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云与卢汉 卢汉、龙云兄弟反目
卢汉出身于云南彝族的奴隶主家庭,龙云是他的表兄。他比龙云小11岁,很早就结伴从山里出来闯荡天下。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龙云和卢汉正式投入滇军。不久,就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学习。龙云学骑兵科,卢汉学步兵科。
1914年他们从讲武堂毕业,分配到滇军,开始了他们的职业军人经历。卢汉一直跟龙云打天下,是一名英勇剽悍的猛将。龙云跃居云南省主席,成为独霸一方的“云南王”之后,卢汉也一直是他的左右手,彼此亲密无间。1938年抗战开始后,卢汉被任命为滇军第六十军军长。龙云出于爱国热忱,自筹军资装备部队并派出云南,参加抗战。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卢汉领导的滇军英勇奋战,对那次大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0年后,日本占领越南北部,危及云南大后方,蒋介石委派卢汉为滇南作战军司令,调一部分滇军防守中越边境,卢汉圆满完成任务,在5年中没有让日寇越雷池一步。卢汉是一员福将,打了那么多年仗,只是手指头擦破一点皮。
蒋介石为日后能控制云南,便趁机拉拢卢汉,任命他为国民党三十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又晋升他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军衔升为上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因龙云称霸云南,不肯听命于中央,便决心解决他,以卢汉代之。
不久,第一集团军被扩编为第一方面军,除了属于滇军的第60军、第93军外,还包括来自广东的第62军和中央军第52军、第53军共5个军、4个独立师,共约20万人,滇军有10万人。
首先,蒋介石将卢汉和第一方面军调出云南,前往越南负责日军受降;然后令驻昆明的防守司令、兼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作好解决龙云的准备。
1945年9月38日,受降典礼在河内原法国总督府大礼堂隆重举行,卢汉以受降主官的身份,庄严地向日军投降代表下达了汉字第一号训令。就在卢汉率领几乎全部滇军入越后,蒋介石却坐镇西昌,策划了轰动一时的“驱龙事件”。
卢汉率领10万滇军去越南受降之后,龙云在昆明剩下的兵力只有他二儿子龙绳祖的宪兵团和警卫营。而中央军在昆明的部队则有邱清泉的第5军全部、青年军第207师、机场守备司令部4个团以及宪兵第13团等兵力。
1945年10月3日,当昆明人民还沉浸在抗战胜利和欢送第60军、第93军等云南子弟兵到越南受降的喜悦中,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已下令第5军采取军事行动,很快控制了除五华山省政府以外的昆明地区。蒋介石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参议院院长。
卢汉奉命离滇之际,龙云就觉得事情不妙,一再叮嘱卢汉说:“一旦云南有变,你要马上率部返滇!”卢汉满口答应。可是,卢汉一踏出国门,杜聿明即指挥部属将云南省政府所在地的五华山团团包围。龙云急电召卢汉班师回滇。
但卢汉出于种种考虑并没有赶回来。龙云势单力薄,只与杜聿明对峙两天,经过行政院长宋子文等人的一番劝说,就被迫放弃了云南省主席职位,同意一道飞往重庆担任有职无权的军事参议院院长,从而结束了他在云南的18年统治。龙云一去职,蒋介石即任卢汉为云南省主席。从此,龙云、卢汉兄弟反目,分道扬镳。
1945年12月1日,卢汉取代龙云,成为新一代云南省主席,也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的第四代“云南王”。
卢汉接任云南省主席的那一天,昆明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国民党特务向游行队伍投掷手榴弹,炸死4人,这便是震惊一时的“一二·一”惨案。卢汉表示同情学生运动,赢得了学生的拥戴,他也借机赶走了蒋介石派来的李宗黄。
10月6日晨,龙云抵达重庆,适值国共两党举行谈判,龙云每次在《新华日报》上看到对蒋介石的批评,都会显得异常高兴,并不止一次对友人说:“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这句话几乎成了龙云在重庆的口头禅。
蒋介石又想撤掉卢汉
1948年12月,龙云在陈纳德的帮助下,逃出南京潜往香港。在香港龙云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进行反蒋活动。1949年8月,龙云参与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表示完全拥护中共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卢汉也早已不再听从蒋介石的指挥。蒋介石又产生了要撤换卢汉的想法。不过蒋介石的高参、人称“智多星”的西南军政长官张群,与卢汉私交甚笃,他总是极力地保举卢汉;加上局势动荡,为保云南的安定,蒋介石也一直未下决心解决卢汉。
卢汉1914年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4期毕业后,一直在滇军中任职,抗战初期担任第60军军长、第1集团军总司令,出滇参加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1945年3月,升任第1方面军司令官,9月率部入越受降。龙云与卢汉的关系十分微妙,多年来互相依存又心存芥蒂。
“五华山事件”中,卢汉鉴于形势,没有北上“保驾”,龙云为此痛骂卢汉忘恩负义。为缓和龙云的怨气,卢汉从云南统治集团财产中拨了黄金8万两给龙云,但两人间的隙缝是难以弥补的。
1945年12月1日,卢汉正式就任云南省主席,执行扩张地方武装,巩固政权的“保境安民”政策。
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后,卢汉充分利用蒋桂矛盾,以加强“剿共军事和政治的配合,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关”为由,于6月成立了云南绥靖公署,进一步掌握了军政权力。
1948年春,沈醉调到云南,他的秘密身份是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主要任务是监视卢汉等云南省首要人物的动态,及时向保密局和蒋介石汇报;而他的公开身份则是国防部驻云南地区的保安专员。
沈醉初到云南时,跟卢汉相处得还不错。因为当时卢汉与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矛盾很深,双方都想利用沈醉挤走对方。何绍周仗着他是何应钦的过房儿子,后台硬,一心想挤走卢汉,独掌云南军政大权。
后来,沈醉与何绍周的交情更胜卢汉一筹。对卢、何二人的矛盾,沈醉便偏向何绍周,他在向保密局汇报云南的情况时,也就建议撤去卢汉省主席之职。但因张群、毛人凤都认为撤换卢汉,对安定云南没有好处。蒋介石同意张群的意见,决定暂不撤换卢汉。
1948年冬,卢汉和何绍周二人的矛盾达到了互不相容的地步。卢汉甚至以辞去省主席之职相要挟,非要挤走何绍周不可。沈醉见局面已无法挽回,便暗中把“中央”支持卢汉的消息透露给朱家才,并建议卢汉去南京直接找蒋介石汇报他与何绍周的矛盾,要求撤换何绍周。
张群(左)陪同蒋介石会见卢汉(右)
卢汉听后,决定亲自去南京。临走前,他特意告诉沈醉,并说他要带一些云南土特产品,如鸦片等违禁品去上海、南京送给朋友,请沈醉关照一下保密局设在上海、南京等地的航空检查所,免得他们故意刁难。在卢汉携随从乘飞机前往上海之际,沈醉便特意给上海航空检查所打了个电话,让他们对卢汉等人多加关照,不可怠慢……
卢汉这次上海、南京之行,真可谓是“满载而归”。蒋介石不但同意调走何绍周,而且把军政大权都交给卢汉。
1949年夏,云南省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卢汉乘机要求国民党中央机关统统撤离云南,以确保云南的安宁。此时,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已有些自顾不暇了,只好作出让步,同意撤走中央机关所有驻云南机构。
但沈醉被留了下来,为防止卢汉投共,沈醉除加紧对卢汉的监视外,还专门在卢公馆对面设了个了望所,日夜监视卢公馆的动静。甚至派两名特务伪装成中共地下党员前去与卢汉接头,试探卢汉的底细。
1949年秋初,卢汉眼看蒋介石的江山实在是保不住了,便打主意谋求政治出路。他曾向美国请求帮助云南独立,但遭到拒绝。
时任保安第3旅旅长的龙泽汇是卢汉妻舅,之前担任第93军副军长,因滞留北平而返回昆明。在一次闲谈中,龙泽汇坦率流露了最好起义,其次出逃海外,要不只能负隅顽抗,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想法。一向不轻易发表意见的卢汉,愤慨地断言三次大战一时不会爆发,共产党肯定会成功,在起义问题上与龙泽汇趋向一致。卢汉决定迅速设法与中共滇桂黔边区纵队副司令朱家璧取得联系。
从1948年开始,卢汉就悄悄开始和共产党接触,并委派师长邱秉常到宣威任县长,与中共滇东北地委联系建立了宣威县临时政府,邱秉常与宣威地下党耿介取得联系后,两人两次到卢汉公馆汇报起义事宜。
1949年初,国民党在军事、政治上的全面崩溃,使卢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2月下旬,他派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痕秘密与中共接触,表示了自己起义的决心,宋一痕回昆向卢汉转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云南起义要等解放大军到达云南边界时才能行动。据卢汉唯一的女儿卢国梅说,“父亲与中共华南局的联系也从此建立”。
为了更好地做好起义的准备,卢汉派龙泽汇到路南县和寻甸县与边纵的副司令朱家壁见面联系。
龙泽汇很快联系上了游击在圭山一带的朱家璧,接头人传达了彼此良好的愿景,也捎回了边纵需要枪支弹药接济的要求。之后,卢汉吩咐他的副官杨治华先后两次在深夜送去了两车枪弹交给边纵。当时为了保密,派了两个日本投降时由河内带到省政府工作的日本司机去送枪弹。卢汉与共产党方面的接触一般都是在晚上秘密进行。
卢汉在走投无路的关头,共产党向他伸出了争取的手,通过中共指定的联系人杨青田、民主党派负责人杨杰等对他耐心帮助,使他知道共产党争取他的诚意,逐步消除了顾虑,认清了形势。于是派宋一痕由香港到北京向中共中央密取得联系,愿意接受共产党的解放政策,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当即得到中共中央的欢迎和鼓励。
7月21日,毛泽东主席就争取卢汉起义问题,致电周恩来副主席,电文如下:
周:据张表方本日称:龙云代表李一平要求与我方负责人见一面,好回港复命。我意请周接见一次,告以卢汉如能在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入人民解放军。龙云则允其参加政协,会后仍可回港。
如何,盼酌办
9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经过研究,派遣跟随傅作义起义的原北平警备司令周体仁(中将)悄然来到昆明,经龙泽汇将军引荐,直接同卢汉见面,传达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对云南的关怀,对卢汉起义表示欢迎之诚意,介绍了北平起义的经过,傅作义及其所部得到适当安排的情况后,即与卢汉多次商谈起义事宜。卢汉感叹:“傅作义兵比我多,地比我富,尚且依靠共产党,我卢汉怎么还为老蒋卖命。”
1948年12月,被蒋介石软禁了3年的龙云在陈纳德的帮助下逃离了蒋介石的控制,到香港定居。1949年8月14日,龙云宣布“云南起义”。消息传出,国民党军政一片震惊。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主张马上用武力解决云南问题,而代总统李宗仁下令指派桂系部队入滇震慑。
龙云的举动让卢汉陷入非常危险的局面。
国民党方面知道卢汉已有投共之意,便派人假冒共产党来与卢汉联系,卢汉待这两个冒牌货为上宾。沈醉一面暗笑,一面向保密局汇报,认为卢汉迟早要投共,要求尽快撤换卢汉。蒋介石得知后,也很着急,便于是年8月25日突然从广州飞往重庆,召卢汉去重庆见他。
卢汉担心蒋介石会像扣留张学良一样,把自己扣在重庆,便托辞有病,不能前往,仅派了两名代表去见蒋,蒋介石却坚持要卢汉亲自去重庆。卢汉非常紧张,天天与他的亲信密谈到深夜。
蒋介石对卢汉不肯就范之事非常恼火。他一面派俞济时、蒋经国前往昆明“劝驾”,一面令驻在昆明郊外的第二十六军、第八军随时准备围攻五华山云南省政府。张群又三番五次来电话,愿意担保人身安全。思前想后,卢汉担心局面僵持下去 会殃及昆明百姓,便于9月5日离滇,冒死前往重庆,晋见蒋介石。
行前,卢汉预感此行凶多吉少,吩咐龙泽汇、安恩溥分管军政,约好电报联系暗号,如果他被扣重庆,就用名“卢汉”,没有被扣就用“永衡”(卢汉字)。在万一被扣,要求释放不准的情况下,即插起红旗,通电起义。
9月6日,卢汉到重庆后一再要求辞去工作,且摆出一副要在重庆长住的样子。蒋介石一面隆重款待,一面劝卢汉打消辞意。当时重庆的许多人主张扣押卢汉,让云南人士、第八军军长李弥接任;但以张群为首的一些人,极力保举卢汉。
他们认为,在此动荡之际,只要卢汉肯听话,还是应该放他回去。特别是张群,更是力保卢汉。他认为卢汉在云南有很大的号召力,可以团结地方,以确保云南。最后,卢汉与蒋介石达成协议:“中央”仍保留卢汉省主席职位,但卢汉必须答应“中央”派人去昆明进行一次大搜捕,以彻底查清昆明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卢汉为了脱身,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要求,并向蒋介石表示:“一定效忠党国和总裁。”
蒋介石便委任卢汉出任绥靖主任,给了他指控云南军警宪特的大权,还承认让他把保安团扩编为两个军,给了现银100万元作为军费,武器、弹药装备陆续补充。
蒋介石如此慷慨,是有目的的:此时解放军已占有大半江山,他寄希望于大西南,想把国民党中央政府迁至云南,把这里变成反共基地。卢汉也只好先表示同志,以求先能安全回到云南。
“九九整肃” 张群被扣
1949年9月8日卢汉平安返回昆明。毛人凤即派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率一批特务乘第二架飞机跟踪而至,准备在昆明来一次大搜捕。这就是史称的“九九整肃”。
此时,卢汉已暗中与真正的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他当天一回昆明,即暗中通知有关反蒋人士连夜撤离昆明。杨治华副官被卢汉派去通知共产党员杨青田、进步人士杨明、杨维骏等立即暂时离开昆明。所以“九九整肃”虽抓了400多人,但没有一个是重要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
从重庆回来后,卢汉下决心起义的态度明朗了。如何把握准时机是一个问题。此时,国民党军队的残部向云南撤退,所谓残部,都是对蒋介石最忠心、最嫡系的中央军主力。而解放大军离云南尚有一段距离,如果把握不当,这部分国民党部队先进攻并占领了云南,真的变成反共的基地,那也将给中共的新政权留下无穷后患。
到了11月,卢汉派周体仁和财政厅长林毓棠取道香港,前往广州会见叶剑英,表示举行反蒋起义,要求得到人民解放军的支援。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欢迎卢汉义举,表示一定对云南大力支援。叶剑英给他密件,要求他先稳住,一直拖到解放大军压境时再起义。
卢汉又派鲍祖刚送信给边纵副司令员朱家壁,通知他蒋军动态,要求他在云南起义时给以配合支援,从侧后牵制蒋军二十六军和第八军。
12月初,蒋介石派毛人凤亲往昆明,督促卢汉签字批准处决被捕人犯。卢汉不仅一再拒绝签字,而且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在李宗仁代总统来昆明期间,设法请李宗仁签字批准,释放了“九九整肃”的全部人犯。
张群一家人(1930年)
此时,蒋介石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一面以重庆、成都相继“沦陷”为由,要把“中央机关”迁往昆明,逼卢汉把云南省政府迁往滇西;一面积极准备,在卢汉完全拒绝西迁后,撤换卢汉,以李弥代之。但张群对蒋介石说:“我了解永衡(卢汉的字),他是不会投共的。他早把财产和家眷送到了国外。他最多是丢弃云南往国外跑。”同时,他还表示要亲自去趟昆明,劝说卢汉西迁。
可是,这个自以为是的张群却算错了一着。此时卢汉早已作好了起义的准备,随时都可能起义。只不过当时人民解放军距昆明还远,还不到起义的时机。蒋介石听了张群的话,仍在举棋不定。
1949年12月9日,张群颇有信心地飞往昆明,满以为自己能阻止卢汉起义,而且能说服卢汉西迁。与张群同机到达、欲从昆明转飞台湾的徐远举等保密局高级官员也认为,有张群在昆明,卢汉不会起义。没想到,张群一到昆明,就被卢汉软禁起来。并强行取了张群的私章,以张群的名义召集会议。卢汉料到所有接到通知的军政要员都会准时到达,他便来个“瓮中捉鳖”,强迫他们随自己一道起义。
此时,远在成都的蒋介石因接不到张群抵达昆明的消息,觉得卢汉已靠不住了,立即通过空军电台转发一份急电,令第八军和二十六军军长李弥、余程万速返部队率部向昆明进发。可是驻昆明的空军副司令沈世延接到电报后,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也曾打了几次电话找李弥等人,但都未找到。他觉得晚上十点钟自己和李弥等都会去卢公馆开会,那时再交给他们也不迟。
李根源巧改蒋介石密杀令
1949年9月,云南即将解放。蒋介石得到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的请示电报,回电时就8个字:“情有可原,罪无可逭。”蒋介石肯定了90名进步人士做出的事有点过分,但死罪难免。
逭是逃跑,回避之意,“无逭”即不能放,该杀。正好当时密电收发先送云南省主席卢汉手中,然后再转沈醉,不然到了沈醉手上,90名进步人士即将被杀害。卢汉这时已决心投靠共产党,想多做点好事,得到共产党的谅解。他得想个万全之策,保住这批革命志士的生命。
卢汉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曾同蔡锷将军一起举办云南讲武堂,还当过朱德的老师的李根源。他当时正和卢汉一块策划起义,任高级顾问。卢汉忙令人把李老先生请来,将电文交给他,看如何缓解矛盾,争取拖延时间,保住90余条性命。
李根源看了电文,仔细想了一会儿,接着拿笔将电文打了一个反勾,将蒋介石的电文顺序倒过来,改成了“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让译电员重新去译,译好后再送沈醉去看。顺序一改,意思完全变了,成了罪不能脱,但情有可原,不必去追究。这样一改,原先的密杀令,变成了不杀令,救了90人的生命。
改了电文顺序也不可能万事大吉,李根源知道暂时沈醉杀不了90名志士,可时间长了他们还有生命危险。再说,蒋介石可以再发催促令,斗争仍然十分严峻。
沈醉也加紧了要杀害90名革命志士的步伐。先让宪兵团长王栩拿着《大公报》、《西南快报》等十几家新闻媒体的社长、台长、编辑和记者的200人名单,逼昆明警察局长曾恕怀盖章,被曾恕怀以请示卢汉主席签字一事为由拒绝。
接着,毛人凤飞来昆明,亲自去见卢汉,毛人凤怕卢汉不同意,暗中将要杀的人减为120人,可卢汉仍不答应,毛人凤又讨价还价,把要杀的人数改为40人,卢汉仍说杀人过多,不肯同意。毛人凤甩手走了,坐飞机直飞南京,马上向蒋介石汇报:卢汉已不可靠,怎么办?
正在这节骨眼上,即1949年11月3日,秘书匆忙来给卢汉报告:李宗仁要来昆明视察。李根源听了为之一振:天赐良机,这批人有救了!云南有救了!
可是,卢汉心里有点犹豫。原来,1930年蒋桂交战时,他曾与李宗仁这桂系首领结了小仇,当然是受蒋介石暗中指使,李宗仁多次骂过他。李根源对卢汉说,用高格调的接待,保证万无一失,反而会使李宗仁支持卢汉。
于是,在李宗仁飞到昆明的那一天,动员几万群众载歌载舞欢迎,并腾出自己居住的光复楼四楼给李宗仁住,让李宗仁大喜过望。当晚,卢汉按李根源的授意,向李宗仁诉说云南的形势十分严峻,主要是大批军统特务无孔不入,无法无天,闹得地方群众天天上访。
李宗仁这时已接任代总统,蒋介石已宣布下野。李宗仁听了十分气愤。李宗仁说,我马上下令云南文山的鲁道源退兵,撤回广西去,守住自己的地盘。对于蒋介石,李说他已辞职,是一介平民,不必听他的。
接着,李根源又组织了40多人联名向李宗仁递交请愿书,要求从宽处理被捕人士。李宗仁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已有出走国外的准备,不如留下个好名声,乐意做个顺水人情,在请愿书上签字“交卢主席从轻处理”。卢汉有了这个上方宝剑,不由万分高兴,在李宗仁离开云南后,马上下令释放了所有被捕人员,并对军统人员限制了自由,若再四下横行,便要一个一个解决。。
(2007年10月20日《春城晚报》刊登了彭荆风的《文史不能戏说》一文,批评同年10月13日《春城晚报》刊登的沙平写的《李根源巧改蒋介石密杀令》一文有许多错误,认为“情有可原,罪无可逭”并不是蒋介石发来的密电,而是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来昆明时,国民党元老李根源出面为“九九整肃”被关押的400余人说情时,李宗仁说了这句话。
也没有“李根源向卢汉建议”抓捕国民党大员之说,因为卢汉策划在10月9日晚以开会名义把国民党嫡系主要军政人员一网打尽之事是很秘密的,并没有和他人商议,就连他的妻弟,时任九十三军军长的龙泽汇都是开会通知发出了才知道。
其实沙平的《李根源巧改蒋介石密杀令》一文与2005年2月18是《作家文摘》上发表的李毅的《李根源巧改蒋介石密杀令》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起义前的“鸿门宴”
为了确定云南这块最后的反攻基地是否安全,1949年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昆明。他在昆明只吃了一顿午饭,就在特务和宪兵的严密保护下匆匆飞走了。这是蒋介石对卢汉态度的一次试探。卢汉的沉着应付,使蒋介石相信了张群的话:“卢汉不会起义,可能出国。”
10月6日这天,杨副官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蒋介石召卢汉去重庆,卢汉知道这一去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他称病不去,由军长龙泽汇代他去。12月8日龙返昆时,张群也随同一起到来。借张群到昆的时机,卢汉决定次日起义。
抵昆的张群被卢汉安排住在青莲街(今翠湖南路)的卢公馆里。之后,卢汉决定摆下一桌“鸿门宴”,让这些军政要员就范。
12月9日下午,卢汉公馆内大摆宴席,卢公馆门前车水马龙,一派宾主尽欢的祥和气氛。张群也在公馆内,卢汉便借张群的名义发出通知21点开会。
21点整,第26军军长余程万、第8军军长兼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李弥、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处长沈醉和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5军区副司令沈延世、第193师师长石补天等,都如约来到卢公馆“开会”。可是主人卢汉却一直没有出现。众人等得有些不耐烦。
晚上9时,沈醉是从卢公馆后门进去的。当他开车进入后院时,发现暗处有哨兵的身影,便想马上退出。可此时,大门却迅速地关闭了。沈醉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公馆。他一进门便瞅见张群正沮丧地坐在小客厅的沙发上,便立即向他走去。沈醉刚到客厅门口,一位持枪的士兵就拦住了他的去路,客气地说:“请到前面会议厅等候。”
沈醉惊愕地望着张群,而张群只是无奈地冲他双手一摊,耸耸肩,伸了伸舌头。沈醉扑向走廊旁的电话,想通知自己的部属,却被士兵阻止。
杨治华副官一直陪在卢汉的身边,是时,卢汉正在部署和听取起义的情况。“可以行动了。”卢汉命令警卫长龙云青带着一群卫兵走了进来,李弥等人的副官、司机随身携带的武器被收缴了。几人醒悟过来已经来不及了,李弥等20来个驻昆明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全部被软禁起来,并被押往了五华山省政府大楼。第二天一早,就分别被带到大楼会议厅,让他们在事先拟好的起义通电上签名。
卢汉由杨副官陪同,从后门走上了五华山。
1949年12月9日22点,卢汉在五华山正式通电全国,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服从中央人民政府,起义获得成功。五华山瞭望台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沈醉经过一夜的辗转反侧,决定跟随卢汉起义。所以当卢汉的亲信杨文清要他在事先拟好的一份起义通电上签名时,他说:“签字可以。但这份通电不合乎我们惯用的行文方式,即使签了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不如让我亲自拟写一份。”杨文清即让人拿来纸、笔,沈醉书写了起义电文:
“现云南全省在卢主席领导下,于本日宣布解放。本区所有军统内外勤及各公秘单位工作人员,趁此时机听命转变,不特可免除无益牺牲,并可保全个人生命及今后生活。本人已绝对服从卢主席命令,各工作同志应即一致遵照。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所有武器立即缴出,所有通讯器材不得破坏,遵照呈缴并自动出面办理登记手续,听候另派工作,切勿藏匿逃逸,故违自误,而放弃此惟一自新良知。
沈醉 12月10日”
沈醉这短短200来字的起义通电,令云南省300多个军统公秘单位的特务及其特务部队放下了武器,交出了所有的电台、文件、枪弹及通讯器材,保全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卢汉任命沈醉等人为云南省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人民解放军进入昆明之前,共同主持云南事务。
12月11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致电卢汉欢迎卢汉起义,对卢汉起义的重大意义作了充分肯定,并明确提出各项具体要求。对此,卢汉备受鼓舞,并表示衷心拥护,通令所属一体遵行。
当时,最令卢汉头痛的是张群。张群说什么也不肯随卢汉起义。他要求卢汉把他放走,表示日后再不从政,而到香港当寓公。卢汉感恩于张群多年来对自己的庇护、保荐,便于12月11日派龙泽汇亲自把张群送上飞往香港的飞机,放走了张群。卢汉的这一举措,完全打乱了中共中央原定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