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长沙会战靠“总理保佑”
如短史记第144-146期所言,被誉为“抗日战神”的薛岳,其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长沙大捷”,皆水分甚大。①相关档案材料虽多,但不少读者因情感、立场等关系,不愿置信者犹多。
台湾国史馆编纂的《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中,收录有一份陈诚拟写给何应钦的书信。该信对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描述,很有助于后人进窥历史的真相。陈诚书信曰:
“第一期作战,因种种关系,作战略上之总退撤,在政略战略上,均可为最大之成功。惟第二期作战,应须注意者……对于战术思想,上下须绝对一致,尤其对于命令,更须统一,以免各级无所适从。如此次湘北作战,军令部与行营均用委座名义下令,然均与委座意旨相反,且均绝对不同。尤其均以电话严厉责行,任何人均无办法。此次胜利,只好归之总理在天之灵,然不可以为例也。”②
所谓“湘北作战”,即俗谓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此信写于会战结束数天之内。陈诚当日,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代司令长官;此战之后,薛岳始正式执掌第九战区。可以说,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指挥者,虽是薛岳,但陈诚亦为重要当事人。且陈、薛之间,有座师门生之谊,陈在书信中为薛抱不平,即体现了这样一层政治关系。
1943年,陈诚(左)与白崇禧合影
陈诚所提到的军令部(徐永昌执掌)与桂林行营(白崇禧执掌)针对第九战区军事,在指令上与蒋介石不合,且彼此歧异之现象,实际上反映的,是第一次长沙会战在国民政府高层,并未取得一致意见。战役结束后,薛岳曾呛过白崇禧:“这次作战,兵力不够用,我能力也不成,所以仗打不好,这个责任,我负不了,请主任来亲自指挥吧!”③即是此种冲突的激化。
高层指令乱成如此模样,一场战役,蒋介石、军令部、桂林行营、薛岳之九战区,竟有四重指挥机构,且意见不能统一,其失败本属必然。但此役竟以“胜利”告终,陈诚解释为“总理在天之灵”庇佑,可见侥幸之情状。
若能同时参考中、日双方关于此役的记载,则不难理解此种侥幸从何而来。日方此次向第九战区进攻,目的是“为了促进在华中树立中央(汪)政权的气势”, 以奇袭战术,“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 ④故日军本无意在长沙与国军展开攻坚,“渡过汨罗江后,无所获,又到了捞刀河北岸,看了看长沙就撤退了。”总体而言,此役“我军没有击破任何一个日军部队,日军也没有击破我军任何一个部队。”⑤
艰苦卓绝的抗战史自有其不朽的荣光,但这种荣光,应建立在真实的战绩和切实的反思之上。陈诚拟致何应钦书信中,所披露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指挥体系之混乱,与“胜利”之侥幸,诚可慨叹。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中)
注释:
①谌旭彬:《“战神”薛岳歼灭日军数量之谜》、《“战神”薛岳抗日战报严重注水》、《“抗日战神”如何私心误国》,短史记第144期、145期、146期。②《手令拟呈今后作战意见》,1939年10月18日。收录于《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台)国史馆,P145-146。
③⑤赵子立、王光伦:《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线”取得会战胜利》,赵当时系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王系六十军第一八三师营长。④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华国民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中华书局1985,P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