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内容 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是在明代中叶以来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实行的政治变革。在张居正秉政期间,对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整顿了吏治,巩固了边防,国家财政收入也有明显的好转。据记载,万历初年太仓的积粟可支用十年,国库的储蓄多达四百余万,国泰民安,国力臻于极盛。从这些方面来看,张居正改革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因此,他被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誉为“宰相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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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叶,贵族大地主兼併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7万顷。在朝廷,大学士徐阶一家就占田24万亩。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剧,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邓茂七、刘通、蓝廷瑞以及刘六、刘七等农民起义。明王朝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
要将封建统治维持下去,地主阶级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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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是徐阶的门生,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张居正得到大太监冯保的支持,取代了拱,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尤重于经济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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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神宗万历年间,张居正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他採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成绩最为突出。他曾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京。
“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
明朝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徵收。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一条鞭法”的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
”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併徵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徵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
同时,把徭役改为徵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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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述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在国防上增强了反侵略的能力。当然,张居正倡导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而是为了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
因而,他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能作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挽救不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儘管如此,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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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改革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改革注意循序渐进,有条不紊。明朝进入中期以后,由盛转衰,危机四伏,各种矛盾突出暴露出来。吏治腐败、豪强兼并、军官贪污,这是当时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积弊。张居正正是抓住这些进行改革以“救时”。但改革从何入手,是全面铺开,还是循序渐进,这是一个大问题。
尽管他看到财政危机十分严重,但“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只有整顿好吏治,才能有行法之人,所以张居正的改革从整顿吏治入手。而“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这“本源”在地方是督抚巡按,在全国则是中央政府。
整顿好这些领导机构是关键,于是他以此为改革的突破口。在具体做法上,先采用平稳易行的考成法,加强对官吏的督促与考核,然后下令裁减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部门的冗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质和行政效率;同时恢复久已不行的皇帝面奖廉能制度,使忠于职守的官员受到鼓舞,更要报殊恩,成为表率。
通过吏治改革,张居正获得了一个素质和效率较高的行政班子,为此后推行的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
在推行赋役制度改革方面,一条鞭法虽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的“因势而行”之举,但他仍然先在湖广地区试行,取得可行性的证明后,才在全国推广。
总之,张居正以超人的胆识,尽量利用了历史舞台所能给他提供的条件,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活动,并取得了比商鞅、王安石变法所取得的更大的成果,其中有若干历史经验,值得后人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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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麋集,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
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代表大地主、大贵族势力的封建顽固派又掌了权,劳动群众生活更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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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是明朝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以天下为己任,不畏讥弹,敢于担当,有传统政治家的优秀政治品格,“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既忘家狗国,遑恤其他!虽机奔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
”他深知“事长君易,事幼君难。”真是大吕黄钟般的铮铮之言。他教育、辅佐幼主十年,弼成万历初政,政绩显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一代良相。张居正利用专制权力,强化管理,振衰起敝,使明朝出现了暂短的中兴,是少有的治世能臣,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政治家。
张居正的专权违背了君主制的根本准则,专权超过了限度,犯了大忌。他成为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权臣,年幼的皇帝在一忍再忍下,终于发出猛烈的反弹。明人沈德符说:张居正“要挟圣主,如同婴孺,积忿许久而后发。其得后祸已晚矣”。
幼主强臣,这一看似偶然的,与个人性格、行为密切联系的现象,却对明朝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皇帝被压抑多年后的猛烈报复,以至于怠政,明朝从皇帝不控制到失去控制,加速了明朝的瓦解。但另一方面,专制统治的松懈乃至解体,却助长了新事物的发展和社会转型。
张居正没有提出足以挽救明朝统治衰败的根本办法,只是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使其得到加固。张居正执政使明朝出现了短暂中兴,不过是给垂死的旧制度服卜剂强心剂,延缓了它的寿命。因此,张居正一死,他通过加固旧制度而不是建立新制度得到的成果,也就无法延续了,人亡政息是必然的。
质言之,张居正通过加强专制——不论是皇权专制,还是相权专制,对社会对百姓都一样——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而强化专制是与当时迅猛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驰的。所以,张居正死后,社会变迁潮流如同洪水冲决堤岸,不可阻挡,明朝历史进入了转型期。张居正成了最后的卫道士,历史走向了他的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