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哥卢汉广播回放 《昆明解放:1949.12.9》︱卢汉与云南起义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率领所属第九十三军、七十四军和省、市政府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驻昆明国民党中央系统的一些军、政机关也跟随起义,省内各地,除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已经解放的地区外,国民党专、县两级政权和地方部队,也大部分响应起义。
起义后,在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南下兵团及时驰援和滇桂黔边纵队的配合下,在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全力支持下,起义部队胜利地进行了昆明保卫战,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反扑,昆明和云南尚未解放的地区实现和平解放。
民国时期老昆明
解放战争后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妄图利用云南地处边陲、有国际通道的条件,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把云南作为大陆上最后的反共基地。昆明起义,使蒋介石集团控制云南的计划完全破产。昆明起义有利于人民解放军更好更快地执行中共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歼灭了西南地区和云南境内的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从而加速了西南和云南解放的进程。
昆明起义使昆明没有受到国民党溃军和特务的破坏,云南避免了更大的的战争破坏。
昆明起义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免去龙云省政府主席职务,并把他调到重庆、南京软禁。1946年又把驻越南的滇军全部调往东北内战战场。蒋介石委任原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彝族)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卢汉原系龙云部属,是云南地方实力派中掌握军权的重要人物,蒋介石对卢汉采取既安抚、利用,又监视、限制的手段既设置了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派亲信掌管,又调派嫡系部队以及特务、宪兵驻守云南。蒋、卢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1949年初,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发表,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
“云南王”卢汉
1949年2月下旬,卢汉委托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痕,向中共香港分局递交了致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信件,在信中卢汉表示了反蒋的政治态度,并要求中共派代表到云南,以及和中共中央建立电讯联系。中共香港分局有关负责人潘汉年接见宋一痕,并立即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分局答复卢汉:云南、四川均可按北平方式行事,并且可以更多地照顾地方实际。
中共中央同时指示中共东北局,从起义滇军中选派人员回云南对地方实力派进行争取工作。原滇军军官、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代理参谋长张秉昌受命于1949年5月到达昆明,向卢汉转达了中共中央争取卢汉起义的愿望。同时,东北局有计划地遣返了一批在东北起义或被俘的滇军军官,这些人回到云南后,大多又被卢汉安排到地方政权和保安部队中任职,在以后的起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接着向尚未解放的长江以南和西北、西南等广大地区举行空前规模的大进军。
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云南地方实力派中的有识之士清楚地看到国民党统治的灭亡已成定局。1949年4月,卢汉再次派宋一痕为代表到中共华南分局联系,同时又派人与桂滇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联系。5月,中共中央指示可以和卢汉建立联系,配合消灭蒋军,但不可受任何约束,不可存幻想;关于云南局部和平问题,则要卢汉派全权代表到中央谈判。
7月底,滇桂黔边纵队领导同志和卢汉代表龙泽汇在寻甸磨盘寺举行第一次会谈,商谈了联系、配合问题,卢汉并输送武器弹药和经费给滇桂黔边纵队。
1949年12月9日昆明起义的布告
1949年5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汉以后,蒋介石为挽救失败的命运,纠集残余,拼凑中南防线,企图割据西南,固守一隅,以期卷土重来。针对蒋介石的最后顽抗计划,中央军委作出了对西南各敌采取大迂回、大包围,断其后路的战略方针,并指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兼用政治方式。
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委派参加北平起义的原国民党北平警备总司令周体仁(云南籍,傣族)返回云南策动卢汉起义。
1949年7月,中共中央确定,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的方针。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省工委直接领导下,在昆明建立了两个统战工作小组。
一组以省参议会为阵地,利用地方势力和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结合上层人士的切身利益,以“维护地方利益”、“表达民意”的形式,团结进步人士,争取中间势力,开展反蒋斗争。另一组在社会上层人士、新闻界和国民党军、政机构及部队中进行工作。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的成员杨杰等,及进步人士吴少默、杨文清等,也为推动地方实力派起义做了工作。
卢汉在革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推动下,一方面增强军事力量,经过向蒋介石反复讨价还价,取得了对地方保安部队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削弱蒋介石对云南的控制。1949年3月,中共统战小组在省参议会中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利用蒋卢矛盾,发动驱逐蒋系云南警备司令何绍周的斗争并取得胜利,警备总司令部撤销。
6月,成立以卢汉为主任的云南绥靖公署。8月,卢汉派人就起义问题和西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四川地方实力派邓锡侯、潘文华联系。
1949年8月,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华南胜利进军,蒋介石集团加紧了退守西南的部署,控制云南成为他们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8月24日,蒋介石亲自到重庆部署在西南负隅顽抗。在蒋介石施加强大政治、军事压力下,卢汉于9月6日到重庆,并被迫答应围剿边纵;在昆明进行反革命“整肃”;同意蒋军入滇;云南几个飞机场和滇越、川滇路交蒋军控制等条件。
蒋介石则同意云南地方保安部队扩编为两个军,并拨给经费和装备。9月8日卢汉返昆,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西南区区长徐远举为首的大批特务也先后来到昆明,实行“整肃”。
9月9日,解散省参议会;封闭报馆、学校;逮捕民主人士、编辑、记者、工人、学生等400余人。暗杀了潜往香港的民主人士杨杰。昆明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虽然情况发生重大变化,9月19日,滇桂黔边区党委仍按中共中央指示,派执委郑敦到昆明。由郑敦代表中共党组织通过宋一痕向卢汉指出其错误,要他保证被捕人员的的绝对安全,并寻机释放,表示只要他有靠拢人民的实际表现,中共仍将和他联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军继续胜利进军。11月15日,进军西南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一部解放贵阳,随即进军四川,30日解放重庆。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进军广西,12月4日,南宁解放。
贵州、广西和四川东部的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陆续被歼。11月底,人民解放军南下野战军已接近云南,蒋介石先由台湾到重庆,后到成都,准备把国防部、陆军总部等军事首脑机关迁入昆明,以抢先控制云南。
12月6日晚,卢汉召集杨文清、龙泽汇、马锳、佴晓清开会,认为时机紧迫,必须加紧调集部队,迅速准备起义。12月8日,周体仁受卢汉委托经香港到达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等同志报告卢汉将于20日以前起义;要求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支援,并指定起义后的指挥机构和负责人。
同时转达卢汉表示承认9月执行“整肃”的错误,提出6点具体要求,包括:起义部队按约法八章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有秩序地接管地方政权机构;对起义军政人员不咎既往,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并予录用;释放被俘滇籍将领;云南各地的地霸游杂武装不予收编等。华南分局即于当夜电报中共中央,中央随即通报第二野战军前委。
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入城
12月7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到昆明,逼迫卢汉让国防部等机构迁入昆明,省政府和绥靖公署迁往滇西,卢汉提出种种困难,表示碍难照办。张群奉命于8日偕龙泽汇、李弥、余程万3个军长飞成都见蒋介石。形势十分紧迫,如果蒋介石的计划实现,起义的可能性就将丧失,卢汉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起义,并向中共昆明地下组织通报。
12月9日,张群和龙泽汇、李弥、余程万一同再返昆明。卢汉乘机软禁了张群,并借张群来昆为名召集在昆明的蒋介石集团的主要军事、特务头目李弥、余程万、李楚藩、童鹤岑、沈延世、石补天、沈醉开会,当晚将其全部扣押。
起义部队随即出动,解除了蒋系驻昆明军事机关、部队的武装,控制了市区和飞机场。卢汉正式宣布起义,通电报告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
12月1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卢汉,指出卢汉率部起义“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指示卢汉接受二野刘、邓指挥;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执行约法八章、刘邓四项忠告;肃反镇反;与云南人民武装建立联系。
卢汉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切实执行,中共中央并向二野前委和华南分局作了相应的指示。按照党中央通知的方法,中共昆明市委派杨青田以中共联络员身份,与卢汉建立正式联系,以促使党中央和刘、邓的指示得到贯彻执行。
在卢汉宣布起义后,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和几个宪兵团以及陆军总部一部分直属部队拒不起义,并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向昆明进攻,12月13日推进到昆明外围。16日,昆明保卫战在东郊、南郊全面激烈展开。面对力量超过自己的敌人,起义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士气高昂,英勇作战,起义部队中的党员和秘密外围组织成员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领导全市人民群众从各个方面全力支持起义部队保卫昆明,党组织与卢汉商定把起义武装和警察全部调上前线,市区治安由群众组织和群众武装负责。
在中共昆明市委领导下,调集武装群众3千多人,成立“昆明义勇自卫总队”,部分工人、农民武装参加了对敌作战。刘、邓命令驻贵州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七军第四十九师疾进云南策应起义,进抵滇东曲靖地区。敌军攻昆明不下,又惧怕被解放军围歼,于12月21、22日先后撤退,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
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后,中共昆明市委组织领导成立了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通过这一公开的组织形式进行领导各项组织动员工作,昆明市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正常。在此基础上,广泛发动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迎接解放军入滇全面接管的热潮。各级党组织领导各行各界为配合全面接管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50年2月19日,卢汉派代表至宜良迎接解放军进驻昆明。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举行入城式,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部进入昆明。22日,10多万昆明市各阶层人民和起义部队举行热烈欢迎解放军的盛大集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云南各族人民的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