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昌为什么不杀夏曦 梁木生:夏曦残杀红军95%以上 中共还是获得了政权 为什么?
夏曦,生于1901年,死于1936年。湖南益阳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毛泽东是校友,是新民学会的成员,他和毛泽东等人一道参加了驱逐张敬尧的运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曾任中共湖南区委员会委员。
在党的五大上,夏曦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也曾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5月,出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马日事变”前,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拟定了“包括加强工农武装和组织工农义勇队反攻长沙为内容的紧急措施,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反革命事变。
”然而,就在这时,夏曦知道事变将要发生,作为省委书记的他,没有通知其他同志,自己自行离开长沙,因此被柳直荀很是看不起,这也种下了后来夏曦杀害柳的原因。
1898年11月生于湖南长沙高桥镇中兰村一书香门第的柳直荀,自幼得父亲严格系统的指导,其父柳五亭学贯东西,曾执教日本陆军士官大学。柳1912年考入长沙广益中学,后考入雅礼大学预科,1924年2月入党。柳直荀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精通英语,参加过南昌起义,是洪湖苏区开创者之一。
历任党内多种重要职务,他坚决反对党内和根据地发展的极“左”方针政策,夏曦借机报复撤销了柳直荀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并于1932年9月下令杀害了柳直荀。据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死刑前他已经被打残废,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柳被害时34岁。
在夏曦到湘鄂西前,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3军政治委员邓中夏在苏区搞“肃反”,就错杀了不少人。1931年3月15日,夏曦抵达湘鄂西苏区。27日,以夏曦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监利县正式宣告成立。5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成立,由贺龙、万涛、夏曦3人组成,夏曦任主席;同年11月中革军委成立,夏曦任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
夏曦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武断地否定了湘鄂西党、苏维埃和红军在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提出“彻底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指责周逸群、贺龙为首的湘鄂西的党是“随从党”、“反共产国际”的党。5月夏曦取消湘鄂西特委,改派周逸群做兵运工作,未几,周逸群被夏曦秘密杀害。
周逸群1896年生于贵州铜仁县的周氏旺族,从小爱憎分明,学习刻苦,1919年赴日留学,就读于名校本庆应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3年毕业回国在上海参加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924年10月入黄埔军校第2期学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贺龙的入党介绍人。
湘鄂西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共产党军队的早期缔造者之一,红军高级将领。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贺龙部任师、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在湘鄂西大清洗运动中于1931年5月被夏曦秘密杀害,时年35岁。
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夏曦在洪湖“肃反”中下令杀害了3万7千多无辜的优秀将领和战士;他自己4个警卫员,3个被他亲手所杀!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所谓“犯人”一半枪决,一半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洪湖至今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
夏曦于1936年3月在贵州毕节县七星关的一条河里溺水离奇死亡。
5月中旬,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监利为中心开始彻底平分土地的工作。各地在实际执行不仅将富农的财产加以没收,还没收了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打击了中小商人,从经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扩大了对立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严重影响。
贺龙、段德昌等人坚决反对这些做法。为排挤贺龙对红军的领导,夏曦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3军改编为5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6月24日,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崔琪、万涛、彭玉之、杨光华等为常委,崔琪为省委书记。
但崔琪不久即赴上海治病,杨光华代理省委书记,后正式任省委书记。万涛接替邓中夏出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政委。湘鄂西省委给邓中夏以“最严重警告”,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
夏曦的冒险路线使得红二军团接连受到重创,万涛、潘家辰、段德昌给中央写信控告夏曦,夏曦反咬一口。在1932年1月的湘鄂西省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激烈反对夏曦的万涛、潘家辰等人受到打击,中央代表关向应传达了临时中央对万涛、潘家辰等人的严厉批评和支持夏曦的决定,大会撤销了万涛、潘家辰的职务,给予段德昌等人以警告处分。
关向应提出自己担任肃反委员会副书记,推举夏曦为书记,江奇为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
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反“改组派”斗争)开始于1932年4月,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3军。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
接着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9/10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
不久,“肃反”波及到了红3军。红8师的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在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翌日,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就被逮捕,说他是改组派,随后被杀。文家墩战斗结束后,夏曦逮捕了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和红7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接着,夏曦公开表态说湘鄂西苏区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洛茨基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相当复杂,一时湘鄂西人心大乱。
第一次“肃反”
第一次“肃反”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包括:
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他搞过“肃反”扩大化,在湘鄂边杀害了许多无辜干部,最后还是被夏曦、杨光华杀掉),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等。
在红3军中被捕杀的干部有红3军参谋长兼第7师师长孙德清,红6军创始人之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
江奇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20多种酷刑,不死即残。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被捕以后,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后来又连续毒打,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最后他只求一死。
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晓东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已牺牲的湘鄂西苏区主要创始人周逸群,被夏曦诬为“改组派首领”。
万涛(1904—1932)土家族,1904年1月20日出生在黔江冯家坝桂花树。幼年家境较好,曾先后数易其师,饱读诗书。1924年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鄂西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红四军第二路党代表、湘鄂西特委副书记、红三军前委书记和红三军政治委员等职。万涛没有牺牲于敌人枪口下,却被夏曦指令当众乱棍打死,死于他亲手创建的洪湖革命根据地的荆门地区监利县周老嘴,年仅28岁。
根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曾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红3军政委的万涛被捕后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打死。对于万涛的被捕,身为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柳直荀非常不满,他对别人说:“夏曦就是对自己人狠毒,其实他是个十足的胆小鬼。
”这话传到夏曦的耳朵里,联想起他自己马日事变的丑事,立刻决定逮捕柳直荀。这时,柳还蒙在鼓里,还准备找夏曦谈谈万涛被捕的事情,哪知道,刚一出门就被迎面而来的江奇抓获,当场就把柳直荀打昏了。
抓到政治保卫局监狱里,副局长彭国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他准备放柳直荀跑,柳直荀还天真的要向上面反映,彭国材说你反映个屁,他们都是一伙的。
结果,事情一拖,被江奇发觉,连带彭国材也被捕杀掉。杨光华网罗罪名,说柳直荀是红3军里“改组派”的书记,在撤离洪湖前夕将其杀害。根据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实已经残废了,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一直没找到。
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夏曦、杨光华等还仓皇扔下后方机关和干部、群众于不顾,以致他们许多人死在国民党军的屠刀下。杨光华作为湘鄂西省委书记,是夏曦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在敌人逼近时却携款临阵脱逃。
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在第一次反“改组派”斗争中,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的达“千余人”,“处死刑者百数十人”。实际上在洪湖杀了3万7千多自己人。贺龙回忆道:“夏曦……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
…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第二次“肃反”
1932年8月,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贺龙回忆:“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
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企图把七师拖走的”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将他们杀害。红3军教导第1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
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3军指战员。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把那些受审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负荷,并且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
许多人刚从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留有硝烟和伤痕,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第二次“肃反”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夏曦还企图对多次批评自己的贺龙下手,逼他写声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回击道:“你给我写声明书,民国12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使夏曦很尴尬。
当部队转移到商南竹林关时,夏曦无意中透露了9月苏区中央局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报。这封电报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针对夏曦的分兵策略而发的,主要精神是要红3军集中兵力,以游击战术将敌各个击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与持久硬打”。
贺龙和关向应对夏曦这种封锁中央局的电报做法极为不满,向夏曦提出严正的抗议。夏曦干脆命人把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即把身上带的一支勃郎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由于贺龙在红3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对他轻举妄动。
1933年初,在湘鄂边的毛坝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贺龙提议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夏曦对此表示同意,但却反对整顿红3军和停止“肃反”,主张在红3军中进行“清党”,继续“肃反”。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就指责关向应“右倾”。
夏曦关于解散党和创造新的红军的提议,引起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坚决反对。但夏曦有“最后拍板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
在1933年2月红3军达到巴东县金果坪后,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他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等7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夏曦手中。
夏曦将红3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结果在红3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个党员。卢冬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第三次“肃反”后任红7师师长,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党籍。夏曦有时不让他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让他发言,只能算半个。到了1933年秋天,经过贺龙、关向应的坚决斗争,夏曦才同意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
第三次“肃反”
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3月发起的。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为改组派把持”,“改组派”领袖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时,夏曦即说段德昌是“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段德昌不但被连续毒打,在金果坪“公审”后,江奇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
段德昌1925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6军政委、军长,新6军军长,红9师师长。段德昌曾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中,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被杀害。
被打折十指的陈协平则被石头砸死。这些难以想象的残忍恶毒,即使是在中共编造出来的“渣滓洞”、“白公馆”、“上饶集中营”等神话中也从来没有过。
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而实际上被捕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第四次“肃反”
第四次“肃反”开始于1933年5、6月间,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结果,杀掉宋盘铭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3千多人。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党”错误,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
当时有情报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变,夏曦立即借机抓了宋盘铭,开始了第四次“肃反”。对于宋盘铭,贺龙是竭力保护,但夏曦却非杀不可,贺龙寻机把宋盘铭放了,被夏曦发现后又抓了起来。1933年12月29日,宋盘铭被“公审”后杀害。贺龙说:“宋盘铭是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一票不赞成,当时关向应要是硬一点,可能杀不了”。
在第四次“肃反”中,担任红7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7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得解脱。
贺龙从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夏曦的刀下救出的。
深受夏曦器重、执掌“肃反”生杀大权的姜琦,在第四次“肃反”竟被查明是国民党特务。姜琦可以说在红3军中是夏曦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人物,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极为气恼,立刻下令将姜琦逮捕。姜琦见事情败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红3军由此除去一大害。
夏曦在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杀掉数万自己人。他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
考虑到湘鄂西的面积,哪怕采用最保守的统计数字,该区肃反战果赫赫,为各区之冠。红3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最后,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大约也感到人马太少,故而默默无语。以红军装备之紧张,红三军竟然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而且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