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机场爆炸者冀中星 爆炸者冀中星的暗黑人生
安保重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监控,精准地将冀中星引爆土炸弹的时间,定格在2013年7月20日下午6时24分。这个34岁的山东农民,以惊世的一声巨响,将他8年来的悲惨遭遇强推到国人面前。案发后几天来,对他是非对错的评判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达成共识,他的生活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腰椎体骨折,用冀中星父亲通俗的话说,就是“脊梁骨断了”,这使得整个原本白净高挑的青年,自肚脐以下都毫无知觉。他的大小便都只能靠父亲用手帮助他解决,小便靠把尿,大便则只能费力地挤揉小腹,再用手指一点点抠出来。他能存活,只能庆幸人体的植物神经在瘫痪的躯体内还能发挥效用。
2005年6月28日,冀中星从人生的断崖上陨落。那天凌晨2时许,与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新塘村一群治安员遭遇后,冀中星丧失了他的四颗门牙,折断了腰椎体。当时,他有一个已经谈了半年的女友。在1700公里外的故乡山东鄄城县大冀庄,父兄正在传播他即将结婚的消息。为了赚点零花钱,他攒钱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趁晚上下班后跑黑摩的,没想到这把他带进无法回头的暗黑之中。
至今,东莞市官方尚未承认治安员曾殴打冀中星,按照之前警方的结论,冀中星受伤缘自交通事故。在他引爆土炸弹后,老家鄄城县官方一反“官官相护”的潜规则,在媒体上公开指责东莞方面对冀中星不管不问,致使其情绪日趋恶化,一步步走上绝望。东莞官方在发出一篇宣布将“重新全面核查”的通稿后,一直保持沉默。此事,又横生出鲁粤两地的维稳舆论战。
现在,在爆炸案后被截掉左手的冀中星,又被警方刑事拘留。四肢已去三肢,冀中星能做的,只能是等待法律和命运的裁决。
出走
7月20日是个晴天。早晨6时20分左右,已是天光大亮。62岁的冀太荣锁上大儿子家的院门,忙赶着回家,要帮二儿子冀中星把尿抠屎,擦干身体后穿衣,然后再给他做饭。
这父子俩的家,是一个由石棉瓦围起来的小院,主房是三小间瓦房,用的是最便宜的半熟砖,半红不青。偏房是两年前新建的简易房,用板材做成,30平方米左右,花了6000多元。这个小院里没有灶台,做饭完全靠电炉。一旦遇到停电,就只能用砖块支起一口大锅来凑合。
冀太荣很快发现不对劲儿,主房和偏房的门都被上了锁。尤其是主房,锁鼻还钉在门楣上,靠冀中星根本无法锁好。他连忙打开偏房,也没看到冀中星,在柜子上贴着一张纸条。据他说,冀中星在纸条上写道,“不要为我担心,我出去玩了”。
不过,冀太荣显然不相信这个说法。他慌忙给二儿子打电话,被告知在四五点的时候,他已经打的离开村子,现在正在县汽车站“上北京”的大客车上。“我心想,一眼没看住,这孩子算完了。”冀太荣说,儿子近两年一直叫骂着要上访,尤其是最近,一发脾气就指责父亲:“你为啥不带我去北京?”
“我带你去北京不难,可你去北京有用吗?”冀太荣一次次劝儿子息访罢讼,不要再无谓地折腾。62年困苦低微的生活,让冀太荣根本不相信儿子能维权成功。
他又赶快给大儿子冀中吉打电话,让他劝劝老二。冀中吉在内蒙古打零工,一二十天前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离开老家。他跟弟弟的通话被匆匆挂断,弟弟告诉他,“我马上上车了,等下回你。”
冀太荣一看大势不好,就赶忙骑上自行车,奔向14公里外的县城。在他到达汽车站时,已是8时左右。他冲进了一辆发往北京的大巴,东看西看却见不到儿子。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一个坐着轮椅的青年,坐了6点半那趟去北京的大巴走了。
在鄄城县,每天开往北京的大巴只有两班,一班是早上6点半,另一班则在两个小时之后。无数个日夜,冀中星都在渴望能爬上其中一班。在这天,他如愿了。
旅客
冀中星坐上的这辆大巴,是一辆车牌号为鲁RK9595的金旅牌客车。在乘务员郑阳看来,7月20日的生意还算不错,49个座位,卖出了47个。这班车的票价为140元,因为限速在90公里内,即使全程高速,赶到北京也需要8个多小时。
47个旅客中,郑阳最关注的,是那个坐着轮椅进站的年轻男子。询问得知其瘫痪后,郑阳和司机把他抬上客车,为了确保他的安全,这个残疾人被安排到驾驶座后一排靠窗的座位上。他拎着一个包,郑阳没细看。鄄城县汽车站设有安检仪,“逢包必过”,让郑阳不疑有他。
郑阳随口与他闲聊了一句,得知他要进京“找姐姐”。然后,他就眯上了眼,很快进入梦乡。这是一个安静的省事的乘客。
其实,冀中星并没有姐姐。他有无在上车时携带爆炸物,如携带又如何通过的安检,至今尚不得而知。鄄城县汽车站多名工作人员事后也接受了北京警方的询问,但对媒体,他们不发一语。
然而,可以确信的是,冀中星带有一大包上访材料,足有五六指厚。这些材料,包括他自2005年受伤后,所产生的诊断书、收费票据、病历、法医鉴定书,诉状、败诉的判决书,和一叠又一叠的上访信。
冀太荣说,这些材料大多都为复印件,尤其是票据、法医鉴定书和判决书,对冀家来说也是孤本。他曾多次叮嘱儿子要好好保存,尽管维权的希望微乎其微,但这些东西千万不能丢。
2005年6月28日凌晨2时多,26岁的黑摩的司机冀中星,在东莞市厚街镇一家酒店前,拉上了一名该酒店的厨师。在一段没有路灯的乡村路段时,后边有警车拉着警笛追来,“我想我没干什么违法事”,冀中星就继续直开,赶到厚街镇新塘村治安队门口时,他和乘客都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
按照冀中星的说法,他遇到七八名手持钢管和钢筋的治安队员,正想停车,被一人用钢管朝脸面横打过来,乘客也被打倒在地。接着,他遭到了七八人的乱棍群殴,很快昏迷。第二天中午在剧痛中醒来,看到了头缠绷带的那名乘客。他现在知道这名乘客叫龚涛,他发现自己失去了四颗门牙,下半身也没有了知觉。他被确诊为腰椎体骨折导致下体瘫痪。
在龚涛的帮助下,冀中星与哥哥冀中吉取得了联系。在老家求亲靠友借了几万元钱后,冀中吉赶到东莞。“我们那点钱很快花光。”冀中吉在电话中哭着告诉记者,“请不起好医生,也买不起好药,随便治治就放弃了,耽搁了他。”
东莞市官方通稿显示,冀中星致残后离开东莞,是在2005年7月14日。这意味着,重度伤残的冀中星,只在医院里治疗了16天。自此,他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他曾打拼6年的城市。在东莞,连初中毕业证都没有的他,能干过的都是些廉价的工种。案发时,他晚上是黑摩司机,白天是保安。
帅哥
冀中吉等了一上午,也没等到弟弟的电话。待到中午时,他给弟弟打过去,弟弟说他已经无法回头,因为已经快到石家庄地界。离石家庄不远的深州服务区,是鲁RK9595中途打尖的地方。冀中星无法下车,就托乘务员郑阳买了一份鸡块卤面和两根火腿肠。
对冀中星来说,这是一顿丰盛的午餐。在老家小院里,他只能吃到父亲凑合做的饭食,口感低劣,仅供充饥。营养和运动双重缺乏,他原本粗壮的双腿越来越细,成为两条毫无痛感的累赘物。现在,他只能像一具会呼吸的行李,挤放在座位上。一路上,乘务员郑阳没有发现谁跟冀中星搭过话。
冀中星也曾竭尽全力去挽救人生。哥哥赶到东莞后,在他的催促下去厚街公安分局上访,被告知没有证明显示治安员曾打过他。在离开东莞前,冀中星委托广东南天星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向厚街镇公安分局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要求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赔偿334782.49元,再次失败。
2007年1月31日,冀中星又向东莞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厚街镇新塘村委会赔偿其人身损害赔偿金人民币338266.99元。2007年7月26日,经东莞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冀中星的举证不足,判决驳回冀中星的诉讼请求。冀中星不服,提起上诉,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年1月31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跟新塘村委会打官司之时,冀中星正处在病痛和困苦交加之中。在东莞的医院里,女友照顾他一段时间后,确认其终生瘫痪后,含泪离开。他曾费尽周折想要脱离老家那块贫穷的土地,现在,他又被担架抬了回来,再也无法离开。
至今,冀家人仍然坚信,要是当年东莞市有关部门能及时救助,或者冀家能有足够的医药费,就能把他断掉的脊梁骨接上。“我再多钱都不想要,你只要现在能把我儿治好,他受这几年罪,我们一分钱都不追究了。”冀太荣说。
病体成为冀中星的累赘,冀中星又成为父亲的累赘。他吃喝拉撒全部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能自理,靠父亲用手来解决。他很难洗一个澡,体液、排泄物和褥疮的渗出液搅在一起,加速了他皮肤的溃烂,压坏折坏的地方用手一搓,便掉一块皮,成为一个新的疮口。整个房间里,气味比尸腐更令人窒息。尤其是夏天,村民们走到冀家小院,都会被这种味道拦下。
刚回来的几年,冀中星只能光着身子,连内裤都不穿,用被褥床单盖着,方便父亲清理照料。他成了一个活着的死人。几年后,他也认为自己已经死了。他多次告诉父亲,他不稀罕这条命,“我已经死了一次,还怕再死?”
他并非一开始就这么悲观。2006年5月28日,河南维权志愿者吴贤德接到朋友的辗转求助,赶到鄄城县找到了冀中星。这时的冀,既脆弱,又对未来不失期望。他止不住地哭,求吴贤德帮帮他,能为自己翻案,尽快拿到赔偿金去治病。
曾经,冀中星被村民称为“帅哥”。现在,这成为整个大冀庄一个苦涩的回忆。
索赔
7月20日,冀中星在出门时,拎走了所有上访材料。当年代理律师也自称手头没有当年卷宗。这使该案细节,只能援引他7年前的上访信,和东莞官方最新的通稿。上访信的内容,上文已经提及。而东莞市通稿,则坚持了之前说法,称没有证据显示治安员曾殴打冀中星。
但这段通稿也在无意中披露了此案的蛛丝马迹。当年刚案发时,警方认为属于交通事故,“冀中星及乘客龚涛均认为该案是受伤事故而不是交通事故,冀中星说其受伤是新塘村委会治安队员殴打所致”。
既然龚涛也认为该案是受伤事故,那么,他又认为自己是被治安员殴打的,还是治安员之外的人殴打的呢?这显然是通稿没有自圆其说的一个尾巴。又据冀中星当年的代理律师告诉媒体,龚涛在一审中出庭作证,明确表示他当时看到治安员持钢管殴打了冀中星。冀中星的就诊记录也显示其所受伤至少部分来自外力打击。
进京上访,对冀中星来说几乎成为梦想,被他看作从弥漫着酸臭味的小屋里救赎出去的唯一途径。冀太荣回忆说,在2007年和2008年,冀中星都硬撑着进京上访,一次被派出所接回来,另一次半路拦下后,乡政府找人看了他好几个月。除了在敏感时期稳控他,当地政府和警方并没有看过冀的上访材料和卷宗,也没有对其提供过司法援助。
终审败诉之后,冀中星开始通过网络信访。2009年9月,他写给中央政法委的信访件,被转至东莞警方要求解决。第二年,东莞警方派出工作组赶到鄄城,在当地乡政府的介入后,经艰难的协商后,付给冀家10万元“救助金”。
“他们本来只想给8万,我们求来求去,多给了2万。”冀中吉说,对方的条件是,要求冀家在一份保证不再上访的文书上签字。“我也不识字,就稀里糊涂签了。保证书一签,东莞警察就开始板着脸,教训我们,说再上访就后果自负,严重的就法办你们。”
另外,冀家父子每人每月110元低保,冀中星另有30元重残补助,算起来爷俩一个月可从当地领到共每月250元补贴,因此当地认为在此事维稳上自己并无任何责任。
这10万元“卖命钱”极大改善了冀中星的生活。他买了一台电动三轮车,又买了一台新电脑。每到天气好的时候,他骑上电三轮,问父亲要几块钱,到附近集市买他最爱吃的粉皮、豆干、鸡肉和肉包子。村民们说,骑着电三轮的冀中星一点也看不出残疾,“就像个正常人”。
但他毕竟不是正常人。在下了三轮车之后,他埋头在电脑前,他学会了聊天,也学会了玩网络游戏。在买来电脑几天后,他又花了一千多元,买了一台自动麻将机。“他不大会玩,就租给其他村民玩,一天下来收个几块钱的‘桌腿儿费’。”
他越来越沉溺于网络,经常看着电脑在躺椅上沉沉睡去。年岁渐长,同龄人都结婚生子,他的心态也越来越难以控制。在那间30平方米的简易房内,他夜以继日地在想如何讨回公道。
告别
7月20日一整天,没截下来儿子的冀太荣心里一直发慌。他想起前一天晚上,冀中星要求他尽快把粮食收到家里,又拒绝在床上睡觉,而是在躺椅上休息,语气颇不耐烦,心事看起来很重。
直到当晚10时左右,十几辆警车开进大冀庄。警察找到了大冀庄,告诉冀太荣,“你不用找你儿子了。”
从此以后,冀太荣就经常哭,哭孩子炸伤自己太可怜,“以前还能骑个电车,现在电车也骑不成了,可咋办?”又哭孩子被警察抓了,大小便谁帮他解决,谁给他夜里点蚊香?
冀太荣一直觉得,他对不起两个儿子。十几年前,冀中星母亲患肝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又欠下几万元外债,在剧痛中离世。当时,冀中星已经在打工了,他只上到初中二年级就辍了学。冀太荣记得,老二当时也仅可以温饱,为母亲治病,他一共凑了300元。
近两年来,冀中星的脾气越来越坏,在村里渐渐有“不孝”之名,不过人们也都理解,谁摊到这事儿心理能正常?
他经常为父亲做饭太晚,做饭不好吃,清洗身子不干净而跟他翻脸,父子俩吵得面红耳赤。冀太荣逼急了会骂儿子,“你再闹,我不管你了!”
“不管我算了,你现在就出去!”
不过,他毕竟是他父亲的儿子。每一次低头的,总是父亲。父亲现在生气他走的时候,没有一句道别。却不知,在那间简易房内,一个小小的电话本上,这个残疾儿子早就记下了一个制作黑火药的配方。
目前,对冀中星所持火药的来源,京鲁警方都没有公布调查结果。冀中星的电脑在案发后也被警方收走,网络是他触摸这个世界,并与大冀庄外的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他在网络上搜到了什么,又聊到了什么,甚至买到了什么,至今也不得而知。
北京丽泽桥汽车站的记录显示,7月20日下午3时20分,鲁RK9595到站。站方称,当天监控设备坏了,无法调阅冀中星的行踪。
乘务员郑阳记得,冀中星呆到了最后一个下车。郑阳把他放进了轮椅中,没有注意到是否有人接他。
据警方透露,冀中星乘坐出租车到达首都国际机场。在T3航站楼到达大厅B出口外,他试图向人群散发小传单,在被制止后大声喊叫,情绪激动。有旅客告诉媒体记者,冀中星曾制止别人靠近,称自己有炸弹。
机场工作人员迅速对人流进行疏散。人群开始在远处围观,一名穿制服的安保人员也从冀中星右侧试图接近。冀中星大声叫嚷着,直至最后,他把土炸弹置于身体左侧引爆。现场视频中的那一刹那,一团闪光包围了他。
他就这样失去了左手。
PS:这篇稿件发表于《新民周刊》,截稿至今,冀中星在东莞受伤那晚的乘客龚涛(化名)被找到,对媒体表示他目睹冀中星就是被治安队员群殴致伤。东莞官方在冀中星爆炸案当晚就表态要彻查此事,然而至今仍未公布调查报告,也拒不回应相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