丽泰等一批宁波籍著名人士都为香港特区政府的筹备立下了汗马功劳。

邓小平对“宁波帮”的号召和关怀,极大地激发了“宁波帮”人士爱国爱乡的巨大热情,香港“影视大王”邵逸夫、香港南丰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廷骅、香港宁波同乡会会长李达三、香港永兴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光彪、美国第一任华人州长吴仙标、全美华侨工商业总会会长应行久、新加坡宁波同乡会会长水铭漳、日本孙氏集团主席孙忠利等都在阔别家乡几十年后踏上了魂牵梦萦的故土。

他们纷纷行动起来,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积极为家乡建设事业献计献策,出资出力。

就在1985年即邓小平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号召的第二年,海外“宁波帮”人士向宁波捐赠达5700万元,是前一年的37倍。截止1998年底,共有400多位海外“宁波帮”人士为家乡捐资兴办教育、文化、卫生和各种公益事业近2000项,计5亿多元。

在宁波现有的2000多家三资企业中,70%以上是由“宁波帮”人士兴办或引荐的项目。“宁波帮”已成为宁波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和宁波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支撑点。

与此同时,海外“宁波帮”人士报效祖国的赤子之情并没有局限于家乡一方水土。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全国。到1998年底,海外“宁波帮”在全国捐资达40亿元,项目遍及各地,在内地的大多数省市,都有他们兴办的企业。

在与“宁波帮”的交往中,邓小平与“宁波帮”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91年9月22日,包玉刚在香港病逝。当时退休在家的邓小平获悉后深感震惊,为失去这样一位老朋友而不胜悲痛。他以“生前友好”名义送了花圈,并派女儿邓榕专程赴港出席包玉刚的葬礼。 (谢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