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新春阅读 | 焦灼盛世 儒生张居正的法家悲凉
临近春节,第一财经《阅读周刊》推出了2018年度商业和人文图书十佳,共20本,并分别做了简介。
无论是以经济、社会或历史为观察对象,这些书都集合了当代的视野、严谨的研究和精彩的写作,我们希望也相信它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们约请书评作者,为其中部分重点图书撰写了篇幅较长的书评,以便读者能进一步了解这些"年度好书",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作品。
春节假期,我们将陆续刊发这一系列书评。
晚明,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最好,是说张居正以一己之力掀起变法,取得了不俗的功绩,而社会经济、文化思潮方面也生机勃发,不由得让人怀想致敬;最坏,是堂堂天子可以数十年沉迷于酒色,仅仅依靠文官系统的自我运转,庙堂之上的政治决策时不时被权臣操纵,激发了不少士大夫的反制与抗争,最终间接导致崇祯皇帝的悲戚结局。
大历史的追问
明史研究专家樊树志教授长期耕耘于晚明史领域,曾推出两卷本的《晚明史》,广受好评。《新政与盛世》是其重绘这一时代的五卷本《重写晚明史》的第二卷,作为一部向大历史的致敬之作,作者试图挣脱碎片化史学的弊端,着力解读晚明那段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
樊树志追问:晚明社会自海禁开放后,经济繁荣,思想活跃。造就这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的原因,除了社会自身的自改革,是否还有朝廷的政策因素?如果有,那么,从嘉靖到万历,朝堂之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时段,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所处理的内容相近,不过黄仁宇是以人物为中心,樊树志则以重大事件与历史人物交相为用,在互动与纠葛中呈现历史的复杂面貌,尤其重视细节的力量。
细节中有魔鬼
这一卷的五章,分别描述了嘉靖隆庆时代的政局与内阁,张居正与万历新政,皇帝朱翊钧与首辅张居正,张居正之死与朱翊钧亲政,以及有名的"万历三大征"。这无疑是政治史的思路,而且主要是高层政治的博弈,皇权与相权如何运作,万历皇帝如何由幼童到独立掌权,而张居正又如何由权倾一时到尸骨未寒即惨遭抄家之祸。点点滴滴,无疑都渗透着权力的黑光。
樊树志聚焦万历一朝的政治决策与军事方略,悉心解读晚明史料,对时人的奏疏、书信、文集,以及邸钞、实录及方志等文献进行深度发掘,重建了张居正新政改革与再造盛世的历史,这里既有张居正个人的升降沉浮,又有诸多臣子、僚属的喜怒哀乐,伴随着大政方针与进退出处,展现了丰富的历史细节。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皇帝与阁臣的问答对话,阁臣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底层民众的抗争与呼吁。
虽然提倡大历史的眼光,樊树志真正叙述的却是大量生动的历史细节,比如嘉靖朝重臣徐阶为了避免刺激皇帝,如何策动扳倒严嵩父子,以及与后者怎样斗智斗勇,勘破相关的历史迷局,进而将严嵩父子一击致命。这里面既有正史的叙述,又结合当时的笔记史料,细致地进行了梳理,将高层政治的沟沟壑壑和盘托出。
徐阶少年成名,才智过人,但又不恃才傲物,为了应付严嵩父子专权的危局,不惜与之周旋,甚至附籍严嵩祖籍,到严嵩故地卜居,一旦严嵩权势低落,立刻翻盘,将其推倒以便革新政治。嘉靖皇帝去世时,徐阶与张居正利用起草遗诏的机会,以皇帝的口吻反思嘉靖朝的政治问题与社会乱象,二人又代隆庆皇帝起草即位诏书,借此系统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为后来的政治变革争取合法性。看似仅仅是细节,却保留了不少政治变动的生机。
作为张居正的恩师,徐阶颇有宰相度量,一手提拔了这位目中无物的卓荦之士,并为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大好局面。
哪怕是处理万历朝援朝抗倭七年战争如此繁复的历史事件,樊树志也在对大经大脉较为细致的勾勒过程中,引入不少人物对话与交锋细节,让人较为真切地感受到这场震动东北亚各国的重大战争,是如何影响了三国精英与人民的生活,并带来了什么样的结局。
与此同时,樊树志将不少当时的决策及其后果,放在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之中进行追问,比如对于播州杨氏叛乱的评定,就将其与此后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联系起来,认为这一举措尽管耗费了大量人力与财力,但长痛不如短痛。
张居正的正面与侧面
作为这场改革的操盘手,张居正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身后亦遭遇了无尽的困厄。本书给予张居正很大的篇幅,既展示了他逐步攀升的过程,也交代了他怎样善于在各色人物之间穿针引线,以便为其改革铺路,同时在处事方面又如何随着地位的稳固而飞扬跋扈。
张居正经过多年苦心经营,渐渐赢得了皇帝与施礼监大太监冯保的信任,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厉行改革。
首先是整顿吏治、重振官场风气,为了给繁琐的公文政治瘦身,避免"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居正一方面推行了考成法,另一方面强调公铨选、专责成、行久任、严考察,加强对于官员的选任,一切以实绩为考核依据,并且强调为官年限要长久,方可以熟悉事理,便于行政。这一雷厉风行、不拘一格的改革,大大刷新了吏治,中外淬厉,勤于治道。
其次是推行清丈、一条鞭法等举措,解决财政困境。政治改革取得一定功效后,张居正接着尝试解决国贫民穷的老大难,当时财政花销极大,除了日常的开销,还有所谓的边饷,每年亏空近一百五十万两白银。不过,张氏想到的不是提升民间税率,而是主张"不加赋而上用足",从富家大族与豪吏身上做文章,既奖廉抑贪,又从清丈田粮入手,从福建试点,然后推及全国。
当时明朝立国两百余年,各项税收征收制度已经烂熟,弊端也层出不穷。张居正为了便于推行这一改革,以身作则,第一时间要求其子清理上报湖北江陵老家的田地税粮是否有猫腻,在发现存在问题后及时向地方官禀报。这一努力,清理出来不少隐匿田地及其所规避的税粮,使得国家所掌控的税粮田地有不少增加。
尽管有不少非议,张居正顶住压力,又推行了一条鞭法,把各种徭役折算成银两,与税粮所折算的银两合成一个总额,统一征收,使得服役更加简化,简言之,田多粮多者则多交,使得税负更加合理,也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商品化趋势。
与此同时,张居正在文化领域的措施争议极大,甚至钳制了思想活力。他虽然是儒生,可内心推崇的却是法家那一套。众所周知,王阳明及其后学在晚明影响极大,尤其是阳明学以讲学号召天下,张居正却批评讲学不利于世风,下令关闭了不少著名书院,不许读书人议论天下利弊,不许标门别类、创立书院。
万历七年正月,皇帝颁布诏书:毁天下书院,要求将各地书院改为公廨衙门,书院的田粮则归里甲所有。六十四家久负盛名的书院被取缔并捣毁,这种试图钳制舆论的举动受到读书人的极大反弹,何心隐甚至付出了生命,后来才逐渐恢复书院讲学之风。
《明实录》总结这次新政,认为"十年海宇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通过开源节流,财政赤字逐渐消失,甚至有所结余,万历一朝成为明代最为富裕的时期,为未来"万历三大征"奠定了经济基础。
这一切,张居正当然居功至伟。
然而,张居正自身居功自傲的地方也不少,他在老家营造豪华府邸,在京城也大肆修造,耗费了不少金银。几个儿子参加科举,不少官员为了逢迎大开绿灯。王世贞还通过自己的考证,揭示张居正长期热衷房中术,而亲信游七千方百计为其谋取房中药,供其纵欲;戚继光等人为迎合张居正,以重金买美女贡献,张氏甘之若饴,导致身体羸弱,加之身心劳累,心力交瘁。
张居正的恃才傲物、多杀而寡恩纵欲,无疑为其身后的惨祸埋下了伏笔。所谓人走茶凉,有治人而无治法,张居正肉体的消亡,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其事功的逐渐散去,其中的悲情,可能在鼓吹法家的张氏心中早有所知,更何况纵览国史,那些推崇法家的政治家的确鲜有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