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美堂后人悲惨下场 司徒美堂与“五一口号”

2019-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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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2018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和司徒美堂诞辰150周年."五一口号"的发布,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揭开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新篇章的重要标志."五一口号"得到了中国致公党等民主党派和以司徒美堂为代表的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司徒美堂后人悲惨下场 司徒美堂与"五一口号"    司徒美堂1868年出生于著名侨乡广东开平,美洲著名爱国侨领,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司徒美堂去世后,廖承志

    2018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和司徒美堂诞辰150周年。“五一口号”的发布,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揭开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新篇章的重要标志。“五一口号”得到了中国致公党等民主党派和以司徒美堂为代表的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

司徒美堂后人悲惨下场 司徒美堂与“五一口号”

    司徒美堂1868年出生于著名侨乡广东开平,美洲著名爱国侨领,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司徒美堂去世后,廖承志代表中央政府公祭大会所致悼词高度评价司徒美堂:“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国外爱国侨胞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司徒美堂先生所走的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的道路,也是一千二百多万国外侨胞所走的历史道路。

司徒美堂后人悲惨下场 司徒美堂与“五一口号”

” 这是对于这位洪门元老、致公先辈、一生爱国的华侨老人的最高褒扬。

    司徒美堂少时赴美,加入洪门致公堂。1904年结识孙中山,受孙中山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筹款助晌,积极支持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司徒美堂奔走捐款,致力于祖国抗战救亡运动。

司徒美堂后人悲惨下场 司徒美堂与“五一口号”

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希望祖国的民主政治和建设事业能够飞跃发展,拟以“华侨政党”的身份参与祖国的复兴。可是,蒋介石独裁统治,发动内战,工商破产,农村凋敝,通货膨胀,人民饥寒交迫,令司徒美堂深感失望。

    1945年司徒美堂在重庆期间,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人有过多次会面。周恩来与司徒美堂促膝交谈,使他对中国的形势和前途,对中共的主张和蒋介石政府为争夺抗战胜利成果而制造摩擦、挑起事端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司徒美堂开始疏离国民党,接近共产党。当时,司徒美堂面对复杂的形势,对蒋介石还抱有一丝幻想,很快陷入国民党势力的重围之中。在国民党CC 系陈立夫、陈果夫的操纵之下,制造了一个“中国洪门民治党”,党内事务完全由CC 系分子把持,将司徒美堂视作玩偶。

1947 年7 月,司徒美堂发表“脱离民治党声明”,登在上海各报。 声明的大意是:本人对民治党所作所为,不表赞同,自即日起,脱离民治党一切职务。

随后转赴香港,重返美国,司徒美堂重组五洲统一的华侨政党的活动,就此宣告失败。但他在斗争的实践中,吸取了经验教训,认清了形势,思想政治上不断进步,开始了他一生的重大转变。

    大约是在1948年底,即司徒美堂返美后不久,针对美洲洪门人士中存在的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的一些认识问题和对共产主义的疑虑。司徒美堂作《答客问——号召美洲致公堂诸兄弟》 数则。

《答客问》开宗明义就是:“号召我美洲致公堂诸兄弟一致加入中国致公党,集中力量,共同努力”。《答客问》对于恢复活动不久的中国致公党,在争取美洲华侨的工作中,其影响和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尤其可贵的是在《答客问》中,司徒美堂以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智向往和坚定信念,帮助洪门人士认识中国革命胜利后的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实现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绝不会超越时代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这种制度之到来恐怕还要很长的时间,非我们这一代人所能看见的了”。这是司徒美堂思想认识历程中,从朴素强烈的爱国主义升华为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

    此时,在重庆的致公党原中央干事会负责人陈其尤、伍觉天和黄鼎臣等人,经中共华南分局同志的启发和帮助,为恢复致公党组织在不懈努力。1947 年5 月1 日,在中共华南分局同志的帮助和指导下,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讨论修改了《中国致公党政纲》和《中国致公党章程》,发表了《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同胞书》,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致公党“三大”的召开,标志着致公党由一个旧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政党。

    司徒美堂在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后途经香港,与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陈演生等同志有较多接触,对国内形势也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对于经过“三大”恢复组织的中国致公党,司徒美堂表示支持,并在1948 年10 月18 日发表“拥护中国致公党声明”,对陈其尤等恢复致公党总部工作备加推崇。

他认为“中国致公党之民主工作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

    1947 年,人民解放军大举南下,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取得节节胜利。1948 年1 月22 日,司徒美堂致电中共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祝贺解放军胜利。电文中说:“希贵党在于新民主原则下,当仁不让,以民族生存为怀,多负责任,领导军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接再厉,务使完成革命之大举,以慰四万万五千万父老同胞之期望。”

    1948年4月23日,在司徒美堂离港返美前夕,中共华南分局的连贯等同志设宴为司徒美堂饯行。席间,司徒美堂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 ,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

司徒美堂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但因交通受阻,投递费时,司徒美堂向“毛主席致敬书”的信直到1949年1月20日才由毛主席回复:“去年十月二十二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并热诚邀请司徒美堂“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

    1948年4月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五一口号”的发布为面对国内“内战绵延,生灵涂炭”的形势而“日深焦虑、力图对策”的各民主党派指明了方向。也正是在“五一口号”的启迪和感召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立即以各种方式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

5月5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和其他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一道,向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海内外电》 和《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中国共产党电》。

    6月9日,致公党又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 ,高度评价“五一号召”是“富有变革历史意义的文献”“中共这个政治立场和态度是代表全国革命阶级和一切爱国的民主阶层的,它与本党一向对国是的主张和奋斗目标也正相符合。

”宣言明确指出:“全国人民和人民敌人之间的生死斗争已达到最尖锐化,革命与反革命已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人民已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观望。

同时今天中国人民具备了足够粉碎反动政府和独裁统治者的巨大力量”“历史决定了独裁者将要走进自己掘好的坟墓,人民必然获得解放和翻身,新中国已经胎动,将在旧中国的崩溃过程中建立起来”。宣言还表达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关怀也同样深切,他们期望着新的中国早日产生,”“将来可以大踏步地回到民主的祖国的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康乐的国家”的心声。

    在宣言中,致公党明确表示拥护召开新政协的建议,认为“政协是实现民主联合政府的首要步骤和基础”,并提出要在“集思广益、相互研讨底下产生一个完整的共同政治纲领,使共同遵守与共同约束”,然后“召集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部人民的宪法,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特为郑重宣言,完全同意中共‘五一’号召,忠诚地和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侨胞共同担负起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现阶段革命的神圣的任务,使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的召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中国”。

致公党以鲜明的语言特别强调“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中国致公党自觉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宣言就成为中国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标志。

    9 月12 号,司徒美堂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中央社及《华商报》《大公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星岛日报》等十多家报纸的记者发表国是主张,对“五一口号”做出响应。他认为:不站在蒋介石那一边,必然是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要打倒蒋介石,拯救祖国,就必须拥护真正有爱国爱民的共产党。

    1949年1月20日毛主席亲笔写信给司徒美堂,信中说:“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并热诚邀请他“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

1949年8月,他第六次回国,是回来“真正做自己土地的主人翁,掌握自己的命运”。离开美国前,虽然受到孔祥熙等国民党人士的劝阻,但许多华侨仍然热情地为他送行,希望他“带着我们华侨对祖国仰望的心情回去,向毛主席致敬!向解放军致敬!向政协大会致敬!要祖国不要忘记海外华侨的痛苦,侨胞盼望这一天实在是太久了!”

    新政协筹备会上,一些代表考虑到以往的传统,提出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称后面加注“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司徒美堂站起来发言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

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最近22年来更给蒋介石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

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大典那一天,司徒美堂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他晚年撰文谈到了当时的感受:“我还能看见中华民族有昂首挺胸的这一天,使人吐了一口憋在心里几十年的‘弱国之民’的闷气。

”司徒美堂满怀着毕生爱国的报国之心,带着美洲华侨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作为年龄最大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他发言说:“用最热烈的心情,向大会致贺。”毛泽东热情评价司徒美堂的爱国行为:“过去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出过力,对人民做出过贡献,现在人民胜利了,我们绝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

注释:

    1、《在公祭司徒美堂先生大会上的悼词》(廖承志),政协北京市文史资料研究会,政协广东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回忆司徒美堂老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2、《中国致公党简史》编辑委员会:《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3、陈昌福:《司徒美堂与中国洪门民治党》,《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4、原件存致公党中央档案室,参见:陈昌福《中国致公党史论稿》第202页,(香港)语丝出版社,2007年。

    5、陈昌福:《“建党无陈”与“司徒创党”——中国致公党创始人辨析》,载《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6、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民主党派史资料选辑 民主革命时期》,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1982年编印,第453页。

    7、《中国致公党简史》编辑委员会:《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8、《中国致公党驻美洲总支部电贺解放军胜利》(1948年1月22日),中国致公党中央文史委员会编:《中国致公党文件选编 上》,中国致公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9、《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司徒美堂老人》(连贯),政协北京市文史资料研究会,政协广东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回忆司徒美堂老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页。

    10《中国致公党驻美洲总支部电贺解放军胜利》(1948年1月22日),中国致公党中央文史委员会编:《中国致公党文件选编 上》,中国致公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11、张峰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2016版》,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12、《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海内外电》(1948年5月6日),中国致公党中央文史委员会编:《中国致公党文件选编 上》,中国致公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13、《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中国共产党电》(1948年5月6日),中国致公党中央文史委员会编:《中国致公党文件选编 上》,中国致公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14、《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1948年6月9日),中国致公党中央文史委员会编:《中国致公党文件选编 上》,中国致公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15、《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司徒美堂老人》(连贯),政协北京市文史资料研究会,政协广东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回忆司徒美堂老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页。

    16、张军锋编著:《见证新中国的诞生》,江苏人民出版2010年版,第177页。

    17、《陪同司徒美堂参加开国大典》(司徒丙鹤),政协北京市文史资料研究会,政协广东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回忆司徒美堂老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