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英工笔人物 何家英谈当代工笔人物画

“我常思考中国画里的平面是什么?不是说就是平面,我们的画仍旧是有空间的,是用线条本身依赖透视的转变给观者意想上的引导,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空间,我们的画才有了呼吸。这就是中国画极其奥妙之处,中国画要求存在潜在的生机,绘画语言在画面上是有颤动的,是活的。

那么中国画的平面其实是成就了一种品位,它不过分强调明暗起伏,不是强烈的东西,这就有了书卷气,是种不追求外露的,平淡的哲学观,有高义的、内在的品格。 ——何家英”

记者:您如何评价目前中国工笔画现状?

何家英:当代中国工笔画发展得十分迅猛,以中国工笔画学会为核心的工笔画大展,带动了全国的工笔画队伍不断壮大,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并且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其格调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整个中国画领域工笔画占据了多大半江山。这反映出工笔画蓬勃的生命力。由于展出作品过多不免夹杂着许多格调不高、水平较低的作品。在肯定的同时,也要清醒的意识到工笔画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提高。

记者:您喜欢南唐后主李煜的词,您觉得自己从中汲取了怎样的文化营养?

何家英:他从中西方绘画传统语言中广泛汲取营养,“衡中西以相融”,重新激活了中国传统工笔画的伟大品质。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秋冥》、《米脂的婆姨》、《酸葡萄》等作品成为工笔画中的现代经典。同时,何家英的工笔画和写意画作品一直被收藏家及投资者青睐,业内人士称,其工笔画更是每平方尺过百万元人民币。因此,本报特邀他作为'博雅典藏周'大家访谈的开篇人物。

谈创作主题——女人的纯洁是男人的心理需求和审美要求

记者:在您的工笔人物画中,女性形象占据了绝大多数,这是出于何种考虑?在她们身上,倾注了您怎样的美学思考?

何家英:女性自古以来都是被表达、被审美的对象,因为她们身上存在各种各样诗意的美的形态。在生活中,女性之美远远超越了男性之美。女性具备高尚的品德,女人的纯洁、天真,具有诗意。女人更有情,更能表现出情感。女人对情的重视远远超过男人。所以,在女人身上,寄托着我们对美好事物的情思。

我在画中首先表现的是女性的纯洁。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讲女人是水做的,女人最可贵的就是纯,男人对女人的要求在于其纯,男人欣赏女人也在于其纯。女人的纯洁在男人看来是最高境界,是一种心理需求和审美要求。

女人是具有情感的人类类型,这种情感并不表现在快乐的嘻嘻哈哈上,女人在孤独时表现出的带有一点点忧伤的境界,恰也是女人最典型和最深刻的心理境界,这也恰恰是我们在审美上的选择。有句话叫做“悲剧的东西更具感染力”,虽然这种感伤不一定是一种悲剧,但它是淡淡的忧伤,就有淡淡的回味,很有意思。

何家英:读李后主的词能焕发出一种忧郁忧伤的情思来,艺术创作就是需要这样一种情思,这是内心的反映,在读诗词时能增加这种心情,这很重要。在个人生活中,难免遇到忧伤。比如说,1974年,我初中毕业上山下乡,插队到了天津宁河县,那时插队不是学农劳动,学一两个月还能回来,那可真是被抛到了那里,还能不能回到城市,是个未知数。

那时你知道将来的社会是什么?我们谁也没想到今天的社会变得这么好,有了这么高的自由度。那时候只知道下乡之后就是苦力,能不能完成画画的愿望和理想,真是一个未知数。

尽管那个时期,我们是如此刻苦,在劳动之余坚持画画,心中有未磨灭的理想,但是也真正体会到命运是个什么东西。有了宿命的体验,再读这样的文学作品,包括看电影读小说,都会很钟情于这样一种体验,最终会在审美选择上选择这样的类型。我表现女性的忧伤,也是当时我的心性的反映。

谈到生活和艺术的边界这一问题时,何家英说:“一个艺术家当然要生活在生活中,这就看用心没用心,用心就有艺术。常人常态的生活是惯常的,而艺术家的眼睛是审美的。中国画里很少把人物上升到精神性,而西画却是这样的。

所以我自己就找到了一个方向,人物画就是要画形象,画这个时代的人物的形象,而在技法上沿用中国画的技法,保留中国画的品质和写意性。《街道主任》就是活生生的并不漂亮的一个老太太,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突破,这之后逐渐才有了《山地》和《十九秋》等等人物画。”而这些画作与《春城无处不飞花》等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做客何家英的画室,他清瘦的身形和笔下那些刻画丰满、充满魅力的人物形成了反差,显出了画家生活里的冷静和敏锐。

现在的何家英把艺术当作了自己的修行,他说“人的一切其实都是一种修行。艺术也如宗教一样在探寻着宇宙的真相,探寻着艺术的真谛,都会注重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人能否永生?反正死去的我没见着有谁再回来,唯有精神可以永存。艺术是可以永存的,但要看它有没有能够永存的精神。没有真诚就没有精神。”

工笔还是写意

何家英是中国画坛公认的工笔画大家,且评论界都认为他的工笔中有着非常大的写意成分,而这里所说的写意,不仅仅是一种技法和风格,更是一种意境和思想,即他突破了传统工笔画的模式,他画出了切实的属于这个时代的人物形象和人物的内在精神,并具备了一定的审美品格,这就是他的创新。

何家英说:“前辈人物画画家中,有很多杰出的,如解放前的蒋兆和,后来的黄胄、方增先、张德育、石齐、卢沉、刘文西等,他们其实继承了中国文人画的传统,这个传统在1949年之后又得到了发扬,而我也是一直喜欢写意画,也没想到这辈子会画工笔画,但是当时看到社会上的一些工笔画就很失望,心里就很逆反,想自己也画工笔试试看,后来浙江美院招工笔画研究生,由于人数不够,被取消了,于是我就留校在天津美院。

面对现实生活,我深感笔墨上的局限,但工笔画是可以把西方的很多东西融合进来,这就一下子就打开了创作格局,找到了自己。我过去画得很粗犷也很概括,后来越来越深入和精细,在深入的过程中我一步步地前进了。”

而这个进步在何家英看来是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提高工笔画,要从写意画上入手。何家英说:“在写意画上能理解很多东西,从工笔画上派生出的写意,来形成自己新的风格。我把山水画的笔墨融到人物画上,把淡漠的东西、闲适的东西和环境对比,其实这是人的理想和需要,从我的画表达精神的归属感。

尽管一些画也没有特别深刻的思想和题材。我希望我的人物画不流于概念,有的画做得到,有的做不到,我还在努力追求,尤其希望在笔墨的表达上能够松动,只有松动才能更好表达意境,笔墨都不放松,精神是更不可能放松的了。而且笔墨是含有内容的,内涵不仅是内容性的,这种内涵恰恰表达的是文化性,有了这些就有内涵,就有韵味。”

何家英不仅对中国传统绘画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从中、西方绘画当中找到了绘画根本的东西。

他说,大家公认中国画是意象的、平面的、变形的、装饰的,这些是固有的认识。中国画不可能像西方那样追求写实,去深入地表达什么,但是他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习惯是不人云亦云,掰开历史的脉络后发现,不论中西方,人类有着共同的意愿。人类绘画一开始都是装饰性的,简单的归纳和图案画同时存在,当图案逐渐越来越写实,绘画就进步了。

他还指出,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中国画便从简单到精细,逐渐有了写实、透视、明暗的关系,尤其到唐代更关注现实生活的表达,关注写实就是表达所见。宋代的画风也是往写实发展,李公麟的《五马图》放大后,其中人物的服饰材质和透视都很生动。

元代的壁画,更是完善了写实。再到后来,郎世宁的介入影响了中国很多画家,但他画中的透视和阴影,让一些宫廷绘画开始变得庸俗。西方绘画的进入对中国画家在写实上的认知产生了一定影响,明代绘画虽然是写实的,但那是中国味儿的写实,仍然是意象的写实,和西方的写实不同。

“我常思考中国画里的平面是什么?不是说就是平面,我们的画仍旧是有空间的,是用线条本身依赖透视的转变给观者意想上的引导,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空间,我们的画才有了呼吸。这就是中国画极其奥妙之处,中国画要求存在潜在的生机,绘画语言在画面上是有颤动的,是活的。

那么中国画的平面其实是成就了一种品位,它不过分强调明暗起伏,不是强烈的东西,这就有了书卷气,是种不追求外露的,平淡的哲学观,有高义的、内在的品格。”谈到这些,画家颇有中国文人雅士的清逸之气,不由感叹,中国传统文化的浸透力和感染力。

如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何家英关于传统和创新的真知见地,那就是他所说的,也被广泛引用的——“真有传统者总想为创新开路,真求创新者不会拿传统祭刀。”

直面还是坚守

“我喜欢这样一幅画,一个女子坐在树下,准确地说是蜷缩在树下,此女子在思考还是休憩,是伤感还是发呆,或者正在想入非非。这幅画让我想到日本的浮世绘,也让我想到中国画中的人物小品……”更妙的是此画还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面对风起云涌的潮流变化。这就是画家何英家创作历程的缩写。很显然是能够坦然面对风起云涌的潮流变化,并将一切化作素材进行创作。

是的,何家英的人物工笔中既有古意和文人雅趣,又有着时尚和潮流的一面,能为大众所喜欢和接受,所以有评论家指出,何家英是商业和艺术上都取得成功的大家,是“最有希望最有代表性的年青一代画家”,这一点画家则认为:“为了生计很难踏实的画画,市场化很难锤炼真正的好画家。”

同时,他认为:“美术:美是精神,术是技能,当代艺术中很多美成了丑,也没有‘术’,那还有什么?但可贵的是很多人还在坚持自己的艺术,我们工笔画队伍现在也非常壮大,当代的艺术家如何丰富内涵提高修养,是很重要的。”

那么如何让画家静心创作,面对当下艺术品的盛世,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诱惑,何家英认为:“建立艺术基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让画家进行严肃的创作,但这是一种理想,因为这个阶段太长了。比如我们现在就很缺少画历史画的人,就是因为现在画画的人不真诚,浮躁,不能虔诚地对待画画这件事情,那么对历史的感受力就不一样了……”

不得不承认,何家英颇有气场,同时又有着艺术家的天马行空和漫不经心。也很显然,何家英是行走在历史与现实边缘的人。“每次的创作都是接近心中所想的意境,但过了一些日子,我仍然感觉存在着遗憾,而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几乎每张画都是在这种带着求全责备的遗憾中完成的。过后再回头看看成品,真不知是怎么画出来的。那是因为创作时所投入的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心中的期待远高于手头的水平,那种境界也可以讲是通神的。”

“我现在已经不坚守了,没法拿出画大画的时间来。好几个月一张工笔,很难画。”这番话,对于爱其画作的人是失去,意味着我们难再有缘被画家的“通神”带入梦境般的瑰丽和宁静。

由此不禁赞叹画家的这份清醒和清醒的分量。

在平淡的生活中,创作才有意义

关于艺术教育问题,作为师者的何家英流露出担忧。他认为当前存在的问题非常大,普及教育没能够真正从审美上对中小学生产生影响,在提高他们的审美兴趣上做得远远不够,比如只教孩子白菜怎么画,那简直是扼杀孩子的想象力。

等到上了大学,只有美术类的讲座了,学校更不可能组织去博物馆或者看艺术展览。而考专业美术院校的学生大多目的并不纯。何家英甚至说到,作为绘画这类的美术可以减少,也可以降低教师资源的浪费,同时增加实用美术,因为这跟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而且,现在的艺术教育中对基础教育很不重视。美术学院出现风格化倾向,老师是个个都是有个性的画家,但他不一定是个好老师,他的一些怪诞的、偏激的东西直接影响了学生,一来学生得不到基本的教育,二来他对学生的创作产生的影响可能一生都难以消除。

对此何家英打了个很生动的比方:“唱京剧,会唱的才爱看,不会的根本不关心,中国传统文化和欣赏京剧是一样的。你会的才有兴趣,如果对中国画不了解,就不可能去喜欢它。如果没有练过笔墨,就不会在意笔墨的价值。”

作为一个受到市场高度认可的画家,何家英坦言过于频繁的市场行为很难让艺术家沉下心境去体验一些东西,也不完全是画家贪得无厌,实在是社会对画家的压力太大,“对我来讲,我还能自持,把持自己的心态,渴望自己有不断地提高,不要让经济利益和创作心态产生矛盾。市场的繁荣,更容易满足我的生活需求,心态好了,状态松弛了,就可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艺术创作上。不断地提高,也算对得起收藏我画作的人了。”

这就是何英家的大实话。关于生活和创作,关于金钱和艺术等诸多问题,何家英对我们说了一句很意味深长的话:在平淡的生活中,创作才有意义,但安静的画画就没有知名度,这是很矛盾的事情。

一语道出当下艺术家的集体的困境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