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时间 “七君子事件”真相
2008年2月29日,即将卸任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亲手揭开了蒙在“中国法院博物馆”牌匾上的红绸,中国法院博物馆在这一天正式成立。作为中国司法史上第一个全国行业性博物馆,其极具价值的馆藏,真实、全面地再现了我国法制发展的历史。
走进中国法院博物馆,一份特别的起诉书引起人们的注意。1937年4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向沈钧儒等7人提出起诉,这份起诉书的背后即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事隔半个多世纪,“七君子事件”的真相也逐步解密。
“七君子事件”真相
□特约撰稿 胡兴军
1936年5月31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7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南京国民政府于1937年4月3日向沈等提出起诉,并于6月11日和25日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沈钧儒等人坚持抗日救国立场,在狱中和法庭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事件开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就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释放沈钧儒等7人,并于1939年2月撤销了起诉书。
“七君子”救国获罪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我东北四省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成为主张抗日的喉舌,所刊载的文章多以团结御侮、反对投降为内容。当时的政府当局非常恼火,勒令查封。不久,《新生周刊》又起而代之,继续为抗日救国鼓与呼。
1935年上海文化界掀起文化救国运动,推举大律师沈钧儒为主席,邹韬奋等为执行委员,同时发表救国运动宣言。宣言说:“东北四省沦亡之后,华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中!‘以土事敌,土不尽,敌不尽餍’,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负责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
”由此,抗日救国运动如火如荼地在祖国大地蓬勃开展起来,社会各界尤其是工人、青年学生,纷纷组织起来,唤起民众,宣传救亡图存。
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全国20多个大城市、50多个团体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大会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表示赞同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对外。这篇文章在全国各界影响很大。
国民党反动派对“救国会”的活动十分恼火,1936年11月23日晨,在上海非法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因为这七个人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并且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都是因为爱国而被捕入狱的,所以人们把这个事件称为“七君子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