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和溥仪的关系 溥仪与载沣:一个家族的国家危机

载沣这样的过渡性人物,即使是家族史,他的行状叙述也仅寥寥数语而已。但为什么我们将他作为研究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单元?这涉及到对清一朝历史的整体性认识问题。

201115期封面

1908年,载沣与溥仪(右)、溥杰(怀抱婴儿)合影

溥仪与载沣

◎李鸿谷

1908年11月13日,醇亲王载沣被慈禧任命为摄政王,他的儿子溥仪亦同时成为嗣皇帝,准备接位已经卧病不起的光绪皇帝。3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亡。

载沣这样的过渡性人物,即使是家族史,他的行状叙述也仅寥寥数语而已。但为什么我们将他作为研究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单元?这涉及到对清一朝历史的整体性认识问题。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描述传统中国进入现代社会最为经典的断语。变局,如何开始?一般史论,将西欧的航海地理大发现作为一种世界史的开端,继而的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随后也改变了世界。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或者说东方与西方的交往,丝绸之路,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是我们论及早期世界联络最为主要的材料。

但是,这种零星的往来,并无力量从根本上深度影响彼此的文明,只是域外传奇而已。工业革命的结果,坚船利炮的出现……中国将无可逆转地被改变。

这个时刻的开端,正值中国明末清初之际。因而,清一朝268年历史无不伴随着这种所谓“蛮夷”——完全陌生的文明力量的进入,并且愈演愈烈。

但是,从传统中国历史角度观察,清廷是一个异族王朝。虽然清朝统治者决意与中国传统秩序打成一片,保留了明朝的政体与社会制度,以赢得汉人的善意和承认。但异族统治本身,却是无可回避的事实。

所以,清朝之中国面临两个结构性的挑战:其一,如何进入现代社会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其二,如何融和民族关系,化解或隐或显的民族冲突。中国近代史权威徐中约先生,将这两重矛盾论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动力”,亦准确精彩。

有此纲领性把握,我们再来观察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格局,列强虎视、革命党起事、立宪派运动……初看起来,无不纷乱而无头绪,但细究,皆为这两种矛盾演化的结果。

载沣上位,最为快意之事,恐怕就是将袁世凯开缺,以解袁世凯出卖他哥哥光绪之恨。这仅仅只是家仇而已?未必。之前,载沣将两个弟弟安排为管理海军与陆军的大臣;之后,又成立“皇族内阁”——三种事实的逻辑实在清晰,恢复满人对政治的主导权。历史形成的满汉权力集团结构,载沣摄政三年给予了颠覆性改变。若论辛亥革命爆发之现实原因,载沣点燃民族关系这个火药桶,当难辞其咎。

当然,我们并无意去记录这位实在无足以道的摄政王的传奇。只是,如果我们从辛亥革命这个历史现场出发,来探究历史形成之轨迹,载沣实在是一个有价值的进入角度。由此而上溯,清一朝在历经康熙、雍正与乾隆三朝之后,如何由治而乱,又如何由盛而衰,这个爱新觉罗家族,有无能力带领这个国家迎接时代挑战……

所谓历史,极而言之,也只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的世界格局里,寻求一条生存之道而已。尤其,在其他地方显得极有创造力且生机勃勃的西方文明,在与中国直接对抗时,表现出的却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中国再造,当然艰难,由清一代而至如今,我们仍难断言已经完成。

所以,读史、知史之价值,在于寻找问题之源,如此方能更理解我们的时代。■

一个家族的国家危机

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其社会秩序和混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与否。所谓乱治之间的转换,皆赖此端。在每一次大乱之后都会有许多人死亡,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但经过一段和平时期,所谓“大治”的盛世之后,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由此又进入“乱世”,如此循环往复。土地与人口之关系,实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王朝轮回”的历史自然之演进。

◎李鸿谷

1908年11月15日,慈禧辞世,73岁。

据说,她最后时刻说了这样一段话:“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当年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濮兰德与汉学家白克好司,在其所著传记《慈禧外纪》里记录了这段临终告诫。只是,今人读之,对应我们记忆里慈禧的刻板印象,不免恍惚,须细加捉摸。

那个时刻,3天时间,立新君、光绪去世、慈禧再卒,事事毕至,一切宿怨迅速了断。这些事件,对于王朝而言,皆为大事,动静不小,因而稗史笔记所刊流言甚多。相对各种传言,其事实之本,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载沣的“现场”日记:

十九日(阴历,阳历为1908年11月12日)。上朝。致庆邸急函一件……

二十日(11月13日)。上疾大渐。上朝。奉旨派载沣恭代批折,钦此。庆王到京,午刻同诣□□□仪鸾殿面承召见,钦奉懿旨: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钦此。又面承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再辞,钦遵于申刻由府携溥□入宫。又蒙召见,告知已将溥□交在□□皇后宫中教养,钦此。即谨退出,往谒庆邸。

二十一日(11月14日)。癸酉酉刻,小臣载沣跪闻皇上崩于瀛台。亥刻,小臣同庆王、世相、鹿协揆、张相、袁尚书、增大臣崇诣福昌殿。仰蒙皇太后召见。面承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钦此。又面承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即同治)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即光绪)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

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钦此。又面承懿旨: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钦此。是日往西苑军机处。

王朝更替的人事安排,迅速落定。

同治与光绪都没有子女,所以新皇帝溥仪,既承继同治之嗣,同时亦兼承光绪;溥仪父亲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但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慈禧)之训示裁度施行”。慈禧依旧把持权柄,这是制度安排的前提。

只是,人算不及天算。第二天,11月15日,慈禧吃过午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醒来后,慈禧立即召集各色关键权臣,再下旨:

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已降谕,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秉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现予病势危急,自知不起,此后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即由监国摄政王禀询裁夺。

主政48年后,慈禧成为过去时。清朝进入载沣与溥仪时代,亦进入倾覆的倒计时。

历史现场

载沣是谁?光绪皇帝的亲弟弟。

定了新皇帝,当然得通知光绪,这时光绪还清醒。他说:“立一长君,岂不更好,但不必疑惑,太后主意不错。”随后知道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帝极喜悦”。

但是,当慈禧决定立溥仪并令载沣为摄政王之际,载沣极想推脱,“叩辞至再”。从旁人的记录来看,这倒并非虚言。除了必需的礼节而“叩辞”之外,载沣一家亦有真实的恐惧。从载沣的角度看,先是他哥哥载湉(即光绪)被慈禧选中当皇帝,现在又是自己的儿子被选中。

对这家人,顷刻间,福祸难以明察……当年,慈禧选择光绪入宫,继承同治之皇位,载沣的父亲奕譞着实被吓着了,“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致触犯旧有肝病,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帝成皇帝(道光)留一庸钝无才之子……”这是《清史稿》里的记录。

当然也是载沣的记忆。从后来光绪的命运看,奕譞的害怕,不完全是虚伪。只是,慈禧定了溥仪,岂容更改,而且要马上入宫。

此时此刻,载沣一家何种反应,自是各色人等的兴趣所在。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反应最激烈,《清鉴纲目》记录下她两句著名怨言:先杀了人家的儿子,又来杀人家的孙子!给个皇帝的虚名,实际上等于终身监禁!

一家连出两位皇帝,喜惧之间,情绪震荡巨大。只是,这一家人,无论是皇帝光绪,还是即将成为皇帝的溥仪,在慈禧面前,其命运皆如微蚁,遑论情绪起伏。

家族政治,更残酷。相对于王朝制度运转,当事人的喜怒哀乐,不足以道。王朝更替时刻,如何自处才是关键,往往,生死逆转即在此刻。

光绪病重,在当时对皇宫里诸如载沣这样的近臣而言,不是秘密,大家都清楚。光绪没有孩子,谁能成为下一代国君,这远比光绪之病更让人关注。王朝故事,这个时候,最出阴谋论。按溥仪《我的前半生》里描述,载沣一家想象并设定的政治对手是庆王奕劻。

奕劻因与李鸿章办理义和团善后谈判,而真正成为当时清廷最重之权臣。“当时人们议论起王公们的政治本钱时,说某王有德国后台,某公有日本后台……都只不过各有一国后台而已,一说到庆王,都认为他的后台谁也不能比,计有八国之多。

”慈禧选择“接班人”,不得不考虑庆王因素。当时的危险何在?溥仪叙述:“这时又忽然听到惊人消息: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劻的儿子载振为皇帝。”——查寻当时各方材料,溥仪这一郑重其事的说法,其实只是孤证,并无旁证。宫廷之事,常常只是传言,绝少确实。只是,如果阴谋成立,载沣这一家,亦即醇王这一支皇族,失去光绪尤其是失去慈禧的依傍,未来未必光明。

当然,慈禧也听闻了这种阴谋传言。

这一年,慈禧73岁(11月3日)的庆寿会上,多了一个新节目,西藏达赖喇嘛来到北京,率属员向太后叩祝。后来又有传言,当时见过达赖喇嘛的庄士敦记录:“慈禧去世后,大家纷纷说,一城容不下两个活佛,因为会相克。

”不过,在当时,“老佛爷”慈禧因有西藏“活佛”来拜,还是极其高兴的。刚刚过完寿会,慈禧就病了。达赖喇嘛知道后,呈上佛像一尊,说应即刻送往太后陵寝,可镇压不祥,而且圣寿当增。慈禧于是命令庆王奕劻迅速办理此事……送佛像去陵寝,犯得着用庆王之尊?宫廷故事,从不简单。

这个时候,慈禧“接班人”的人选已定,需要创造条件实施。庆王刚走,慈禧即将北洋军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段部,系袁世凯嫡系,当然也是庆王的军队。调走段祺瑞所部,又调来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一镇接防北京。卫戍部队安排妥当,所有步调走顺,庆王回京,慈禧宣布了她的人事安排——载沣为摄政王,当然,作为一种平衡,慈禧亦将“亲王世袭罔替”的光荣给了庆王奕劻。

无论庆王奕劻先前是否有过阴谋,新皇帝已由慈禧择定,他对此无可置疑。不过,奕劻仍扳回一城。当时慈禧属意溥仪只是承继同治皇帝,如此一来,宫廷政治里极其重要的一支后宫力量,比如光绪的皇后以及妃子,将如弃履。奕劻的建议是,光绪亦无后,溥仪在承继同治同时,也应兼承光绪。

慈禧同意了这一选择。同治皇后已死,而光绪皇后隆裕尚在,如果兼承光绪,则内宫里,隆裕未来将上位,而这又是有赖奕劻的执言。奕劻当然是政治高手,迅速在王朝更替时刻,找到了自己未来的安全自处之道。从结果看,众人厌恶的奕劻得以善终,当可理解他对利弊判断的准确与选择的机敏。对于属臣,宫廷政治,选择靠山是核心要义。

反过来,对于所有属臣的主宰慈禧而言,权力如何制衡,则为关键。

当慈禧自知不起之际,她的最后一道懿旨明言:“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即由监国摄政王禀询裁夺。”前一天刚刚由奕劻仗言,才得到未来内宫权力的皇后隆裕,由此获得制度性的权力安排。这一制度意味着,摄政王载沣的权力将受隆裕的制衡。

宫廷政治,看似漫无头绪,处处阴谋,实则亦有其一般规律。当年咸丰辞世之际,任命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而同时,又将“御赏”之印与“同道堂”之印分授慈安与慈禧,“赞襄”大臣所拟圣旨,须“御赏”之印起首,“同道堂”之印盖于末尾,才算合法。

这同样是权力制衡机制,仅仅凭这一微弱的制衡制度,慈禧夺八大臣之权,由此上位。而在慈禧临终时刻,她同样安排了这一制衡制度。那么,如果世事承平,而隆裕又够强,未来未必不可以如慈禧那般夺权上位,成为清朝新一代“女主”。

国家责任与个人情感,当然并不一定和谐与融洽。

家族规则

慈禧为什么会选择溥仪?历史现场的纷乱,都是现实利益,自无可靠答案,必须拉开基本的时空距离,才可能略有所得。

独裁政制,最重大的挑战是继承人的问题,中国自秦以来,这样的故事延绵不绝。这一问题延续到清雍正皇帝,他创造了“密建制度”——皇帝密写立储谕旨封于匣内,死后开启。这一制度基本上算解决了皇子争位的动荡。由雍正而至同治,一切正常。但是,问题也出在同治时代——辞世时刻,同治没有子女。

皇帝无后,在中国历史里,也无稀奇,只是问题在于谁来挑选承继者。或者,更直接地看,当时谁是清朝的主政者。这个人当然是慈禧。

慈禧如何上位?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城,咸丰皇帝逃至热河,当时的说法叫“巡幸木兰(今承德)”。一年时间,咸丰亦不起、将辞世。临终之前,咸丰安排了以肃顺为首的八位“赞襄政务王臣”,以辅助他唯一的5岁儿子载淳(同治皇帝)。

但是,这一人事安排,未兼顾权力平衡:咸丰的两个弟弟,六弟奕訢与七弟奕譞,以及同治的生母慈禧与皇后慈安,均与权力无涉。所幸,咸丰给两位皇后留下了“御赏”与“同道堂”之印。当时,八大臣认定,这两印只是走个过场形式而已,八大臣之一的载垣甚至说得直接:“臣等是赞襄幼主,不能听命于皇太后,请皇太后看折亦为多事。

”但是,未料慈安、慈禧坚决,必须看折,有印在手,不给看不盖印。女人情绪,在政治里,虽为不按规则出牌,但是强悍。不过,政治断不是如此闹情绪,慈禧之谋是联合皇弟奕訢与奕譞,将肃顺等八大臣收监或斩首。于是,慈安、慈禧垂帘听政。慈安当然比不过慈禧嗜权,慈禧由此开始执掌清之权柄。

清史著者一般将同治在位的13年称为:同治中兴。但是,这13年,同治基本还是个孩子,正式执政仅两年,就去世。那么,这一中兴,究竟功可归谁?如果完全忽视慈禧之价值,恐怕不智;转由慈禧的角度观察,这些年的垂帘听政,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心理与信心呢?答案将在为同治选择继承人时产生。

当时,摆在慈禧与所有皇族面前的,有两个现实。其一,同治皇后已有身孕,是否需要等待这个孩子出生再定?如果是儿子,当然一切问题全将解决;其二,咸丰是以皇四子身份承位,他这一支无后,按一般家族原则,则当由咸丰的哥哥,亦即皇太子那一支的后人继位。这是其时舆论的主流。

如何选择?《慈禧外纪》很精彩地记录了这一有25位皇族与权臣参与的讨论过程:

慈禧首发言曰:“皇后虽已身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恭王抗言曰:“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丧。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新帝不迟也。”其余大臣,似亦以此议为然。慈禧曰:“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恐致动摇国本。

”军机处大臣及各大员中有3位汉人,极以太后此言为然。谓南方乱事未定,如皇位久悬,其势实不稳固。此时慈安太后发言曰:“据我之意,恭王之子可以承袭大统。

”恭王在下闻之,叩头言不敢,又曰:“依承袭之正序,应立溥伦(即皇太子那一支后人)为大行皇帝之嗣子。”溥伦之父载淇,亦叩头言不敢。……(慈禧)转谓慈安太后曰:“据我之意,可以立奕譞之子载湉(即后来光绪),宜即决定,不可耽延时候。

”恭王闻之,怒谓其弟曰:“立长一层,可以全然弃置不顾吗?”慈禧曰:“可以投名法定之。”慈安太后无异言。其结果则是醇王投溥伦,有3人投恭王之子,而众人皆如慈禧意,投醇王子,于是大位遂定。盖慈禧志意既坚,而众人皆向戴慈禧为中国之主者,故多遵慈禧意,投醇王子。慈安太后则向主谦退,遂一听慈禧之所为。

这段极具戏剧性的叙述,证之其他史料,并无可证实的证据。尤其“票决”,几无可能。但此刻选择嗣皇帝,竞争之剧烈却是事实。如此残酷竞争,最后醇王之子载湉胜出,奕譞内心的恐惧,当然真切。这时的载湉、后来的光绪皇帝年仅4岁。

那么,再度垂帘听政,自当必须。如果说,当年联合咸丰之弟奕訢与奕譞,扳倒肃顺等顾命大臣,权力意识尚为初步,现在,经此嗣皇帝的选择,慈禧已是意志坚定,她要掌控国家。皇太后主政,制度尤其继承制度安排将与往常迥异,这是前提,失去对此的体察,将可无得窥慈禧后来的种种安排,特别是对溥仪的选择。

皇帝主政,他的寿命多长,权柄即把握多久——乾隆皇帝不愿意比他爷爷康熙在位时间长,所以执政到60年的时候,就自己退位当了“太上皇”,但是权柄仍在手里。按清朝祖制,女人主政没有合法性,权力机会与条件只能是皇帝系幼主,这时才是制度之外的权力真空期。

但是,无论幼主多幼,终究会长大主政,这更是女主的挑战。慈禧如何选择?

没有意外,慈禧的选择在血缘与姻缘两端。

载湉(光绪)是谁的孩子?当然是醇王奕譞的儿子。但是,我们不可忘了他的母亲系慈禧的妹妹。女人的机巧,岂可轻视。有意思的是,慈禧的这个妹妹,倒是与她的性格反差甚大,极刻板。《爱新觉罗·载沣》一书所述:据说咸丰去世后不久,慈禧请来妹妹看戏,坐在前排的这位妹妹双眼紧闭,不着一声。

慈禧很奇怪,问她为什么。她说:现在是国丧期间,不可娱乐。慈禧莫奈她何。虽此,她俩毕竟是亲姐妹。慈禧后来为光绪选的谁家女儿做皇后呢?她弟弟的女儿成为光绪的隆裕皇后。

关键“岗位”的关键人物,全系慈禧家的直系亲属,有血缘关系然后由婚姻结合,这种关系构成的清宫图景,自然需要细细辨识。稍后,载沣亦长大成人,慈禧又废掉他家所定的那门亲事,自己的近支已无可许配之人,便将宠臣荣禄的女儿嫁给载沣,而溥仪就是这位瓜尔佳氏所生。——如此重重关系下缔结的婚姻,当可保慈禧之权柄而不失?相信,这至少是当事人的愿望。

为什么会选择才3岁的溥仪入宫,答案在此。慈禧需要这段体制外的权力真空期,也希望凭借血缘与姻缘来控制权力。王朝的姻缘关系,尤其是皇族与权臣,多数基于权力与利益的结合——研究一下袁世凯儿女们的婚姻,其对象皆为疆臣与皇裔,从无例外。只是,慈禧主政,皇权社会的家族规则,被她发挥到了极致。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权力之于慈禧,她是主动的。称其嗜权,并无失当。那么,这对清朝后期之走向意味着什么呢?换言,更深刻的问题是,清一代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清朝中国

后世读中国历史,无可绕开的是家族传奇。中国历史,在一定程度上确如梁启超所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但是,如果不深入家族史亦即“家谱”,我们又如何得识中国历史之真相?问题只是,读史与述史者,有无穿越家族传奇与恩怨之能力。由人事纠缠进至制度结构,继而进入环境变迁,由三者之关联尤其是相互作用而稍得史识。

治清史者,一般将1861年慈安、慈禧垂帘听政论为慈禧主政的开端。那么,如果欲究慈禧对清一朝意味着什么,我们须再度拉开时空距离,来认识清一朝君主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权力。

钱穆先生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论及中国各朝:“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朝,则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显然,明清两朝,才是专制权力真正形成并实施之际。

而过去的皇权时代,是何权力结构?“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劄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到了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是皇帝秘书。

”但是,细究明朝,君权虽然开始集中,但漏隙仍多,钱穆论述:皇帝不懂之事,要咨询大学士(秘书)的意见,于是大学士有了“条旨”,即“票拟”,写出自己的意见,由皇帝细阅决定。皇帝偷懒,则将直接以“票拟”发出,由此大学士可弄权;之后皇帝再懒,跟内阁也不见面,则由太监联络内阁与皇帝,继而太监也有了擅权的机会。皇帝之权,旁落他人之手。这是明亡之内因之一,清人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清一朝,聪明强悍的康熙执政61年,权力已高度集中;而继任者、精力极其旺盛的雍正皇帝又创造出了只是服务皇上的秘书班子“军机处”,权力已不容旁落。其制度设计: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亲封,由皇帝亲拆,皇帝批阅后下发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由皇帝批准后下发。——如此制度,皇帝若不及时发下奏章,政务中枢即梗塞。皇帝无法倦政。而皇帝批阅奏章的专用朱笔,太监谁也动不得,动则杀头。

由秦始皇开始的“一切皆决于上”,至雍正终于真正完成其制度结构安排。由此,清一朝君权臻至顶点,是真正的专制时代;但同时,又对皇帝的能力与精力提出巨大挑战。康熙在位61年,其“勤政、爱民、崇正学”(萧一山《清代史》评论),为其子孙做出了表率。清代这一“朕即国家”的高度集权体制,即使康熙也感叹:“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

这种体制之下,君主的贤与不肖,对国家的决定性作用,自然超过先前历朝。后代皇帝,无论咸丰,还是女主慈禧,拥有此等权力,其功其咎,自无可遁。

雍正创立“军机处”,始自1726年准备对西北厄鲁特人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发动征讨,因其事务机密,所以成立军机处处理相关事宜。传统中国之结构性矛盾,拉铁摩尔在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里创造性地提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内陆边疆的争夺,才是中国历朝之核心性挑战。

而若以“塞防”与“海防”论,当然中国历史上对外问题,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论:“均起于塞北,东南海疆大致安谧无事。”只是,至清朝中叶,塞防这一国家的核心性挑战,或曰母题,开始转向“海防”。

清人以关外满族身份入主中原,其塞防问题,已削减许多。传统中国的茶马贸易,以茶易马,至清康熙初年,即渐衰微,很简单,过去的边疆,现在已为清朝的内地,清政府已有条件自己组织养马,而无须依赖交易得马。但是,西域厄鲁特尤其是准噶尔部却一直是清朝的挑战。

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至1759年,乾隆平定整个东突厥斯坦,随后实行了军事占领,并正式将西域定名为新疆……中国统治伸展到中亚心脏塔里木盆地。乾隆时代的中国,其版图大于汉朝和唐朝,仅次于13世纪的蒙古帝国。

杰出的皇帝配之前无古人的高度集权制度,仅三朝历史,清朝即达高峰。徐中约在其《中国近代史》里评论:“清朝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的兴起,仅次于元代,并为这个国家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繁荣。这种太平盛世加速了人口史无前例的增长,从1650年的1.5亿增至1850年的4.3亿。因此疆域与人口这两份清代遗产,奠定了今日中国国力的基石。”

偶尔,后代读史者,不免感叹,专制主义尤其高度集权相当长时间内,几乎被论为中国传统之恶疾,亦为中国衰落之关键因素。但是,传统中国被称道的盛世由何而来?杰出人物若无专制制度之保障,恐怕也难。多读而深思中国历史,人事与制度之外,对于清一朝,更关键的因素是环境变迁,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量的出现,曾经已至高峰的权力制度,不免崩坏。

断而言之,环境之价值,历史学家郭廷以论:“任何民族的命运,决之于其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力。”

无上的权力以及辽阔的疆域,前辈皇帝已经创造出来,后代国君,无论咸丰皇帝,还是女主慈禧,将会如何作为?探究此道,我们必须从人事与制度关系,跃进至环境变迁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