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章孙文 《孙文罪状》与陶成章之死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早年在家乡设馆任塾师。此后接触新学书籍,遂萌反满革命思想。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曾赴北京,图谋趁机刺杀慈禧太后,未果;后赴奉天及东蒙观察形势1902年赴日留学,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在留日学生中倡言革命。

1904年初回国,在上海参加中国教育会活动,并于同年10月与蔡元培等发起组织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

在此期间,积极奔走于江浙间,联络会党、策划革命不遗余力。曾与黄兴等谋于11月16日(慈禧太后生日)在湘、鄂、浙同时举义,未能实现。1905年9月,与徐锡麟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以体育专修科名义,召集浙江金州、处州、绍兴各府会党首领进行军事训练,培养革命骨干。

同年冬再度赴日,欲学习军事,以图打入清廷军事系统,因驻日公使刁难,未成。1906年回国继续从事武装革命活动,曾参加秋瑾发起的光复军活动,被推为五省大都督,计划在杭州举事,事泄后逃亡日本。

1907年1月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任留日会员浙江分会长,在浙江留学生中发展会员。同年夏回国,在芜湖中学堂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徐锡麟、秋瑾在安庆、绍兴举事失败后,亦被清廷通缉,遂被迫出国,先赴南洋,1908年3月到东京主编《民报》。

同年秋赴南洋各地筹集革命经费,先后任新加坡《中兴日报》、仰光《光华日报》记者。此时因与孙中山意见不恰,乃于1909年初在爪哇创办光复会分会,负气不以同盟会名义活动。

同年9月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即所谓《孙文罪行》),诬指孙中山吞蚀华侨巨款,要求罢免孙的总理职务。1910年2月更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推章炳麟为会长,自任副会长,“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从事分裂活动。

1911年在南洋各地发动华侨捐款支持国内革命。武昌起义后,回国发动江浙旧部起义响应。浙江军政府成立后被举为参议会参议员。1912年1月继汤寿潜任浙江都督。因与沪军都督陈其美政见殊异,被陈指派蒋介石收买的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枪杀于上海广慈医院。

这是官方出版的《中国历史人物大辞典》(黄河出版社1992年6月)辞典对陶成章的简介。从这个与国民党一脉相承的正统史观中,我们是无法知其历史真相的。事实上陶成章之《孙文罪状》,与辛亥革命一样是纷乱如麻、错综复杂的事件。

陶成章是抱定光复会的誓言“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参加革命的,光复会的多数党人也是这么履行的。例如湘籍元老李燮和功成身退后,在政坛息影,至今也鲜有人知其史迹和贡献。相形之下,同盟会许多党人之人格是十分卑劣的。若以正统史观言之,陶成章则是反对领袖的“罪人”。

陶成章与孙中山的关系,首先由于潮惠起义失败,继之孙中山分配日本政府及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金一事而骤然恶化。

同盟会成立前,各革命团体大都以所在的地域作为武装起义的中心,如兴中会在华南地区,华兴会在湘赣地区,光复会在江浙皖赣闽地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在湖北地区。同盟会成立以后,形成了全国性的革命组织,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长江流域的革命浪潮也风起云涌,而作为同盟会的领导人孙中山应集思广益,审时度势,跳出原先地域性的小圈子,从全国革命的高度来确定军事重心。

毫无疑问,所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发起的武装起义,都推动了全国性的反清形势的发展。

但是,很难肯定,究竟是孙中山的“华南中心论”正确,还是陶成章的“中央革命论”正确。从辛亥革命首义不是在华南的广州,而是在长江流域中部的武昌来看,不能不说孙中山屡次在华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是有浓厚的狭隘的地方主义思想的。

而中华民国得以最后成立,主要是得益于光复会和中部的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即联合后的中部同盟会。孙中山把兴趣放在南方,也是不能不令人匪夷所思的。1907年由孙中山领导的南方起义失败,引发许多革命党人的不满,从而导致了第一次“倒孙风潮”。

1908年,《民报》因经费问题陷于困境,连房租和印刷费都支付不起,主编章太炎有时只能靠啃几块麦饼充饥。章太炎也曾给南洋的孙中山拍过几封电报,写过几封信,吁请接济,然而,要么如泥牛人海,杳无音信;要么以南洋经济困难,无法筹钱予以“搪塞”;有时又声称到时将带五六千元到东京来,届时又不了了之。

《民报》社前前后后加起来只收到孙中山寄来的300元左右。章太炎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派陶成章赴南洋筹款。孙中山闻讯后,予以劝阻,以南洋同志甚少,而且大都不是资本家,肯定不会有什么效果,不如在东京自筹经费。但章太炎和陶成章没有采纳孙中山的意见,陶成章化名唐继高,又名开泰,毅然赴南洋群岛,筹划经费。

关于《民报》,它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于1905年11月创办的机关报,先后担任《民报》编辑兼发行人的有张继、章炳麟、陶成章等人。革命派的《民报》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就革命与改良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章太炎和陶成章等光复会领导人以其深厚的国学基础,弘扬华夏民族的辉煌历史,明夷夏之辨,否定清王朝的合法统治。

《民报》始终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为宗旨,所起的革命鼓动作用无可替代,许多留日学生转变了对革命的看法,皆得益于《民报》的宣传。《民报》传人国内,在新军的中下级军官中传阅,瓦解了清政府的统治支柱。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新军响应,迅速成功,《民报》功不可没。

当年鲁迅也是《民报》的忠实读者之一。他晚年回忆说:“我爱看这《民报》”,尤其爱读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撰写的战斗檄文,感到“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1908年秋冬,陶成章带着章太炎所印《民报》股票数百张赴南洋筹款。陶成章抵新加坡后,不仅身无分文,连携带的炒米也吃完了。陶成章找到华侨总会投宿,并打听孙中山、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的行踪。华侨总会介绍陶成章到《中兴日报》社与孙中山见了面。

陶成章住在《中兴日报》社,参加了南洋革命党人对保皇派控制的报纸《南洋总汇新报》的论战。但南洋之行的主要目的是筹款,陶成章要求孙中山给经济窘迫的《民报》拨款3000元作为印刷费,并增加股款和维持费。孙中山“四处张罗,无法筹措,乃出其手表等物,嘱往变款,以救燃眉之急”,此举无异于是给陶成章难堪,孙中山没有满足陶成章的要求,也未说明不资助《民报》的原因。陶成章当然不会不知孙中山的潜台词是什么。

    陶成章还要求孙中山为即将筹建的五省革命协会“筹款5万元,回浙办事”。孙中山“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陶成章的筹款要求被孙中山断然拒绝。陶成章极为失望,陶成章知孙文难与共事,遂决计独自经营、自行筹款。

然而,孙中山在南洋的影响较大,而光复会对于南洋华侨还比较陌生。陶成章不得不请孙中山介绍同志,分赴各地筹款。孙中山对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在东京掀起第一次“倒孙风潮”还记忆犹新,对陶成章不听劝阻执意要来南洋筹款更是怀有戒心。孙中山对于陶成章要求写介绍信的要求,起初并不答应,思忖良久,最后才勉强应允。

陶成章旋即离新加坡去缅甸,并出任缅甸《光华日报》记者。《光华日报》出版后,“即大倡革命排满,尤抨击康梁不遗余力。”缅甸华侨的思想为之一新。陶成章的《浙案纪略》在《光华日报》连载和日本再版后,宣传了光复会在国内艰苦卓绝的革命业绩,介绍了徐锡麟和秋瑾组织皖浙起义和英勇献身的过程,此前南洋华界尚不知徐锡麟和秋瑾为何许人,由此也可推定:孙中山在南洋只宣介南方的革命,让世外之人只知秦汉、不知魏晋。

陶成章的宣传使光复会在南洋华侨中赢得了更多的支持,陶成章的名字为海外华人,特别是南洋华侨所熟悉,其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也为海外华人所钦佩。陶成章在南洋宣传光复会的革命光辉业绩,却遭到孙中山的“忌恨”。

陶成章转至槟榔屿,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及布置决行团名义进行筹款,并向捐款者颁发凭单。凭单正面盖有浙江同盟会分会印,背面印有浙江同盟会分会的章程——《信禾简章》,共有8条,最后一条是还款信约。迄今当下,我们还未见过孙中山筹款凭单的“文物”面世,如果真有“借”款凭单,迟早会公之于众的。

陶成章在槟榔屿的筹款也受到当地同盟会员的阻挠。槟榔屿同盟会会员提出:“按照同盟会章程规定,只有孙中山派来的人才能筹款。”然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任职于《中兴日报》的同盟会会员邓慕韩,竟然跟踪陶成章的行迹。

陶成章在槟榔屿因所筹款过少,所到之处遭受的冷漠,陶成章其时并不知与“孙文、胡汉民皆作函阻止之”有关,但他又不得不怀疑孙中山表面上对其筹款不便反对,却在暗中进行破坏。

    陶成章在南洋的筹款之举,有人四出散布谣言,诬其为保皇党,并险遭人暗杀。幸得李燮和等力为辩解和援手方得免于难。孙中山先是对陶成章的筹款设置重重阻力,继而“指控”陶成章是“保皇党”,最后发展到像对付革命敌人一样,要“暗杀”陶成章,是不是孙中山所为,这应该不是个历史“悬案”。

    在南洋期间,陶成章与李燮和谈到同盟会党务、人事和经济上的许多问题,对孙中山的专断极为不满。陶成章与李燮和、沈钧业、王文庆等光复会会员再三商议,觉得非重组光复会不可。

于是,陶成章在浙人王文庆等的支持下,重建光复会,与同盟会南洋支部公开对立。而李燮和“亦屡忿孙文以诈术待人,遂联络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在南洋办事人,罗列孙文罪状十二条,善后办法九条,并将孙文往来信札,交先生(陶成章)手,托其带至日本东京同盟会总会,不欲戴孙文为会长”。陶成章与李燮和决定“整顿会务,上书东京总部论孙文,请易黄兴为会长”。酿成了第二次“倒孙风潮”。

陶成章认为南洋筹款受挫,是因为孙中山的破坏与阻挠。1909年9月,陶成章联合李燮和、柳聘农、沈钧业、陈方度、胡国梁、易本羲等南洋革命党人,以川、粤、湘、鄂、江、浙、闽等七省同盟会员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又称《孙文罪状》),同时向东京同盟会总部提交了《孙文罪状》,揭露孙中山在南洋的部分“罪状”,共三种十二条。

孙中山于1909年10月29日在《致吴稚晖述历来革命经费收支实情以辨诬函》中,也竭力为自已洗刷其诬(祥见附件)。

然而,这个“辨诬”也没能把那笔糊涂帐说清白。陶成章和章太炎等人还以传单的形式,向南洋和美洲的华侨和华人报纸散发“传单”,公开了革命党人的内部分歧。黄兴和孙中山利用所掌握的同盟会报纸,组织系列文章进行反驳,革命党人内部的分歧愈演愈烈。

事实上,以章太炎、陶成章为代表的光复会领导人,和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是革命党人内部不同的政见分歧,双方属于政友而不是政敌。

陶成章离开槟港返回日本时,李燮和担心陶成章遭暗杀,便托人护送其至新加坡。汪精卫也奉孙中山之命,尾随陶成章来到日本。陶成章抵达日本后,谭人凤曾与黄兴一起劝说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顾全大局,但也认为陶成章等人谴责孙中山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陶成章认为“恶莠不除,则嘉禾不长”。要求同盟会总会开除孙中山并改选总理。黄兴对此是极力抵制的。陶成章称与孙中山“已不两立”,他真的着手自己去革命了,不跟同盟会扯在一起。1910年1月,他成立了光复会东京总会,以章炳麟为会长、他自己任副会长,大力展开了革命运动。

陶成章称与孙中山“已不两立”,还有一个历史背景:他的好友徐锡麟早在光复会与同盟会合并时候,就拒绝加入同盟会,因为他看不起孙中山。后来徐锡麟自己去革命了,以一死做宣传,完成了伟大的殉道。这一不合作主义,深深的影响了陶成章。陶成章在徐锡麟殉道后拒绝同徐锡麟看不起的人合作,不是没有由来的。

其间,刘揆一以党内纠纷日甚,乃移书冯自由、胡汉民,请就近劝告先生,向东京本部引咎罪己,以平众愤,引“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之古语为譬。冯、胡亦颇以为然,联名函请孙中山采纳。孙中山得书后断然拒绝,谓“绝无引咎之理由可言”。黄兴亦致书东京同志,谓宜倾心拥护孙中山,万勿举己为总理,而陷于不义云云。

这一段时间,《民报》因被清政府禁止进入国内,销数减半,印刷、房饭之费,不足自资,仅靠留日学生自愿捐助。为使《民报》免遭停刊之厄,章太炎只得变卖家产筹措办报资金,自己也常以烧饼充饥度日,搞得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以致卧病数月。这时内田良平送钱来了,颇似大旱之望云霓。章太炎接过钱数了数,仅2000日元,这无异于是杯水车薪!

外务省和股票大王铃木久五郎共捐赠15000日元给孙中山,孙中山从中抽出2000日元补贴办报,余款径自带走了。此事更加重了孙陶双方的对立情绪。

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陶成章曾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孙中山愤而复书,责问陶在南洋发布《孙文罪状》的理由,并称:“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这样,两人间沉淀已久的猜嫌再度搅起。

    武昌起义后,陶成章在南洋筹集巨款,接济军需,上海李燮和、镇江章梓的军费多是来源于他。东南光复和他多年的奔走、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为攻克金陵,举兵北伐,他在上海设立筹饷局,募集款饷,殚精竭虑,寝食不安,以致旧病加剧。他在医院仍念念不忘国事,曾对人说:“现时对异族革命虽渐成功,但政治革命当甚艰巨,北方未定,北伐尤急。”他特别对袁世凯、北洋军阀有清醒的认识。

1912年1月7日,他在((民立报》发表致浙江旧部的声明,称南京破后,东南大局粗定,“请将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改分府及杭州军政府,以便事权统一,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被任命为交通总长,浙江要陶成章出任都督的呼声很高,多次派人迎接他,沪杭之间“代表络绎于道”。1月12日,他发表致各报馆转浙江各界电,坚决谢绝,并推荐了蒋尊簋。在民国初年的舞台上,像他这样不争权力、光明磊落的人真是太少了。

他真正实现了光复会的誓言“以身许国,功成身退”。((民立报》对此发表过一个编者按,称“益见陶先生功成不伐。不独全国钦敬陶先生,即浙人亦当共体陶先生之谦德也”。

陈其美为何要杀陶成章?原因大致是:

1.陶成章拒绝陈其美的“协饷”要求。据章天觉回忆,陈其美为在上海筹办中华银行,曾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25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当时,陶成章在浙江军政府任总参议,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陶表示容“缓商”,汤寿潜即复电拒绝。

后来,陈其美当面质问汤寿潜,汤答以陶成章“不允”。其他记载也说,陈其美曾因军需,向陶成章要求分用南洋华侨捐款,陶回答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2.陶成章对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为不满。樊光回忆说:“时陈其美在沪督任上,声名恶劣,(陶成章)当然是大不满意,间有讥评。”

    3.陶成章在上海练兵,并号召旧部。据《民立报》记载,1911年11月下旬,为了进攻为清军盘踞的南京,陶成章曾电饬浙江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又电告南洋各机关,速汇巨款;同时又在上海成立“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准备在闵行镇一带练兵。

这一举动,自然更易引起陈其美的警惕,认为其锋芒是指向自己的。1912年初,章太炎曾劝告陶成章:“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所谓“与人争权”,自然是指陈其美等。

陈其美本是上海滩青帮头目,他除了崇拜权利和金钱,是没有理想和信念的。他之革命只能说是风云际会、大浪淘沙,投机于斯而已。上海光复之际,陈其美因冒进而被关在江南制造局,光复会的李燮和率军攻打制造局救了他。救他出来后,他趁李燮和等人不备时.窃取了上海都督之位。陈其美不仅不感救命之恩,居然派刺客去刺杀他的救命恩人李燮和、居然非法枪决革命军参谋长陶骏葆。其流氓本性暴露无遗。

1912年1月14日凌晨,广慈医院的悲剧一幕就发生了,此时离中华民国成立不到半个月。这位十多年奔走革命,备尝艰苦,颠旆流离,对光复东南贡献巨大,却力辞浙督的革命元勋没有死在清王朝的手里,却在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刻被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子弹击中了。如此民国,可想而知。章太炎说“成章死,光复会亦暗不章”。此后,光复会即烟消云散,原成员和同盟会更加离心离德了。

然而,颇为巧合的是,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曾写信给他,“诘问从前宣布罪状之理由”,他收到这封信仅三天,便惨遭蒋介石、王竹卿的毒手。

陶案发生后,舆论哗然,蒋介石不得不避走日本;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竹卿逃到浙江嘉兴,被当地光复会员雇人杀死。蒋介石在其自述《中正自述事略》中说:“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权,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又说:“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可见后来蒋介石对于剌陶案是供认不讳的。

陶成章被暗杀后,孙中山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并即刻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然而问题是:陶成章多年批孙的事,当然为孙中山的死党陈其美所深知,陈其美此时此刻,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而要“教训”陶成章,岂不正是意料中事?孙中山焉有不知之理?

蒋介石和陶成章并无私人恩怨,他是以他大哥的恩怨为恩怨.当其时,陈其美已享有上海光复的革命果实,而跃居上海帮领头地位,基于派系心理,遂视陶成章为不可共存之政敌,代替大哥夺权,执行行刺任务,蒋的任务显然是这么来的。至于蒋介石二十多年后才宣布陶成章罪状,当然这是蒋介石的历史大污,也是与事实大相迳庭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陶成章死后不久,国民党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讨袁罪状之一就是说这位中华民国袁大总统“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宋教仁)”,试问比起陶成章的被暗杀,袁世凯不会称彼此为“同道”吗?

    掌权后的国民党,对陶成章是十分不公正的。如国民党编纂出版的《革命先烈先进传》、《先烈先进图像文物集珍》、《先烈先进文物大展图录》等书,根本不列陶成章,好像历史上没有这个人似的。

创建中华民国的大功臣陶成章,却以35岁韶华之年,死于黑枪之下,下场竟然如此,那些“革命元勋”之后裔,那些为国捐躯的志士仁人,该当作何感想?会不会寒心得潸然泪下!辛亥革命已然100年了,与改元革命遥遥相望的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以后的人们,该是如何纪念辛亥革命?怎样纪念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的什么呢?   

[参考资料]:

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

载李新、任一民编《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

马巽伯《追怀陶成章先生》,载《团结报》1984年4月28日,

杨天石、王学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载《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l期

陶永铭《祖父陶成章被害的前前后后》,均载《绍兴师专学报》1987年第l期,

杨天石《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自白》,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

[附件]

致吴稚晖述历来革命经费收支实情以辨诬函

(1909年10月29日)

吴先生鉴:

    昨日先生之意,以为宜将此事和盘托出,以解第三者之惑,而表世界之公道。弟再思之,先生之言甚是。而世人之所见疑人者,多以用钱一事着眼,故将弟所发起之三次革命⑧所得于外助之财,开列清楚。

然此适表出以前助者之寡,殊令吾人气短。然由前三次推之,则一次多一次矣。若明明白白表示于人前,使新得革命思想者无此疑惑,安知下次不更得多助乎?前二次助者无几,无甚可对人报销之事。前年第三次之款多由外助,而出款之人如南洋各埠,则零星合集数万金,当为千数百人之所出也,弟此处未有详细数目。

然各款收入与支出,弟在安南时多自经手,弟离安南后则汉民经手。而受款分给各处用者,则河内之五家字号经手,以用于钦廉、广西、云南三地;其潮、惠之款,则由香港同志经手;日本办械、租船之款,则由日本殷实商人经手;皆有数目列明。

除所人各款,尚支长万余元(即河内之欠债)。弟所开各处之人款是大约之数,因不记详细,所报皆过多面[而]从无报少也。

收款多由精卫,支款则我与汉民也。此事弄清,则可破疑惑矣。除三人经手之外,知各款之来路去路者尚有多数共事之同志,即今巴黎之张骥先(张翼枢,字骥先)亦其一也。请先生为长文一编,加以公道之评判,则各地新开通之人心自然释疑,而弟从事于运动乃有成效也。所言事实皆当作第三者之言,则较弟自言者更为有力也。留此以作面谈,今晚有暇请到寓~叙为望。

                                                            弟文字

 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为言,而不知我之经营革命在甲午以前,此时固无留学生为我吹嘘也。而乙未广州之事失败,则中国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当时如有陶成章,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辞也!

今日风气渐开,留学之士以革命为大光荣之事业,而陶辈始妒人之得名。然我之初意只在赴大义、行宗旨,而与共事之同志亦无不如此。不期今日乃有以名而始谈革命者,此故固属风气之开,而亦道德之退化也!

以我为“攫利”,而不知我于未革命以前,在社会上所处之经济界中固优胜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则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图之快乐我无不得之,革命“攫利”云胡哉?且当时图广州之革命以资财赞助者,固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合共不过万余耳。

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也,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孙眉)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经营接济,所费不下十余万元,所得助者只香港李君(李幻蚩)出二万余元及一日本义侠出五千元,其余则我一人之筹获而来也。

自此吾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蓄亦家兄任之。是从事革命十余年以来,所费资财多我兄弟二人任之,所得同国人及EI本人之助者前后统共不过四五万元耳。

若谓我以十余年之时问,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万之资,耳。若谓我以十余年之时问,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万之资,则我前此以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此固港粤人人所共知共见也,而其他之事业投机取利者犹过于此也。

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已立之桓[恒]产耶!(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

浮钱已尽,则以桓[恒]产作按,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买[卖]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乃陶更诬以在九龙建洋楼,夫家兄本为地主实业家者,非我从事革命以耗折之,则建洋楼亦寻常事,陶等何得多言。)此庚子以前,我从事革命事业关于一人得失之结果也。

    自庚子以后,中国内外人心思想日开,革命风潮日涨。忽而萍乡之事起,人心大为欢迎。时我在日本,财力甚窘,运掉[调]不灵,乃忽有他方一同志许助五万金,始从事派人通达湖湘消息,丽萍乡军已以无械而散矣(此事不过乘一时矿工之变而起,初未谋定而动,故动,他方同志多不及助,是以不支也)。

惟有此刺激,人心已不可止,故定计南行,得港人资万四千元及前述所许五万元,以谋起义。初从事潮惠,潮黄冈以未期而动,事遂不成;惠七女湖怆悴[仓卒]应之,亦属无功。

吾人遂转向钦廉,与该处军队相约,遂破防城,围灵山。惟此时所有之资以买械而尽,而安南同志虽陆续集款以助军需,精卫又亲往南洋筹资,惟所得不多;钦军统领终以资少不肯如约反正,钦事遂不成。

吾人转破镇南关炮台,以促钦军之动,事又不成。我遂出关而人安南,过镇南关炮台,以促钦军之动,事又不成。我遂出关而人安南,过文渊,为清侦探所悉。广西官吏托龙州法领事到安南查我踪迹,知我寓某街洋楼,密告清政府,与法政府交涉,逼我退出安南。

我遂往星加坡。我到星加坡后则河口之事起,占据四炮台,诛彼边防督办,收降清兵陆[绿]营。本可进取,据有全滇,惜当时指挥无人,粮食不继遂退。

自潮州、惠州、钦廉、镇南、河口五役及办械、运动各费,统共所用将近二十万元。此款则半为南洋各地同志所出,为革命军初次向南洋筹款者。今计开:由精卫向荷属所筹者约三万余元,向英属所筹者万余元,共约四万元;向安南、东京及暹罗所筹者约五六万元。

我手得于上述之同志五万元,得于日本人万四千元,河内欠责[债]万余元。此各项之开支,皆有数目,皆有经手。除梁秀春自行谝去五千及累去船械费数万,又一人谝去千余及陶成章用去一百,此外之钱皆无甚枉费。

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见也。而此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一万四千元,家人私蓄及首饰之拨人公用者亦在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

    又以东京同志以官费折作按贷钱,责我不代筹,此诚我罪矣。然家兄亦因以家产作按而致今日之破产,亦我罪也。河内五家作保之万余元至今犹未还,亦同为我之罪也。然此时则无如之何之际,闻陶现在南洋托革命之名以捡[敛]钱亦为不少,当有还此等债之责也,何不为之?

又谓在南洋有出保护票之事,此乃荷属一隅同志所发起行之,本属自由行动,至成效如何我全未闻之,亦无从代受责任也。而陶成章亦在南印发票布,四处捡[敛]钱,且有冒托我名为彼核数,其不为棍谝乎?其无流弊乎?向陶成章当自知之,今乃责人而不自责。

(据《致吴稚晖缄第五函》亲笔原件影印,载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四集,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三0年二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