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翰庞麦郎资料 庞麦郎在一号线
△左起依次为白晓白、强哥、庞麦郎及路人
文
吴欣怡
校对
邬楚钰
编辑
董露茜
7月28日的晚上,北京的夏天并不是很热。庞麦郎背上书包,精神抖擞,走出位于海淀区的13CLUB。他两手扶着书包的背带,脚步一颠一颠,一头烫作细卷的蓬发,在他的头顶上一颤一颤的。
就在这间北京的老牌音乐酒吧里,庞麦郎刚刚完成了他的专场演出。他对自己在舞台上的表现感到满意。尽管台下只有30余名观众,但是“他们都很热情”。现在,庞麦郎正乘坐地铁四号线,再换乘一号线往东。他在朝阳区的边界、接近通州处订有一间住宿。隔天,他就要回到老家汉中。
按照庞麦郎2017年的巡演计划,当晚是他这一年的第五场演出。此刻,距离庞麦郎的意外走红已经过去三年,他是少数在这个迅速迭代的网红市场里依旧享有热度的人。
7月23日,替庞麦郎张罗巡演的白晓白在豆瓣注册了一个叫“Baris白”的账号,发起了名为“我的滑板鞋-庞麦郎-北京绝版演出”的活动。活动海报是黑白两色,底图是庞麦郎戴着礼帽跳舞。海报上除了演出消息和庞麦郎作品介绍之外,还用稍大的字体附上了一段话:
“ 做好自己的音乐,追寻自己的梦想
我只想努力做好自己
不管未来还有多少嘲讽、讥笑甚至谩骂”
但与此同时,白晓白还发布了另外一条“广播”:这可能是他最后一场演出了吧!
“北京(来看演出)的人真是太少了!”白晓白抱怨。相比于杭州、重庆等几个场次人头攒动的气象,当晚的状况离预期实在遥远。
白晓白的角色,相当于庞麦郎的经纪人。平时,他专门负责为庞麦郎联系演出场地,和场地老板沟通演出需求,同时,也招待记者。在白晓白的脑海中,有一张关于庞麦郎的生意蓝图。他激动地表示,未来想要为庞麦郎拍纪录片、拍电影,做一批同款滑板鞋,开一家同名小吃店。
当晚的演出,庞麦郎总共唱了九首歌。每唱三首,他就要停下来告诉大家休息片刻,自己则跑去后台换一身行头。只要庞麦郎离场,白晓白就会迅速地跑上舞台,接下话筒。
“请大家支持麦麦,多给他一些掌声!”白晓白说,“麦麦真的很努力,一直都在坚持自己要做的事。”他有一点像婚宴上的司仪,需要在这个空挡里和观众保持对话,热好场子,等着庞麦郎重新出现。
整场演出下来,白晓白的整体感受是失落的。可毕竟这是周五的北京,每一间酒吧和Livehouse里都有重要的嘉宾要登台——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的选项着实太多,而庞麦郎在这序列中,并不出色。
按照先前的约定,如果票房收入可观,庞麦郎就和场地方进行票房分成。可是当天购票入场的人数不超出30个,票务收入还不足以覆盖场地方所付出的成本。于是,演出结束后,白晓白不得不向场地老板支付了一笔“保底费用”。在摇摇晃晃的地铁上,白晓白宽慰自己,“今天是马云爸爸赞助了我们!”
这天,白晓白的存款花完了。这趟“绝版演出”所消耗的费用,是他从支付宝的“蚂蚁花呗”上透支的。
若要放在一年多以前,白晓白对这一切是充满信心的。
2016年,正是在白晓白的陪同下,庞麦郎跑完了全国33个Livehouse的演出,也因此重新回到媒体和公众的视线。
庞麦郎于2014年因为“神曲”《我的滑板鞋》在网络爆红。一起成为焦点的,还有一篇题为《惊惶庞麦郎》的报道——揭露庞麦郎的真实身份和成名始末。报道的称颂者,认为它聪明地拆穿了一场闹剧;反对者则认为,它不近人情,清高、尖刻。庞麦郎觉得这篇报道伤害了他,同时“加害”于他的,还有和他签下不平等合约的华数唱片公司。
从汉中市宁强县,到北京、上海以及网络风暴的中心,这个沉浸在“国际化”幻想中的县城青年愈发显得不合时宜。他像一头失群的动物误闯了丛林社会,成为众矢之的,感到愤怒,又逃无可逃。
终于等到2015年,风波过去,庞麦郎也随之消失了。
“消失”后的庞麦郎,并没有放弃他的“音乐创作”。“虾米音乐”上日渐累积的作品列表可以证明这一点。按照他的描述,创作、编曲、录音,几乎占据了他这一年的全部生活。期间,他受邀为网络游戏录过一些“魔性”主题曲,参加过一次场面盛大的音乐节。此外,他还去了一趟台湾。
“我去看过台北和基隆。对了,还有垦丁。”庞麦郎说。那件他在每次演出的开场和重要媒体采访中都要穿着的红色西装,“是在台湾买到的”。但他叙述迟缓,没能说出更多关于台湾的印象。
按照庞麦郎的回忆,他也是在2015年认识了白晓白。2015年的冬天,有一个早上,白晓白拨通庞麦郎的电话,主要进行音乐方面的交流。那时候两人都在西安生活,随即相约见面。白晓白租住的小区在陕西省人民医院的前门,庞麦郎住在后门。白晓白穿过医院,再穿过一条街,就找到庞麦郎了。吃过一顿饭之后,他们决定要一起做音乐。
不过白晓白说,他早在2013年就见过庞麦郎。那会儿,白晓白在一间录音棚里帮忙,做散工。庞麦郎来棚里录过歌,白晓白记住了他。
白晓白是1992年生人。和庞麦郎一样,白晓白高中之后就不再念书。他爱好摄影,就在社会上学了点拍片剪片的技术活;开过影视公司,但不久就倒闭了。白晓白也写歌,攒了一张专辑,自己藏着,没敢拿出去传播。
2015年末,庞麦郎想开演唱会。他口气大,说要做那种体育馆级别的。白晓白给他算了一笔账,“体育馆级别的”,光是租一个场地就要花去五六十万,他们拿不出那么多钱。最后,白晓白向朋友借了一个剧场。他说服庞麦郎,先在剧场试试效果。
根据经验,剧场级别的演出需要对门票进行“分层定价”,于是,他们把票面按照前排和后排,粗略地划分为200元和500元两种。剧场的经理拒绝以剧场名义为庞麦郎做宣传。几天过去,演出门票卖不动。为此,白晓白只好发动他的朋友前来撑场,翻遍手机,叫来了三四十个人。那三四十个人也陆续叫来自己的朋友。白晓白回忆,演出当天,气氛热闹。这事总算是张罗起来了。
尽管这场演出欠了人情亏了钱,但白晓白从中获得了经验,庞麦郎也重新被人注意。转年1月16日,也就是在杭州酒球会的那场“正式复出”的表演,让庞麦郎再一次成为新闻。
“本来,2016年首场演出是安排在西安的,中途被大钟抢先,改在了杭州。时间定在1月16日。眼看只剩下不到一周的宣传期,我当时是有点担心的。”白晓白说。大钟是杭州酒球会的老板。酒球会是杭州一家比较活跃的音乐俱乐部,平日里,主要接应独立音乐人的演出。
“大钟向我打包票,说这事一定可以做成。”白晓白说。大钟没有食言。酒球会为庞麦郎设计了抢眼的海报,卖力地推广这场“复出”表演。按照庞麦郎提出的“需要伴舞”的要求,大钟安排四名衣着性感的舞蹈演员为他助阵。当天,酒球会里挤满了人。《我的滑板鞋》引起狂欢式的合唱,与此同时,也伴有突然爆出的笑声。可是第二天,庞麦郎却因为“假唱”而登上新闻。
“这怎么能说是假唱?你都听见了,你说,这怎么能说是假唱呢?”在北京13CLUB现场,白晓白依旧对此事愤愤。他在庞麦郎演唱第一首歌——《旧金属》的时候,就激动地要向我求证。《旧金属》是庞麦郎最打动白晓白的一首歌,庞麦郎在歌曲的开头呐喊:我想告诉世人,我只相信真理。白晓白反复说,酒球会那次,正是《旧金属》震撼了他,让他泪流满面,并且“重新认识了麦麦”。
Livehouse的演出,一般由乐手或乐队进行现场伴奏,但庞麦郎用的是录音伴奏。13CLUB没有电脑,白晓白只好把自己的手机接入PA台,一首接一首地播放存在手机里的伴奏曲目。庞麦郎的演唱存在严重的节奏和音准问题,曾有人讥他,“敢不敢唱一遍一样的?”。
白晓白也对此担忧,于是他就在伴奏中保留了一部分原声,想让庞麦郎跟唱。舞台上的庞麦郎显得有些紧张,同时又比较注重动作表演,常常把话筒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的时候,就跟丢了节拍了。
杭州的“假唱事件”之后,白晓白变得和庞麦郎一样,对媒体警惕。他反复说:“庞麦郎是弱势群体,很多人笑他骂他。我想必须要有人站出来,为他说几句话。”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白晓白既谨慎又有所希冀地接触前来联系采访的记者。
在白晓白所喜欢的那首《旧金属》中,庞麦郎用歌词记录了他在“消失”的日子里所遭遇的困惑。在这首歌里,他用比较高亢的嗓音唱道:
“ 也許妳會說我不再保持沈默,也許妳會說請離開我的視線/所有人的目光都匪夷所思,所有人的話語都是關于我
我前進的方向路途很遙遠,我感到困惑我感到乏味/我旋轉的雙翼我熾熱的心髒,我想自由自在但我負重累累……”
不管怎么说,“庞麦郎”又一次成为了带动流量的“奇观”。只不过,这一次的看起来不再像三年前的那样有爆发的可能。
2016年的巡演征途上,庞麦郎的票房状况很不稳定,在全国各地,落差很大,也没规律可寻。庞麦郎和白晓白都在亏钱。他们经常吵架。吵得比较凶的一次,他们决定“分手”。白晓白自己接了个活,丢下庞麦郎去了山里,拍一个支教和慈善题材的纪录片。白晓白得挣钱。
奇观的新鲜感损耗得太快,而解构奇观的过程,则可能延续一些生命力。庞麦郎在北京的三天里,有两名卫视纪录片栏目的记者对他进行跟踪拍摄。他们是从庞麦郎的家乡一路拍到北京来的。演出当晚,他们在13CLUB入口处架起摄像机,向每一个检票入场的观众提问:“你为什么要来看庞麦郎的演出?”
我们为什么在看庞麦郎的演出?
“感到好奇”是答案中的大多数。谨慎又模棱两可。
北京13CLUB的三十余名观众,大致按五五开分为两种。其中一波举着手机或啤酒瓶站在靠近舞台处,为庞麦郎拍手叫好;另一波则站在远离舞台的位置,偶尔走动,保持旁观。
一个从事媒体行业的观众觉得,庞麦郎这次的演出并无惊喜,不如预期的那样有冲击力。在他的想象中,庞麦郎全凭自我经验而旁若无人的表演,某种意义上,是足以给那些看他热闹的人一记有力的“反杀”的。但是这一晚,从庞麦郎的演出状态和观众的情绪反馈来看,似乎没有达成这样的效果。不过这名观众的同伴则显得比较激动,他跳上舞台与庞麦郎合影,称庞麦郎是“与左小祖咒齐名的灵魂歌手”。
演出结束后,有不少人到后台休息室同庞麦郎合影。庞麦郎用看起来非常职业化的姿态配合着“歌迷”的需求。也有的人提出要与他交换联系方式。
微信通讯录的人数上限是5000,我夹在“交换联系方式”的人当中,刚好是第5001个。庞麦郎用手指迅速滑动他手机屏幕上的联系人列表,点开一些名字,又迅速地退了回来。他抱歉地说道:“我可能要晚一点才能加上你了。”随后又反复确认我的姓名,生怕不能对号入座。
眼下,庞麦郎并无惊惶。他礼貌,开朗,谈吐积极主动。这和他在一些视频资料中所展现的状态有些不同。
通常情况下,如果有摄影机的镜头对准他,他会立刻正襟危坐,介绍自己是“什尼亚克约瑟翰庞麦郎”,来自“加什比科”。
“加什比科”是庞麦郎想象出来的城市名,在现实中对应他的家乡汉中。在庞麦郎的语汇中,有无数像这样由音译汉字组合起来的洋词,用于标记全国各地的城市以及他身边的朋友。
2015年的10月,庞麦郎注册了一个新的微博账号,叫作“什尼俹克約瑟翰龐麥郎”,由他亲自打理。微博粉丝有17万人,比之前那个被经纪公司管控的“我的滑板鞋庞麦郎”多了13万。庞麦郎坚持使用繁体字更新自己的动态和演出行程。同时,为了管理自己的演艺事务,庞麦郎还成立了一家名为“漢克頓爾”的“無限責任公司”。
“漢克頓爾”也是一个虚构的公司,没有真正登记注册。白晓白说,公司的实体是庞麦郎租住的房子里一些摆放好的桌子椅子,只是平常无人坐班罢了。庞麦郎把那些在音乐制作上给过自己帮助的人,都算作“漢克頓爾”的员工。他数了数,一共有十个。
很难描述,究竟是出于人前的自我保护,还是说,他真的深信于这一套粗陋的“艺人包装”的法则——庞麦郎就这样沉迷在他虚构的国度和成为明星的幻想之中了。每当舞台的灯光打亮,音乐响起,手机、摄像机的镜头对准庞麦郎的时候,我们这些买票观光的人、欢呼合唱的人、试图采访和打听的人,全都是这场幻想的共谋。
庞麦郎唱的歌并非一无是处。三年前,就有很多人被《我的滑板鞋》打动。他歌词中的叙事主要来自他的生活经验,平白的抒情则被认为质朴、纯真。他为歌曲起了好听的名字,比如《摩的大飙客》、《我和西波亚娃》、《古镇里的怪兽》等等,都像小说那样有场景和人物。一些奇妙的意象组合到一起,足够撑起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叙事空间。
可庞麦郎的世界里没有写作技巧。他甚至不明白,他写下的那些词句在别人的脑海里可以变为对“梦想”和“孤独”的隐喻。我试图询问他的阅读经验,他迟缓地吐出鲁迅的名字,又说,桌上唯一一本书,是去年从书店买的梵高书信集和手稿。
那些因为庞麦郎的歌而“听哭了”的人当中,有著名的电影导演贾樟柯。“时间,时间,会给我答案。多准确的孤独啊。”两年前,贾樟柯在微博上这样说。某种程度上,庞麦郎和贾樟柯早年作品中的人物是相像的。
庞麦郎的老家在陕西南部的宁强县。宁强县距离汉中两小时车程,距离西安八个小时。庞麦郎的大部分生活在县城中度过,同时,他通过电视和网络接触县城以外的世界。他喜欢迈克尔·杰克逊,在视频中模仿他的舞蹈,在英文唱词中获得一些“国际化”的启蒙。他也模仿电视节目里明星和记者的对话,用在了他未来所遭遇的围观和采访中。
庞麦郎坐在北京的地铁上,很少有人能认出他来。只是在站台上,有一个自称“快手”员工的大哥提出和庞麦郎合影,临走时礼貌地说道,欢迎你入驻“快手”平台。
庞麦郎累了,在座椅上弓着背。我提出为他照相,他又马上直起身子来。
并肩坐着的女孩“强哥”拉住了他,凑近他压低嗓音说道:“你别答应人家啊,别让她拍照。”庞麦郎怔怔的。强哥又劝。他们像是在类似的事情上吃过亏。随后,庞麦郎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伸手把脸捂住。
强哥是白晓白的朋友,西安人,在北京上班。他们是在一次拍戏中认识的。强哥从省艺术学院毕业后,在一个电视情景短剧的剧组当演员,白晓白是摄像。强哥后来对跑剧组的生活感到疲惫,就换了份“稳定工作”开始上班。可是现在,她对北京也感到一丝厌倦,想要回到西安。
强哥是白晓白喊来帮忙的,她和庞麦郎是第一次见面。这天,她在演出现场帮着做检票和切换歌曲伴奏的工作。强哥对庞麦郎很是照顾。哪怕白晓白和庞麦郎争论面皮和米皮哪一个更好吃的时候,她都要站在庞麦郎的一边。
现在,白晓白也不喜欢北京,觉得北京又“拥挤”又“贵”。这趟不理想的演出,让他连同巡演计划也一并感到失望了。白晓白打算在西安租一家店面,拉上强哥和庞麦郎一起开小吃店。庞麦郎的老家宁强县,有一种叫“核桃馍”面食又香又脆。白晓白说他准备学做核桃馍,冠上庞麦郎的名字出售。
△核桃馍
“说不定能把庞麦郎家乡的小吃推向全国。”白晓白靠在车厢里的扶杆上,用他滔滔不绝的想象来摆脱倦意。
“好的,好的。”庞麦郎点着头,表示允诺。
一号线终于在四惠站钻出地面。庞麦郎一行人出站,穿过天桥,要去天桥下面叫车。
人群中,数庞麦郎的步子最快。他习惯走在前头。
哎,麦麦你慢一点,等等我们。白晓白喊。
庞麦郎回过头,已经甩开大家十多米远了。他笑了起来,又一颠一颠地朝人群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