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免费观看免费 《大明王朝1566》 一场利国利民的改革是怎样失败的?

《大明王朝1566》前半部其实就一直在围绕“改稻为桑”说事儿。我们看看这次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是怎么一步步从利国利民的状态,转变成参与者全输的结局。

“改稻为桑”的提议是在嘉靖四十年御前会议上,由张居正最先提出来的。那时候国库亏空,寅吃卯粮,有些地方的百姓赋税甚至已经征收到嘉靖四十五年。嘉靖本人则还惦记这万寿宫还没钱盖,裕王派系则担心国家财政已经到崩溃的边缘,所以不得已在朝堂会议上,发起绝地反击。就连严党,也深感裕王派系的不满,可能需要鱼死网破才能解决。

说白了一句话,都是钱闹的。无论是嘉靖、司礼监、严党、裕王派系都知道必须想办法开源节流。

但实际上“节流”是不可能的。“节流”本质上就让大家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嘉靖第一个就不同意,他心心念念的万寿宫还没找落呢。至于严党,更不可能节流。贪腐是不可能自我停止的,只会越来越膨胀。裕王派系倒是能做到,可朝政大权根本不在他们手里,想“节流”根本实施不了。

所以最后还是得回到“开源”。于是张居正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大意就是江浙等地的丝绸,卖到西洋各国能卖的更贵,简单说就是做外贸,挣外汇。这样朝廷就有钱了。为了实现做外贸的目的,他提出应该先肃清海上倭寇。

这时候立刻就被严嵩打断了。因为严嵩非常清楚,严党之所以屹立不倒,就靠两点:第一胡宗宪是严党,现在浙江剿倭少不了他。换句话说,如果哪天倭寇平息了,紧接着就是严党倒台的日子。第二,严党之所以能大肆贪婪,是因为嘉靖的庇护。其实整个国家最贪的是嘉靖,严党是替嘉靖敛财,嘉靖拿大头,他们分小头。

张居正的提议正好是针对这两点来的,首先清除了海面倭寇,那胡宗宪自然没什么大用了。其次张居正能想出更好的挣钱办法,一旦嘉靖同意,那就意味着严党连另一点作用也没了。所以让张居正说下去,万一嘉靖听完一高兴,说,责成裕王派系的人去干,那严党倒台指日可待。

严嵩当机立断接过话头,顺便就把张居正的政策给改了,决口不提剿倭的事情,只说江浙要想多产丝绸,就需要增加桑田。严嵩这样做,就能把事情的主动权挣过来。如果嘉靖点头一同意,那具体怎么办,其实就是严党说了算。所以无论张居正设想是什么样,从严嵩接过话头开始,虽然名字还是“改稻为桑”,但实际上的具体内容,可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有一点要说明,明朝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的户籍制度就是定死的,比如是麦农,田地就只能种麦,是桑农,田地就只能种桑,还是世袭的。也就是麦农的儿子只能继续当麦农。要想更改田地种植的农作物品种,需要皇帝,也就是嘉靖亲自下令才行。

嘉靖一听能多挣钱,自然愿意给顺水人情,立马同意。为了显示自己爱民如子,还特别提到了不能增加赋税。“改稻为桑”之所以可以实行,核心原因就是两点,第一,同样的田,种桑要比种麦收成高。其次,采桑养蚕,织成丝绸,卖到西洋诸国,能挣更多的钱。

但这多出来的钱到底怎么分,那可就是不同方案,不同分法了。最后到底谁获益,谁吃亏,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别老觉得多干活儿的人,最后肯定挣得多。现实中,谁干活,跟谁收益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按照张居正的设想,既然种桑比种稻收成高,那“改稻为桑”能执行,首先获益的就是农户。其次通过市舶司卖个国外,那钱自然应该入户部,朝廷也能受益。

但严嵩,其实应该说是严党,并不是这么想的。严党的想法是,种桑确实比种稻收成要高,所以应该趁机兼并土地,这样多出的收益就会地主所有,严党也就能趁机分一份。其次,丝绸通过织造局卖给外国,那钱就会流入宫中,也就是嘉靖的私人口袋。

从这就能看出,国家政策,从一个良好的设想开始,到最后实际落地的过程中,有太多太多可以影响最后结果的手段。同样是“改稻为桑”的国策,如果裕王派系来执行,可能做到利国利民。但如果由严党来负责执行,收益可就大部分流入严党和嘉靖的口袋。原来的麦农会失地,国库会继续亏空,变成损国损民。所以别一上来就批评什么政策,应该认真具体的分析政策细节,因为那些细节,才是真正决定到底谁受益的关键。

很明显,严党的方案才更符合嘉靖的利益,因此嘉靖当即表态,应该让严嵩去办。嘉靖的聪明之处在于,从不过问细节。因为这样可以保留最大解释权。虽然国策是他定的,但细节可不是。就算将来出了麻烦,他也可以一推六二五,说自己的本意是利国利民的,只不过底下人弄权,把好好地政策搞乱了,然后把具体执行的人处罚了事,自己的圣名依旧保得住。

裕王派系的人,尤其是张居正一听严嵩的说法,立刻明白了严党在打什么鬼主意。毕竟同样是“改稻为桑”这块蛋糕,张居正和严嵩只是分蛋糕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很容易就能想明白。由此,张居正第一次设想,应该借“改稻为桑”的机会,彻底把浙江搞乱,这样嘉靖追究下来,严党必定倒台。但此时此刻还只能是设想,因为严党具体怎么搞,还是个未知数。

与大家一般的经验并不相符,朝廷中枢的定下的国策,到了地方并不一定办得成。尤其是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毕竟,山高皇帝远,而且皇帝也差不动饿兵。朝廷虽然定下来国策,定下了基调,但具体到底怎么执行,执行时采用什么尺度,往往是操纵在具体执行人手中。

另外,在明朝那个年代。像“改稻为桑”这种国策,朝廷到底是怎么设想的,哪派分别打什么主意,老百姓都是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那时候又没政务公开,朝廷来往的公文,也不可能给老百姓看。所以在老百姓眼里,朝廷就是一体的,根本什么没有派别,政策都是皇上一人定的,具体执行人怎么解释国策,老百姓就得怎么听。

最后政策执行完,就算有什问题,也都是中间的执行人给皇帝汇报。这样看来,中间具体执行人才是整个政策的关键。虽然他们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利,但他们能充分利用自身手中的信息交流权,可以选择性的只向上回报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或者只向下传达对自己更有利的政策内容,从而做到欺上瞒下。所以很多好的国策最后往往也会被执行的乱七八糟,就因为中间的官僚系统,会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去扭曲的执行政策。

浙直总督胡宗宪看一眼“改稻为桑”的具体政策,和郑泌昌与何茂才的所作所为,立刻就明白了小阁老他们打什么主意。“改稻为桑”的国策只说把农田改为桑田,可到底怎么改,具体政策一字没说。胡宗宪一眼就看出来兼并土地其中的关键之处:稻农把田种成了桑树,但桑树当年是产不了多少丝的,也就是换不回足够的口粮,那农民到时候怎么过冬。

严世藩代表朝廷天天催促让把田改了。但是农民担心改了桑,过冬时候没饭吃,所以坚决不肯改。一边借着国策急着催,一边担心没饭吃,所以坚决不肯改。正好把胡宗宪夹在当中。

其实这事儿很好解决,即由朝廷出面,借粮给农民。农民有了过冬的粮食,心自然就安了,也就会自发的进行改稻为桑,毕竟种桑收益更大,等到第二年桑树就能产出足够蚕丝够生活了,“改稻为桑”也就成了、这样“改稻为桑”的收益,起码种桑这部分归了农民,也算是利民。

但郑泌昌何茂才,还有背后的严世藩,打的主意就在这。逼农民把夏天把田改了,等到秋冬时,无米过冬,那时候就只能贱卖田地。他们正好能借机兼并土地,大赚一把。所以他们一方面不断下廷寄,逼迫胡宗宪赶紧“改稻为桑”。

另一方面,联合各大粮行,坚决不肯借粮给农民,打的旗号就是没粮。目的就是等农民走途无路,贱卖土地。如果按照他们的计划执行,农民非但从“改稻为桑”当中,收获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将赖以为生的土地,也一起丢失。如此一来,严党可是赚大发了。至于将来农民失地之后会干什么,他们才不管呢。

郑泌昌何茂才可以不管,因为他俩一个是布政使,一个是按察使,到时候农民就算是造反,追究责任也追究不到他们头上。而且如果真能按照他们的计划执行,所有过程全部合理合法。农民夏天改桑田,是执行国家政策,冬天被迫卖给大户,是自愿买卖,横竖都挑不出毛病。

可身为浙直总督的胡宗宪就不能不管了。胡宗宪是两省一把手,又肩负剿灭倭寇的国家大任,浙江本来就地少人多,万一失地的农民走投无路,开始造反,跟倭寇里应外合,那他这个浙直总督必定难逃其咎。所以他坚决不同意这么干。

胡宗宪虽然不同意这么干,但他也没有什么化解的好办法。裕王派系的人不会帮忙,严世藩等人巴不得把他踢出局。更何况,他已经快撑了半年了,他原本指望把事情拖到6月多,这样农时一过,就算是想“改稻为桑”也完不成了。

但没想到就在这关口,织造局的杨金水居然谈成了50万匹丝绸的买卖。如果此刻他还继续拖,那内阁和司礼监就会联手对付他。这种政治压力已经不是他能承受得了。最后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上疏说明整个事情。

可他万万没想到是,嘉靖居然不看。更恶劣的是,还因为自己上奏疏的事情,直接惹恼了严世藩。然后严世藩竟然想出了“毁堤淹田”的办法,直接把事情变成了死局。如此一来,胡宗宪本想保住农民田地的策略,非但没实现,还提前就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灾难。

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方出招,对方必然就会反击。大家就在这种相互博弈中,不断将局面朝对自己更有利的方向拉扯。所以一个看似简单的政策背后,几乎每一步都包含各种复杂的利益斗争。但最后到底能把事情拉扯成什么样,就是身在局中的每一方,也都不清楚。因为参与博弈的每一方,都只知道自己会干什么,而不知道对方会怎么应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