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内容 李鸿章的心态与洋务运动的得失
李鸿章是早期中国近代企业的倡导者,他积极引进大机器生产,旨在“稍分洋商之利”;他醉心于“官督商办”,阻碍了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发展。他虽然大力呼吁“变成法”,但却反对动摇君主专制制度。剖析李鸿章的思想主张,颇有助于理解洋务运动的得与失。
引进大机器生产——稍分洋商之利
工业化是近代化的基本的必要的条件,传统社会的主基调是农业的,近代社会的主基调是工业的,传统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的动力是工业化。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实际主持者和推进者,是早期中国近代企业的倡导者。工业化的核心是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李鸿章抓住了这一关键,积极引进大机器生产。
李鸿章认为,军工企业需要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需要雄厚的资金。因此要推广机器生产,大力发展工商,“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万口等税。
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同时,李鸿章认为机器生产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洋机器于耕织、刷币、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
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1]。在当时,这种认识是难得的。顽固派还主张“不以耕织机器夺农工之业”[2]田,认为“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以仕官营商贾则废民之业”[3],对于这些陋见,李鸿章警告说:若不“因时为变通”,“后患将何所底止耶”[4]。
经过李鸿章等力争,中国才得以兴办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追求交通运输的近代化。1872年李鸿章就明白地表示支持商人兴办轮船运输业,“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人自购轮船”[5]。并很早就有“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的打算,认为铁路电线,“功用最大”,提出了建造南北四条铁路干线的计划,并成立天津铁路公司,着手建筑了唐山到天津的中国第一条铁路,积极倡导用西法开采煤铁。
开平矿务局就是在他的主持倡导下兴办的,他认为,“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局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
一旦有事,庶不致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失”[6];重视近代纺织业。“吾中华向来织布借人工,泰西竞尚机器,工半利倍”;洋布价廉物美,“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制”。
[7]为此,他积极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织布局毁于火灾后,又立即重建,“并厘定章程,号召华商多设分厂,以资推广”[8]。中国早期有经济效益的交通运输、采煤炼铁、轻纺织业等近代企业几乎都是在李鸿章主持或倡导下创办的。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若创办近代企业便不能不和外国侵略者“争利”。当时沿海航运几乎全被外轮霸占,以纱、布为大宗的洋货大量涌入内地,国权不保,利源外泄,中国日益贫困。李鸿章创办近代企业,同时也引进了竞争观念,具有“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的目的。
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原期“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9],该局的创办,打破了外商在中国水域的垄断局面。据李鸿章估计,“创办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10];开采漠河金矿,目的在于“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立百年富庶之基,其有益于国计民生,殊非浅鲜”[11]。
并强调“借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也不准洋商入股。并以“权利所在,军务、商务消息岂能使别国操之”[12]四为理由,抵制了德国在中国架设陆线的要求;对于纺织等轻工业,李鸿章指出只有引进外国机器,才能“分其利权”。
可见,李鸿章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引进了竞争机制,对于外国的经济侵略具有一定的抵制作用。1878年奕?等在评论轮船招商局的作用时说:“从前洋商专擅之利权,中国商人得以分取而尚未能收回也。”[13]这一评价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确实无法“收回”而只能“分取”被“洋商专擅之利权”。因为不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得政治经济的独立自主,就只能是“稍分洋商之利”。
工业化是近代化的基本的必要的条件,李鸿章倡导创办近代企业,不论主观动机是什么,客观上都为中国走出中世纪增添了物质力量。但洋务运动的成效又是有限的,到甲午战争,整个经济仍停留在封建落后状态,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大工业机器生产都没有确立,外国资本主义经济还占明显的优势,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实现工业化,充其量只是稍分洋商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