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村新司结婚了吗 谷村新司:“坐在邓小平身旁的日本音乐家”

谷村新司在第九届亚洲艺术节开幕式晚会上倾情演唱。

既能作词,又能作曲,还能演唱,而且保持长盛不衰,这在日本音乐界实不多见,谷村新司是其中的佼佼者。日前他在东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脸上洋溢着富有魅力的笑容,全身充满青春活力的音符,完全看不出59岁的痕迹,这是谷村新司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您将去中国,都有哪些演出活动?

谷村答(以下简称答):9月下旬前往北京,参加日中邦交正常化35周年纪念活动。29日在上海、30日在南京进行“中日携手·世纪同行”的系列演出。

问:您已经多次访问中国,还记得在中国演出过多少次吗?这次演出方式或表现手法有什么新变化?

答: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经在中国演出过20多次。迄今在中国的演出,都是卡拉OK伴奏。只有一次除外,那是2004年在上海,与韩国的赵荣弼、中国香港的谭咏麟等共同演出,那次演出是上海交响乐团现场伴奏。

问:您还记得第一次在中国演出的情景吗?

答:第一次去中国演出是参加日中青少年交流活动,我是三人演唱组合“Alice”的一员。那是1981年8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出,当时邓小平先生坐在主席台上。通常领导人看演出都提前退场,但邓小平先生观看了两个小时,直到演出结束。

在晚上的欢迎宴会上,我就坐在邓小平先生旁边。据说那次是外国歌手首次在中国用吉他表现通俗音乐(POPS),当时的中国观众还不懂现场互动,都是正襟危坐,邓小平先生却能顺应音乐节奏和现场气氛带头鼓掌。

问:您的音乐生涯好像没有离开过吉他?

答:最早弹吉他是在中学三年级时,动机是赢得女生好感。初学时每天练习六七个小时,名副其实的废寝忘食,还千方百计攒钱买新吉他。1971年,我们成立了演唱组合“Alice”,三个人都是边弹边唱。开始演出并不受欢迎,观众最少时只有3个人,但我们不气馁,照常演出。观众从十人、百人、千人,逐步超过万人。“Alice”组合最火的上世纪70年代,一年最多演出近300场。70年代也是吉他在日本最畅销的时期。

问:您成为上海音乐学院常任教授是怎样的机缘?

答: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经常在亚洲国家演出。2003年上海音乐学院杨立青院长聘请我担任教授。第一次见杨院长时,我问:“为什么聘请我?”院长问我:“您认为对音乐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回答:“音乐的技术和理论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心。”院长说:“我希望您给学生讲授音乐之心。”当时我感觉杨院长的话是天命。

问:您是怎样教授音乐之心的?

答:我给学生们讲授如何捕捉音乐之心。词曲作者,要善于捕捉自己心的灵感。作为伴奏者,是在捕捉歌手的心灵中进行演奏,作为演唱者,要善于捕捉听众的心情。音乐学院的学生最初对作词感到很难。我告诉学生们,要创造有个性有特色的音乐,必须善于用文字表达自己的心境。

最初,60名学生的一个班级,一个小时内完成命题作词的只有一人。现在,一个小时内所有学生都能完成。教师的作用,就是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帮助学生打开心灵的窗户。

问:近年您频繁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从事音乐交流,在“政冷”时期是否受到过影响?

答:近年的确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总是去中国?我认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矛盾和纠纷是难以避免的。人与人的交流可以超越政治障碍。和我一样,日本有很多人在中国工作和生活。音乐更是独具魅力,可以超越时代、超越国境,沟通人们的心灵。

越是在敏感时期,越需要超越和沟通的努力。2002年9月,我受委托策划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大型演唱会“中日携手·世纪同行”。2003年中国遭遇非典,我把7月在大阪举行的巡回演出改称为“支援中国抗击非典音乐会”,当天就募捐到1500万日元。同年8月在北京,参加了慰问医务人员的“人间有情”演唱会。

谷村曾把自己的三场演唱会取名为“心灵学校”,除了自己演唱,还请来嘉宾评说音乐,探讨人生,使个人演唱会成为自己与嘉宾和听众心灵沟通的“磁场”。翻看谷村新司的唱片,不乏含有“心灵”字样的曲目:《心灵的时间》、《传递心灵》等。唱片解说词告诉听众:“从物欲时代转向心灵时代。”

像一位喜获丰收的农民,谷村告诉记者,他在上海音乐学院教的学生,今年有了第一批毕业生。一名学生向他表示,要像谷村先生那样,用音乐在中日两国间铺路架桥。谷村说:“听到这话,我心头热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