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郭文斌 郭文斌长篇小说《农历》所有的念想都因了农历
一直在作品中怀抱“寻找安详”“吉祥如意”念想的郭文斌,终于在他的长篇小说《农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中,安放了他的念想。因为在郭文斌看来,对于现代人,尤其是对那些整天处于致命焦虑的芸芸众生来说,以安详作为生命的方向,才是每天疲于奔命的人们尽快摆脱焦虑的救赎之路。
于是,他虚构了他的理想国——安详欢喜的上庄。初读以为这是一部献给孩子的农事诗,掩卷之余才知道,最应阅读的是我们成人,因为它借助儿童视角来呈示人性的本质与救赎,这是一部关于固守与出走、矛盾与救赎的书。
首先,固守与出走是郭文斌面对现代社会的基本态度。一如阿贝尔·雅卡尔所言:“要是我们执意往经济主义道路走,准保回到野蛮的状态,就像赫胥黎在《人之杰》或奥威尔在《1984》中所描写的那样,对这样的人类,我们应当学会说‘不’。
” (阿尔贝·雅卡尔《我控诉霸道的经济》)人类快节奏地向前赶路,慌乱得连路两边的风景都来不及看,更少有人留意他们遗忘与流失了什么,少有人在现代虚华生活中,想起他们曾经过的与自然拥有密切关系的生活,曾经有过的在一个个天然节气与节日中翻过的一页页农历,忘却了这些曾经支撑着他们安身立命的传统社会的基石。
我不知道郭文斌是否是在一个不能回老家过大年的年夜里,念想曾经有过的所有农历里的节日,念想远去的欢喜,在这份心灵的守望中,开始写《农历》,但是我注意到,在那个“就像新婚之夜没有进洞房”的日子里,当他带着他的有关过大年的文字在键盘上行走时,“我没想到,它会把我的伤心打翻,把我的泪水带出来”(《农历·望》)。
他要通过对乡村伦理与农耕文明的美善描绘,从经济社会出走并说出他的“不”,他要固守他念想中的乡土文明,固守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石。
上庄在郭文斌笔下是牧歌式的田园,最动人的牧童便是六月了。六月是主人公,是一个嘀咕大问题“‘想’老管不住的人”,他是童真、童心与经典化的民间传统的化身,也是本书的灵魂。郭文斌以纯正、沉静的儿童本位叙事,以孩子的眼睛看万物见心灵,以孩子的本真描述世界的美与善。
因此在天真烂漫、聪明早慧的六月和他的姐姐五月眼里,万物有灵,天地有心,人心美善,他们与慈爱的母亲,尤其是与他们的开蒙老师、被村里称为“大先生”的父亲,共同演绎并串联了一村人的十五个农历节日。
背负乡间文明与乡村伦理大任的他们与乡邻们互助互爱,这里人人受欢迎,个个生活和美安详,该下地时及时下地,该祭拜时虔敬祭拜,该过节时欢喜过节,一如六月探寻的“火是木的解放”、“水是脸的解放,也就是净的解放,也就是美的解放”,一种身心真正“解放”了的日子。
而六月自在的情状,天真烂漫、聪敏自然、妙趣横生、放慢了脚步的乡间生活,飞扬着一种精神的光芒和祥和的气氛,人物为此有了翅膀,飞进读者的心里。
郭文斌的弦外余音是他守望的安详大地、修成正果的人心与丰厚的民间传统,并使之扎根读者,欢喜人心。为了守望这份安详,理想人物六月修身养性,快乐成长。端午采艾草时,“五月六月从未有过地感觉到‘大家’的美好”,而且一山的人都在采吉祥如意。
“五月就把目光开成一束花,送给六月”,过年时,“老天下雪花,五月六月剪窗花。二人手里各拿一把小剪刀,按照爹给他们的花样剪。当剪刀在三色纸上噌噌噌地剪过时,六月突然觉得,年是一朵花,已经在他和五月的手上开放了”。
这快乐潜入元宵的灯花、潜入干节的打干枝、潜入小满侄儿的生育诗、潜入清明老得不像样子的荒草、潜入中元目连救母的戏文、潜入七巧的牛郎织女、潜入中秋养在碗里的月亮之鱼、潜入重阳的十全十美、潜入腊八冬至水的上善、潜入大年的分年守夜以及改弟的家……随处结祥云,人人皆欢喜。
这快乐充满了如流水般和谐自然的韵律,令我们明白安详是本书真正的主人公,明白六月一个个的欢喜中隐含着对友谊、忠孝、感恩、同情、自由、公正、劳动等等精神成长关键词的认识,他与五月对民间经典的学习与背诵,显现的聪慧灵性与精神气质。
这种固守与出走是审美的、个性的,也是独具魅力的。从现实出走,回到故乡,以六月过元宵为切口,切入了烂漫与念想,回归了本真与幸福。这种幸福散发着地气,弥漫着大年的喜乐。从《大年》《吉祥如意》《点灯时分》《寻找安详》,乡土一直就是支撑郭文斌创作的根器,而中华文明一直也是扩大他内心世界的精神源泉,悲悯情怀则提升着他作品的精神向度,为此《农历》以乡村十五个传统节日设目,从元宵开始,到“上九”结束,正好是一个四季的循环。
作者是以“小说节日史”的方式呈现中国文化的根基和潜流,以此拯救和重建乡土中国的传统文明,他不希望我们在倒脏水时把婴儿也倒掉。我明白了郭文斌近似着魔的热情正是来自这份对经典化民间传统的钟情。在他唯美的、散发书卷气的散文化笔调下,上庄的年节、西北节日风俗、民间文艺与方言俚语“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显现了作者西北文化生生不息的血脉。
同时,复调的大量运用,不时使现实与历史、现实与戏文、现实与梦境交相辉映,相生相应,产生一种互文的效果。
慢慢翻阅书页,别样的情绪渐渐涌动,温情而沉静,在六月开蒙的天真烂漫、快乐闲适与温柔敦厚中,自我便幻化出一方心灵的牧歌田园,在此走出现代社会,在此回归本真固守好的传统。郭文斌不仅给了我们一个绵长的念想,同时也唤醒了我们的审美感受力。
其次,矛盾与救赎是郭文斌对正在裂变的乡土文明重建的忧思与努力。面对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与乡土文明行将瓦解的矛盾,郭文斌痛心不已,他急于为远去的农耕文明唱挽歌,因而文以载道,为此郭文斌故意隐去现代生活与现代文明,隐去时代背景,而六月与五月也年龄模糊,读者只能从“坐车五月要买票,六月不用买票”去大致判断,然而年幼的六月却可在“上九”做了乡间只有德高望重者方能担任的仪程官,并表现出少儿罕见的文胆与口才,令人生疑也生敬意。
同时,没有学校生活(只有“大年”里提过爹“让他们每年给小乔老师磕头”),也就没有现代教育的甘与苦。没有苦恼,没有矛盾(有小口角,或是心理闪过些许小气,还没出口,就被仁义过滤了),全村人全年都随着“农历”(这是乡土文明的象征)、依照传统过着一个个节日。
大家都生活在“安详”与“欢喜”之中,就连一无所有、无心过年睡大觉的改弟爹也被六月们的爱与喜感动,而起身糊过年灯笼了。上庄的人们都是无条件地感到快乐,因为“如果一个人心中全是欢喜,真的全是欢喜,他就不会没饭吃没衣穿,他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吉地,他任何时候出行就是吉时,任何人见到他都会心生欢喜”。
在悲凉遍地、困境重重的当下乡村,此曲也许只应天上有了。
常回乡村老家的郭文斌,不可能无视现实存在,如此营造安详和欢喜便有了乌托邦的意味,或说童话的质地与理想的信念。隐去矛盾的阅读,是愉悦美善的,但掩卷之余矛盾却直击心扉,悲哀不期而至:《农历》的欢喜世界,早已渐行渐远了;描绘安详,是为了救赎,那么沉醉“欢喜”,是否意味着对乡村忧思的忘却与逃避?
也许,作者正是这样让我们在书的世界里暂时远离尘埃,远离经济时代的恐慌,回归传统节日里的欢喜,回归农历,“天然”与“安详”地养植德行与快乐,在民间化的经典与传统中自我救赎,尤其希望还孩子们一个自在快乐的童年,人人都像六月那样自由自在地成长。在这个意义上,孩子需要六月,成人社会需要这种关怀与审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