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文和叶挺的后代 叶挺的后代都是做什么的 ?

叶挺一生坎坎坷坷,“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后部队南下,最后兵败广东;“广州起义”,因叶挺率部赴海陆丰的正确主张被否决,也失败了;在国民党掀动反共高潮的“皖南事变”中,一些以军党委名义开的军事会议,叶挺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更何言掌握军事行动决断权,结果皖南的部队除2000余人突围外,阵亡被俘近 7000 人…… 在叶挺将军生命最后阶段,作为生活在他身边时间最长、年纪最长的孩子,叶正明娓娓诉说他心目中的父亲。

毛泽东说叶挺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总司令 1937年10月,国共关于改编组成新四军的协议达成,共同认可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此时,蒋介石以为,我父亲在接受新四军军长任命后,会先去拜见他这个委员长,因为父亲当军长的任命是他先发布的,近十年来共产党对父亲也不怎么好,所以父亲应该对他表示忠心和感谢。

谁知道我父亲却在接受任命后,先于副军长项英而到了延安。蒋介石对此异常不满,大发脾气,认为他上当了。

”叶正明说。 由于在有些文章和书籍中,在写到叶挺到延安与毛泽东见面交谈到叶挺的党籍问题时,多数描述为是毛泽东首先提出要恢复叶挺的党籍。此处仅举一例:“谈起党的问题,毛泽东征求叶挺意...叶挺一生坎坎坷坷,“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后部队南下,最后兵败广东;“广州起义”,因叶挺率部赴海陆丰的正确主张被否决,也失败了;在国民党掀动反共高潮的“皖南事变”中,一些以军党委名义开的军事会议,叶挺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更何言掌握军事行动决断权,结果皖南的部队除2000余人突围外,阵亡被俘近 7000 人…… 在叶挺将军生命最后阶段,作为生活在他身边时间最长、年纪最长的孩子,叶正明娓娓诉说他心目中的父亲。

毛泽东说叶挺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总司令 1937年10月,国共关于改编组成新四军的协议达成,共同认可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此时,蒋介石以为,我父亲在接受新四军军长任命后,会先去拜见他这个委员长,因为父亲当军长的任命是他先发布的,近十年来共产党对父亲也不怎么好,所以父亲应该对他表示忠心和感谢。

谁知道我父亲却在接受任命后,先于副军长项英而到了延安。蒋介石对此异常不满,大发脾气,认为他上当了。”叶正明说。

由于在有些文章和书籍中,在写到叶挺到延安与毛泽东见面交谈到叶挺的党籍问题时,多数描述为是毛泽东首先提出要恢复叶挺的党籍。此处仅举一例:“谈起党的问题,毛泽东征求叶挺意见:‘你愿不愿意恢复党籍?’叶挺说:‘从心里讲,我离党十年,为离群孤雁,思想极度苦闷,思念党,做梦都想投入党的怀抱,但此时这种身份,我认为暂不宜恢复党籍。

我作为无党派人士,可自由地与国民党官员交往,调解国共两党矛盾,代表新四军向老蒋要枪要军费。

’他的这番表态,得到毛泽东的夸奖:‘说得好,考虑周全,完全同意。’” 但叶正明对我们说,此说不确。在恩施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他问过父亲,到延安时谈过党籍问题吗?叶挺对他说谈到过,但所说与当今有些文章和书上写的正相反,不是毛泽东向叶挺提出党籍问题,而是叶挺先向毛泽东提出来的。

叶正明说:“父亲到延安后和毛主席谈了整整一夜。父亲说:我已经当了军长,党籍的问题能不能恢复。当时我父亲的想法是即便不能公开地恢复党籍,哪怕秘密地恢复也行。

可是毛主席说:你不当共产党比当共产党起的作用更大。当了共产党你就不能当新四军的军长了,许多话和要求也不好说了,因为国民党不会让共产党员当新四军的军长,也不会采纳共产党的建议和要求。

但毛主席也向父亲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并不是你叶挺不能当共产党员,而是你不当共产党员对开展工作更有利。父亲听从了毛主席的这种安排。” 毛泽东与叶挺的谈话,还说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第一个总司令的问题。

毛泽东说叶挺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总司令。其实不论此话是不是毛泽东说的,事实确实如此。以中国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第一支部队,就是有“铁军”美誉的北伐军第四军第12师第34团,亦称“叶挺独立团”,以叶挺的名字命名。

在号称“向国民党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中,叶挺又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中,叶挺又被推选为“工农红军”总司令。而在此前的1927年9月,“秋收起义”虽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号,但只有第一军第一师的建制,没有设置总司令。

以往“十年消沉”说的一个论据,也出自叶挺的此次延安之行,即叶挺到延安后,在中共中央组织的欢迎会上,讲话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

我有一段时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这说明叶挺自己承认“脱党”和“消沉”。 但是叶正明认为,他父亲的那番话,既不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的郑重说法,也不是组织的正式结论,而是他在受欢迎的场合上的一种自谦的形象表示,并不能以此认定他父亲自己承认长时间“脱党”和“消沉”。

叶挺本已拟好了致妻子的绝命电报 在“皖南事变”中,副军长项英一度带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与部队脱离。

叶挺在得知此情后,商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署名致电中共中央:“项英、国平、子昆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待项英等再度和部队会合时,皖南新四军已陷入绝境,在整体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叶挺决定分散突围。

这时,饶漱石亲自找叶挺谈话,要他出面与堵在前面的国民党32集团军108师谈判,并说明他代表的是党组织的意向。 叶挺本不同意谈判,他已拟好了致妻子的绝命电报,准备战死,只是经饶漱石一再劝说,他才同意赴敌营谈判。

由于此前派敌工部长林植夫谈判,已遭敌扣押,故叶挺此去笼罩着浓郁的重蹈覆辙的阴霾。 叶正明告诉我们,他后来听当时随军部行动的画家邵宇、赖少其等回忆过当时的情景:军长一行几个人走后,天色即渐昏冥,其他几位领导人就换好了衣服,做好了分散突围的准备。

他们记得项英换了一身伙夫的衣服。但邵宇他们没能突出重围,被俘后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

“父亲与叶钦和、叶天流等人下山到了108师,果然遭到了扣押。不久,即被转押到安徽省宁国县的32集团军司令部。我们一家是在澳门听到皖南事变和父亲被扣押的消息的。当时我母亲正在听粤剧,她是广东人,喜欢听粤剧。

听说父亲遭扣押后再无声息生死未卜,她心急如焚,立即四处托人打探父亲的消息。后来通过廖承志,找到了原新四军的副官梅文鼎,请他帮忙进一步摸清情况并设法营救。得知梅文鼎将前往关押父亲的上饶时,母亲还把一些衣物交他带给父亲。

” 由于一连串的“劝降”对叶挺都没起作用,国民党方面便将叶挺相继送往上饶、重庆、桂林等数处秘密监禁。然而“皖南事变”毕竟是桩令举国震动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除了采取行动上的对应措施外,还通过社会舆论对国民党掀动的反共高潮予以有力的揭露和反击,民众的义愤被激起,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对“皖南事变”有个说法,并妥善处理该案。

蒋介石亲自诱降叶挺 面对社会的诘问,国民党当局处境狼狈,在一系列“劝降”无果后,“皖南事变”一案长时间不得了结。

为此,蒋介石不得不于1942年5月12日,亲自出马对叶挺“劝导”。因此事异常秘密,不为外界所知,但颇有心计的叶挺却凭借记忆,留下了一份简洁的文字记录。

在这段文字记录中,叶挺表示,对新四军的案子我已尽了自己的能力。第一次给我们移动的命令,是我到上饶商议决定的。大意是,因皖南敌情和地形关系无法渡江,必须走苏南渡江过苏北;在移动期间,苏南皖南各军部署不变动。

假如调几师逼迫在我们周围,则我是不能负责的,我预先已经说过了。又过江必须经过重重封锁线,必然会对敌作战,所以弹药须酌量发给。但到后来这个命令完全变更了,第二次命令要我们依期限由皖南渡江,又新调来三个师,连原有的共七个师,在我们一百里路以内的周围;弹药又不发给。

这个时候我打电报去辞职,又没有批准,我只好带着部下去逃命。《孝经》上这样说:“小杖则受大杖则逃。”我们不善逃命,而至遭受灭亡,则是我对部下不起。

现在上饶还监禁九百干部,我对他们应负责。我处置失当,我愿受军法裁判。 此外,叶正明还告诉我们说:“后来蒋介石又以请我父亲吃饭的名义要再次‘劝导’他。我父亲不去,说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

非要见他也可以,先把我的部下放了,即那些关在集中营里的新四军部下。蒋介石一定要让我父亲去,几个特务强行抬着他去了,等于是抓去的。见面以后,蒋介石说:‘共产党对你有什么好?你不是搞了广州暴动,可后来人家不要你了。

是我委任你当了军长。现在你只要说一句,皖南事变一切问题在共产党,我就放你出去。’后又以委任高官来引诱我父亲,我父亲要蒋介石先释放被监禁的部下,自己听任处置。蒋介石不同意。于是我父亲拍着桌子说:‘要是我不能对自己的部下负责任,我怎么还配去当委员长的高官?’这样一来,蒋介石也生气了,连说:‘不谈了,不谈了。’后来还听说蒋介石气得推翻了桌子。总之,这些事都能说明我父亲的气节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