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的术商鞅的道 战国变法组之申不害的“术”
李悝与吴起,可以说是商鞅的前辈,而申不害则可说是商鞅的同时代的人。当商鞅在秦国开始变法的第二年,申不害在韩国为相。而商鞅身死名裂的第二年,申不害也以相国之尊在韩国去世。
这两个人几乎同时登上政治舞台,一个综合了李悝和吴起的法制传统,在西北秦国展开实践,以身死名裂告终,而另一个,则稳稳掌握了君主的心理,安居高位且得以善终。
申不害本是郑国人,公元前375年,韩国灭亡了郑国,顺便将韩国都城迁到了郑地,称为新郑。郑国灭亡之时,申不害已是郑国的一个小吏,但所谓亡国之恨,对于他这样的普通人来说,并不像我们现代人那么敏感。郑国亡了,韩国连同政府领导班子搬了过来,他就继续做了韩国的小吏。
而韩国,在三晋之中最为弱小,留给现在人的印象也最为模糊,人们所能想起来的第一人,当属韩国灭亡诱因之一的韩非子,不过那是后话。其次就是刺客聂政的故事可能有些喜爱武侠的人会知道。但就是这样的韩国,成就了申不害的功业,也给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留下了深刻的一笔。
三晋之中,魏国首先变法,整个战国时代一直都保持着大国地位,赵国地理位置较偏僻,可以专心发展自己,而韩国的地理位置最差。韩国的西南是秦国,曾经被秦国一次夺走了6座城池;西、北两面是魏国,东边本来有个郑国,还被自己灭了,和魏国又接了壤,三面都被魏国包围,隔三差五地魏军就来“拜访”一番;南边是楚国,还好吴起死后楚国没出什么名将,两国以楚国修的长城——楚方城做了国境线,倒霉的是境内还有名义上的周天子所在的周地,战略位置只能用“非常差”来形容。
公元前362年,韩昭侯即位,他是个有雄心的人,还幻想使韩国在开疆扩土上有所进取。公元前358年,韩国出兵占领了魏国的屯留(今山西屯留南)、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涅(今山西武乡西北)三地。小国不自量力的结果就是第二年魏国大军压境,韩昭侯不得不以觐见周天子的礼节去拜会魏惠王。自然,那三处地方也老老实实地还给魏国。
经此一役,韩昭侯放弃了向外发展的想法,转而专心内政,申不害就在此时登上了韩国政治舞台。
此时魏国出兵攻打赵国,一直打到了赵都邯郸,但赵人勇猛,邯郸很久都没打下来。魏国和赵国都派人寻求韩国的支持,韩昭侯问申不害:“你看我该与哪国联合呢?”
申不害没有马上回答,他推脱说需要考虑一下。私下里,他找到了韩昭侯的两个宠臣,让他们到昭侯面前,一个说帮赵国,一个说帮魏国,观察昭侯的表情。之后,申不害再度与韩昭侯会面的时候,一下子就抓住了昭侯的心思,果然得到了昭侯的欣赏。
这一番表演,在商鞅见秦献公的时候我们也似曾相识,只是申不害有昭侯的两个宠臣做挡箭牌,不需要像商鞅那样自己换各种说法来试探君主的心理。无论是申不害,还是商鞅,他们所言所行其实都是君主的期望,只有得到了君主的支持,他们才能借君主的威权实现自己的功业。这番心思,在我们的史书中称为“术”。
“术”这个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个解释,一为技艺、技术,一为方法、策略。对于申不害而言,他的“术”既是一门技术,也是一种策略。
“术”虽是法家学说的一部分,但和法家的主流“法”却不同,“法”要公诸于世,让世人都知道并遵守,是臣民的行动规范;“术”则要深藏于君主内心,让臣下难以揣摩。申不害教导韩昭侯的,正是这种深藏于君主内心,让臣下永远也搞不清楚主上在想什么的所谓“术”。
通过这样的“术”,韩昭侯将申不害奉为相国。据说,在申不害担任相国的15年中,韩国“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史记·韩世家》)
申不害教给韩昭侯的“术”是什么?往虚了说,是一种政治哲学思想,在许多法家儒家中国哲学中国政治中国法律史的论述中有过各家品评,而往实在了说,无论套上多少光环,他的“术”,就是君主御下的权术。
春秋战国时期,臣下弑君之类的下克上司空见惯。现实告诉申不害,君主的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民众或是敌对的强国,而是来自手下的大臣。所以他一再告诫韩昭侯,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
关于君主的权势,申不害认识得很清楚——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情形下,君主专制是最能集中全国力量的政权形式。全国上下如一人,君主的思想能够迅速、准确地传达并实行,是争霸和自卫的最佳组织形式。
在当时,这种“术”也正是韩昭侯所需要的,因为他看到了韩国弱小的原因并不全是自己不利的战略地位——否则,当初韩氏也不会成为瓜分旧宗主晋国的三家之一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萧墙之内的君权不振、内部混乱。而申不害的“术”正是对付这种内部矛盾冲突的最有效办法。
韩昭侯是个很好学的人,他从申不害那里不但学到了君主的“术”,而且青出于蓝。
一次,韩昭侯派使者去外地巡察,使者回来之后,韩昭侯问他:“这一路上你都看到些什么?”使者先说:“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事情。”想了想又说,“出国都南门的时候,看到有黄牛在道边吃禾苗。”
韩昭侯听完很严厉地对使者说:“你不许向外泄露我曾经问过你的这件事。”原来,韩国早先曾有过命令,在禾苗生长期间,严禁牛马入田毁苗。韩昭侯听到有牛吃苗,就知道官吏并没有认真地执行这项命令。他下令让官吏马上汇报各地牛马入农田毁苗的情况。官吏们打混惯了,凑了一些材料报上来。
谁料韩昭侯看过之后,却说:“有遗漏。”官吏们只得打起精神去搜集材料,果然发现南门外有黄牛在吃禾苗。这件事使官吏们大为震惊,他们不知道昭侯是从什么地方知道南门的事情的,心中既惊且畏,觉得昭侯真是明察秋毫,骗不过去,此后这些官吏再也不敢阳奉阴违、玩忽职守了。(《韩非子·内储说上》)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运用“术”的故事。通过类似这样的小事,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韩昭侯树立起了君主的绝对权威,韩国上下再不敢轻忽政令,韩国的内政平稳后,他国也不敢再轻视,于是在战国乱世中求得了暂时的喘息。
而申不害虽然教会了韩昭侯对于“术”的运用,但他自己却没能始终如一。据说,申不害成为相国后,曾为自己的堂兄向昭侯求官,昭侯不同意,对他说:“这件事,你做的与你以往教导我的截然不同。我是听从你的请求,任你兄长为官而让我放弃你一向主张的原则呢?还是回绝你的请求,而坚持你一向教导我的主张呢?”申不害幡然悔悟,向昭侯谢罪。(《韩非子·外储说上》)
法之教诲者申不害尚且有一时私情挂心,何况普通人,而韩昭侯却能不为其所动,可见君主如果决意,非常人可比。
又有一次,韩昭侯喝多了酒,没有回寝宫,倒地就睡着了。在一旁的典冠(负责保管君主帽、冠的内官)悄悄取了一件衣服盖在昭侯的身上。昭侯醒了后,发现身上盖了一件衣服,问左右:“刚才是谁给我盖的衣服?”左右回答道:“是典冠为您盖的。”昭侯当即下令将典衣(负责保管君主衣服的内官)治罪,将给自己盖衣服的典冠杀了。(《韩非子·二柄》)
给国君盖衣服应该是典衣的事情,典衣没有完成职责的确应该受到惩罚,但典冠明明是帮了昭侯却丢了性命,可见昭侯君王之术的深沉。典衣没盖衣服是失职,而典冠盖衣服却是越权。对于君主而言,越权是比失职更值得担心的问题。
于是,韩国就在这样一个国君和这样一个相国的统治下,于战国乱世中求得了喘息。
玩弄权术,申不害当然不是第一个,但他却是第一个将其理论化的人,在后世官场的政治斗争中,表面上被骂得厉害,实际上却深受后世所有君王官员的喜爱。但既然上有驭臣之术,下必有欺君之方,尔虞我诈,你争我斗,我们的政治史才如许地“多姿多彩”。
马基雅维利,不要忘了这个人。在意大利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马基雅维利总结了一本《君主论》,里边的内容申不害一定不陌生。不过,这两个人中间,相隔的空间以大洲计,相隔的时间,更以千年计了。
而自李悝、吴起到商鞅、申不害,不断完善的法家思想学说,也终于在一个韩国末代公子手中发扬光大,他就是韩非子。而真正使用了他们的思想用于治国的,正是一统天下的秦始皇。不过秦朝二世而亡的下场让以后的朝代引以为戒,点出实质的法家学说在表面上不再受到尊崇,中正平和的儒家学说登堂入室,堂而皇之成为覆盖从宫廷到民间的主流学说。不过呢,现在的人说起中国古代政治,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一句:“外儒内法。”
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去世。而他死后的韩国,如风中行路之灯,一路明灭,终于在公元前230年,成为即将诞生的秦帝国的颍川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