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的妻子 读于建嵘教授《我的父亲: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有感
于建嵘是我国具有鲜明自由、民主意识的法律学者,本文是他对于父亲的回忆录,是一篇完全真实的传记。此文表现了一位自由民主人士对于历史和人物的公正和客观态度,哪怕是对于自己的父亲。于建嵘之父的一生,在我D打天下这一代D员干部中来说,实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的一生实在是这一代D员人人生经历的标准模板。仅以此文向于建嵘教授致敬!
全文一共一万八千多字,不短也不长,我一读到开头就爱不释手,一口气看完以后,我对于建嵘教授更加尊敬和崇敬,对于父亲,他既没有美化也没有丑化,贵在真实!能做到这一点的学者,实在是不多。
正如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读完以后的收获不尽相同,我的第一个感概是,当今像于教授这样的学者太少了。
于父出生的年代是民国初,与电影《活着》里主人公福贵是一个年代的人。遭遇也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是少年家阔,赌博输光了祖上的田产和家产,被迫流浪,但结局却不同。
第一个不同:《活着》是以悲剧收场,福贵一家男女老少因各种原因相继离世,最后只剩下孤苦伶仃的老人福贵像蝼蚁一样的活着;而于的父亲先后娶三个妻子,第二任妻子是南开大学毕业的天津资本家的小女儿,第三任妻子比于本人还小一岁,最终于父颐养天年,退休后享受副军级待遇,大病小病都进不对普通人开放的高干病房。
子女个个位高权重,富不可言,只有于教授本人喜欢在学校当老师,不愿意听从父亲安排,如果于教授当初听从了父亲的安排,那么今日也就不会有这篇文章的问世,我们或许会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D员,少一位具有民主意识的法律学者。
第二个不同:《活着》是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福贵是其创作出来的一个文学形象,作家余华生于1960年,1977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1993年创作完《活着》时33岁,11年后张艺谋将《活着》搬上了荧幕,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真实的事情往往更有魅力。
而于建嵘教授则是完全在父亲的亲身经历中就地取材,信手拈来,将父亲的一生浓缩在一万八千字里,于父的一生所经历的风雨坎坷何止这些,我觉得最点睛之笔在于结尾,现任市委书记对前市委书记(于父)的评价,还是那句话,在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
于建嵘教授在百度百科里的资料是生于1962年,但是根据文中描述于第一次见到父亲已经四岁多了,已经有了记忆,那是在是1950年初,根据这里推断于教授应该是在1946年出生,再者,父亲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于建嵘的亲生母亲逝于1958年,如果百度百科的内容是对的,那么于出生以前四年,其母就阴阳相隔,这未免和抗日剧里爷爷7岁那年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刀下有得一比吧,因此百度百科里面的东西,不要不信,也不要全信。
命运诡异无常,勤奋种田的大伯于朝龙被1950年被枪毙,一切似乎都是上天注定,正应了那句颠簸不破的古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除此之外,文中非常深刻和睿智几个片段,我将其摘抄在此:
我父亲叫雪姨将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工作的大弟和二弟找回家。在父亲的书房里,父亲同那两个日益疏远的儿子很认真地说:我老了,干革命几十年总算明白了一些道理。我知道,你们对我不关心你们的前程有意见,不是我不关心,而是时机不到。
你们想想,我在位时,你们在我手中能做多大的官呢,搞得不好还会有人东告西告的。现在我要退了,对你们还是要有个安排的。我想,老二你可以从政,老三你可以从商,你们大哥在外省教书,我就没有办法管了,如果他愿意,可以调回来,从政从商由他选。
我那很有觉悟和政治水平的大弟,就曾这样对我说过:古时候总是将升官和发财联系在一起说的,我D的官在表面是不允许个人发财的,只能说为人民服务。但为人民服务,人民是需要发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交出你作为主人的权利,特别是对社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及文化资源的支配权。
我D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如果没有实际利益,人们也就没有追求权力的兴趣了。天下熙熙,利之所趋。但权力这个东西是有时效性的。
因此,对权力的继承从来就是权力掌握者在权力有效期间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家老爷子尽管没有读过政治学,但事实上也精通此道。你想,如果没有我及他培植的接班人掌握着权力的话,他离休后,最好的情况就是按政策享受那些有限的待遇了,而且要看人家的脸色。
对这点,父亲虽然从不在公开场合加以评论,但有一次我探亲回家同完全闲赋在家的父亲小饮,他在几杯茅台下肚后,看看左右无人轻声地对我说:“妈巴子的,你俩个弟弟比你强,为官的如鱼得水,为财的合理合法。
你啊,就会读死书。如果想通了,还是回老家来吧,我叫人给你个职务。这里干点什么都方便。”说完就嘿嘿地笑了起来。可以看得出,父亲尽管为自己不能亲自再在官场上拼杀感到有一些失落,但为自己的后人有如此造化也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我总感到,那充满父爱的笑声又多么象狡诈的老农骗取了他人财物后的窃笑。
父亲德高望重,且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他心满意足地安度着晚年。但不知为何,当他生命进入倒记时后,他总爱和儿孙们谈论他的父母和几十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有一次在饭后闲谈中,父亲竟然说,他这一生要感谢于朝龙。如果不是于朝龙教他赌博,他可能就会守着那几十亩地而在解放后成为地主。
如果不是于朝龙因他拿东西而毒打他,他也不会火烧于朝龙家房子而远走他乡参加革命。如果没有于朝龙包办,他就不会与我妈成亲也就没有我了。看着父亲那忧郁的老脸,弟弟和部属们就建议他到故土看一看,或请老乡亲们来家坐坐。
然而,每当这时,他又总是很豪放地说,革命者四海为家,哪有那么多婆婆妈妈的事情。但我是知道的,他在心里一定在骂,“妈巴子的,于家人从来就没有当我是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