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笑骂汪峰啥了 谢天笑:被叫教父很开心 但多了觉得丢人
1999年正式发行第一张唱片《冷血动物》开始,谢天笑[微博]至今出版了5张专辑,演出的场地也从容纳数百人的酒吧一步步走上北展、奥体直到工体,他仍在完成着从地下转至地上的过程,他被冠以“中国摇滚新教父”的名号,与崔健比肩。
3月30日晚,北京工人体育馆,一场叫“幻觉”的演唱会在此举办,砸吉他,上音箱,躺在地上是他演出的标志性动作,一向以凌厉躁动血脉贲张的表演风格著称,一度在地下音乐圈被称为“现场之王”的谢天笑,登上了“工体”这个对歌手来说具有指标意义的大舞台,而此前“摇滚歌手”出身的只有郑钧、汪峰[微博]、许巍曾在此举办个唱。
对话人_蔡慧(驻京记者)
谢天笑
谢天笑,山东淄博人,上世纪90年代初赴京开始摇滚乐之路。1994年组建了“出家的猎人”乐队,一年后谢天笑离队。1997年,谢天笑与李明等人创建了“冷血动物”,谢天笑担任主唱和吉他手。冷血动物的演出遍布京城各地下摇滚吧,他们的Grunge风格得到了乐迷的追捧。
1999年底第一张专辑在京文旗下的嚎叫唱片[微博]发行,正版销量近20万。此后,谢天笑经过美国的游历,回京重组“冷血动物”,陆续发表了专辑《X.T.X》、《只有一个愿望》等,他在音乐中融入中式古筝,并加入雷鬼元素,个人风格突出,持续的演出火爆也使得他获得“地下之王”的称号。
音乐救赎
“听到‘摇滚’两字就有说不上的激动”
来自山东淄博的谢天笑儿时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学习不好又调皮叛逆,经常被老师打骂甚至羞辱,至今他也记得一个男老师还嘲笑他的名字“谢天笑?你就朝天笑吧”。15岁的时候,他因朋友牵连被判在家中监视居住3个月,正是这样一段闲极无聊、无处安放的青春岁月开始在音乐中找到方向。19岁,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决定闯北京搞摇滚去!
南都娱乐周刊:你15岁就开始学习吉他了?
谢天笑:那个暑假被监视居住,我就开始弹吉他,我清楚地记得刚开始手指在上面滑音,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种伤感,伤感而好听。借给我吉他的人,我当时说一个星期之后还给他,但那个人忽然就不见了,消失了,20多年过去,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所有人包括他父母都没有见过他,他叫郭二(音)……我总是有种命运的感觉,好像他把这个吉他交给我,就不能再还给他。
南都娱乐周刊:从吉他开始接触摇滚乐?
谢天笑:我有个邻居叫王磊,听说他会弹吉他,我就找他去学——后来他跟汪峰在“鲍家街43号”乐队弹贝斯——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在北京学古典吉他的朋友王宇(音)。王宇推荐了一些音乐给我听,还拿了一些跟玩摇滚的人合影给我看。
我一看,这多牛逼啊,搞摇滚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男的头发留那么长,戴墨镜、皮夹克。现在想想那些人可能是唐朝或者黑豹,其实他还拿着跟崔健拍的照片,但我那时候不认识谁是崔健,看他的样子普通觉得无聊。我说太酷了,他说你要是喜欢这个就可以玩电吉他,电吉他才是玩摇滚的。而且我听到“摇滚”两个字就有种说不上的激动,只觉得自己是这样就太合适了。
南都娱乐周刊:19岁你就只身来到北京,就是为了搞摇滚吗?
谢天笑:那几年就知道摇滚应该来北京,同时我也有点害怕在山东的生活,我从小就向往自由的感觉,但现实里没有自我的生活空间,我连自己的一个抽屉都没有,换袜子换内裤都是父母给我准备好。我对父母是交织的情感,特别矛盾复杂,一方面我在学校老师对我特别不好,我特别破罐破摔,另一方面我回到家我妈妈每次面对我就是“我们相信你会变好,我们相信你”……我没有办法彻底变成某种人。
正是这种东西把我逼得,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不要在这儿生活,我要走,去北京。
南都娱乐周刊:那父母不让你离开吧?
谢天笑:我不管,我就要走。没钱找朋友借,带了200多块就来北京了,住在王宇给我介绍的朋友家,我在街上看到长头发的人就问,哎你是不是搞摇滚的?有人说是啊。我最先认识的就是面孔乐队,那些人是我最早在北京的朋友。面孔最早的鼓手马克塔乐后来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俩是过去圈里别人最讨厌的两个人(笑),我俩都特别狂妄,老借人钱,借了还不还,所以我俩口碑很不好(笑)。
南都娱乐周刊:来了北京就开始玩乐队了?
谢天笑:也没有,我一直在瞎玩,直到可能是因为喝醉了开着窗睡觉得了面部神经麻痹,就回山东去针灸。因为面瘫我一笑嘴就歪,怕人笑话我也不敢出去玩,就躲在家里听音乐。那时候塔乐对我帮助特别大,他给我拷贝了很多磁带寄到山东,一直给我寄,每次都20多盒。
我听了各种音乐,每天听着walkman入睡:雷鬼、重金属……涅槃、皇后、鲍勃·马利、吉米·亨德里克斯都是在那个阶段听的。从那时候就开始喜欢涅槃和鲍勃·马利直到现在。
雄心壮志
“中国涅槃”要去“改写美国音乐史”
谢天笑初在北京的生活很动荡,经历过各种搬家,住过各种地方,直到1995年前后才开始正式地做乐队,第一支乐队叫“出家的猎人”。玩了一年,录了一首歌给《摇滚北京》合辑,随后他和老乡李明等人一起组建了“冷血动物”乐队。而那个阶段,许巍录完了第一张专辑《在别处》,汪峰所在的鲍家街43号乐队也出版了第一张专辑。按照谢天笑的说法,他“瞎混”了很久,但他们一开始演出就被人称为“中国涅槃”。
南都娱乐周刊:你说瞎玩了很久,那冷血动物是怎样开始上轨道排练和演出的?
谢天笑:对我们帮助特别大的是有待(注:知名电台主持人,致力于摇滚乐、爵士乐和电子乐等在中国的传播)。1997年底,有待在当时北京很有名的NASA迪厅做了一场摇滚新年演出,唐朝、超载、清醒、张楚等很多乐队和音乐人都在。
谁也不认识我们,我也不知道从哪找到有待电话,就打给他问“我们能不能去演”,有待说不行,乐队太多了,没有时间演出,我就要求第一个演,反正我们也不要钱,后来有待说干脆你们最后演吧。那天很多乐队演完,差不多凌晨四五点了,观众也不多了。
但我们演完之后有待特别喜欢,就要签我们,还出了一个意向合约,那时候我心说“我操,太专业了”。有待就帮我们安排排练,我们和另外一支有待想签的乐队瘦人在NASA排练,有人给我们考勤,比如一三五排练,两点到五点,谁来晚了都记下来,扣钱之后就让大家去挥霍。那段时间排练特别有规律,对乐队特别有帮助。
南都娱乐周刊:但你后来是1999年在京文嚎叫出的第一张唱片,也没有在有待那儿发。
谢天笑:对,后来有待的公司撑不住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那时候他就要做音乐节,而且在雁栖湖做。我们一看海报,先是崔健,接下来就是冷血动物,之后是唐朝谁的。我操,我们就在崔健后面啊!特别感谢有待,我们本来那么小的乐队,他太看重我们了!
我写了《雁栖湖》那首歌也是因为那段时间经历的一些事情,其实我都没有去过那儿。不过那个音乐节太早了,也不了了之。此后,我们的排练演出虽然没有明确计划却顺其自然了下来,在嚎叫俱乐部、莱茵河、忙峰等演出酒吧各个地方。
演出的时候老哥(注:著名录音师)看到我们就想帮我们做一张唱片,老哥很忙我们就见缝插针地录,滚石唱片找到我们谈签约,但是条件是找制作人重做唱片,但我们跟老哥已经做了一年了,正好吕玻(注:嚎叫唱片创始人)给我打电话,说去了京文唱片,于是我们就在京文旗下厂牌嚎叫发了唱片。
当时的发行价格还算可以,我去了老哥那儿拿母盘,那种特别大的磁带,送到京文,合同签了,拎了一塑料袋钱就走了。
南都娱乐周刊:你们的第一张专辑《冷血动物》据说销量惊人,磁带15万,CD4万,这对新乐队来说是个很好的开始,不过很快你和成员李明却都去了美国,这跟还没发片你们就受邀美国德克萨斯知名的SXSW音乐节演出有关系吗?
谢天笑:我们是被一个看到我们演出的朋友推荐过去的,从音乐节回来之后发完唱片,我就想去美国玩,英文不好也没关系,就像当时来北京一样有种从零开始的刺激。当时有一点“在中国做摇滚就要在北京,在世界做摇滚就要在美国的”念头,我们的音乐也受了美国的影响,所以就想去那“改写美国音乐史”。我很快就签了两年的多次往返,揣了1000美金就去了。我最初的想法是就留在那儿不回来了。
南都娱乐周刊:当时在美国的哪个城市?
谢天笑:我去过很多地方,旧金山、奥斯汀、洛杉矶,我们当时在美国的鼓手叫大卫给我介绍了一个迈克尔·杰克逊的制作人,叫比尔,他比较喜欢我们的音乐,他在旧金山觉得可以帮我们把乐队做完整。李明就愿意在旧金山,但我觉得玩音乐还是该去纽约,我就去了。
南都娱乐周刊:听说还在纽约刷盘子呢?
谢天笑:我去的时候纽约刚受到9·11重创,很压抑的气氛,我觉得那就先找个工作吧。很不容易才找到,在一个台湾人开的中国餐厅打黑工洗盘子,那个餐厅生意特别好,我跟一个墨西哥人一起打杂,从早上开始一直用一根管子冲洗盘子,戴着特别可笑的帽子和围裙。
他不会汉语,我不会英语,他一直用手势指使我倒垃圾、煮饭,用一些好的米掺不好的米,我都干到迷糊了,不知道几勺好的米和不好的米,那些人也知道我太累了,都在笑我。干了一天,实在太累了,我就问老板要了一天的工资,36美元,不做了。
那时我借住在一个美国朋友家,之后索性拿了他的吉他在地铁卖唱。我发现非洲人打鼓和中国人拉二胡都不太受欢迎,于是就去唐人街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和《在那遥远的地方》,唱王洛宾的歌。
这些歌很多女孩都喜欢,一听就给钱,10美元、5美元,那挣钱挣得特别快,一两个小时就挣到70多美金,有时候有100多美元。我挣钱都挣到不好意思了,觉得有些骗人。当天我就去唐人街吃了碗海鲜面,打着出租就回去了,在车上刚有时间看看纽约是什么样儿。
我就想每天过来唱不就能生活了吗,我就白天卖唱,晚上去看各种演出。我在纽约待了半年多,对我音乐的影响特别大,看到好多没看过的东西,经历了一些从没经历过的东西。
南都娱乐周刊:你不是说想留在美国吗,怎么后来又回国了?
谢天笑:我从纽约又回到旧金山找李明,去海边晒太阳,或者找鼓手排练,在美国一个又一个小地方演出。都是当地人去看,他们觉得太好奇了,中国居然还有摇滚乐。我也意识到,中国摇滚必须要有自己的特点,国外已经做得太好了,不得不承认像重金属还有布鲁斯,他们已经玩到无法超越,那就是他们的东西。
后来我就想回来,因为在那边实现音乐想法真的很难,在国内做个小样,录音、排练是特别简单的事,在美国就特别麻烦。做音乐是为了实现你的想法,所以怎么容易实现,就在哪做。另外,当时我们跟京文还有一张唱片的合约,2003年我就和大卫一起回北京做第二张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