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后代 白先勇说父亲白崇禧

2007年4月7日,蒋介石在台北的“草山行馆”被大火焚毁,同时,蒋介石在桃园大溪的行馆被恶意喷涂油漆。台湾执政当局推行的“去蒋化”运动在持续发酵。

作为国民党名将白崇禧的后人,白先勇幼年时在公开集会中看见过蒋介石光头冷面的总裁形象。白崇禧去世,蒋介石曾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但是(我)跟蒋介石并没有交往,宋美龄反倒跟我们很好。”白先勇说。

4月8日,身在北京的白先勇对台湾“去蒋化”风潮淡定疏离,谈起昆曲,白先勇话语收不住,身体也收不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我迷昆曲,父亲不迷,在桂林时他偶尔看看桂戏。在台湾,和我母亲一起去看看京戏。我父母关系很好,我父亲是个性强悍的人,但是他谦让我妈妈,吵架了,我妈妈撒点‘老娇’,他就让了。”白先勇安坐客房遥望往昔。

当年白家显赫辉煌。然而外人艳羡不已的贵族生活,在白先勇的记忆中,更多的是空袭时的惶恐、得病后被隔离的孤独、辗转各地的逃难以及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

白先勇对少年时代记忆最深的就是父亲的严格。父亲经常会从前线打电话给妈妈查询儿女们的成绩单,白家十个兄弟姐妹在家庭里的地位要按念书的成绩高低来定。

白先勇的成绩可以使他在家里处于有利地位。虽然父亲是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可是在家里母亲是主心骨。在北伐和抗战时期,几次逃难都是母亲带着全家,母亲带着大批人马——年龄最大的有九十多岁的奶奶,最小的未满月的弟弟,八十多个人由母亲带着逃到重庆。一度误传父亲跟孙传芳激战时阵亡,母亲不相信,独自在兵慌马乱中穿越枪林弹雨寻找父亲,从上海一直找到南京。

1946年白家移居上海,住在多伦路,白先勇因肺病与佣人移居虹桥路花园洋房疗养,病后回毕勋路居住,入南洋模范小学读书。在上海虹桥花园养病和念书期间,曾与家人到国际饭店、大世界、沙胜大厦、黄埔滩、先施公司等地游玩,到美琪、国泰、金城、大光明、南京、卡尔登等戏院观看梅兰芳、俞振飞等京剧大师的演出和西方电影。白先勇由此熟悉了京沪文化,也目睹了战后上海由繁荣走向衰落的景象。

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败退使白氏一家重过飘零生活,从南京、武汉、广州、香港等地,辗转来到台湾。在台湾,曾经风光无限的白崇禧被剥夺兵权。

在台湾,白先勇陪伴父亲11年。晚年的白崇禧心意寂寥,家国之忧和壮志未酬使他郁郁不得志。但是“父亲也能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境遇,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进退之间有所抉择”。白崇禧一向重视教育,喜欢培养人才,为了培养围棋人才,他想办法把林海峰——那个时候林海峰刚刚冒出来,只有十几岁——送到日本,让他跟吴清源大师学习,后来林海峰成了围棋大师;台湾大学的改制他也极力促成,他认为要扩大招生,他就去谏言。

原来台湾没有清真寺,他也去交涉,后来清真寺建起来了。

1960年,在白崇禧的提议下,台北清真大寺落成

“他觉得事情有益就做,有一种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白先勇说。

对文学的选择,对艺术的迷恋使出身军人世家的白先勇走上跟父亲迥异的道路。

成年以后,白先勇坦诚公开了自己的性倾向。白崇禧接受了儿子的想法。“我想父亲是个非常开明的人。其实他对儿女的前途、感情生活不会去干涉,他会谅解,会理解。”

1962年对于25岁的白先勇是刻骨铭心的一年:母亲去世了。

看着母亲的棺木埋到土中的时候,他“内心悲凉,觉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被埋葬了”。也就是在那年,白先勇独自一人飞往美国去求学。离开台湾的时候,父亲专门到机场去送行,而且破例一直送到飞机的舷梯下。

“父亲大概也很舍不得我走,他一直送到飞机下面。我看见他老泪纵横,我从没看到过父亲掉泪,那可以说是英雄泪吧。”白先勇说。

那是白先勇跟父亲的最后一面。1966年,白崇禧因心脏疾病辞世。 

《台北人》是白先勇完成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他以哀婉的笔触写尽了迁入台湾的大陆人的命运,书中那些被迫来到台湾的大陆人,不得不成为台北人,却又无台北人的心境,终日笼罩在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之中。

我的归属在哪呢?那些异乡的漂流者不断地问自己。很长时间,白先勇也这样问自己。归属感不是地域的问题,在哪儿居住不重要:“在美国住几十年,我也不觉得家在那里,虽然我居住的那个城市很漂亮,有天堂之称的圣巴巴拉,但我不觉得那个地方是我的家。”

“听着昆曲,我就觉得是在家里,听到昆曲我就像回到中国的家。”

然而,青春版《牡丹亭》100场纪念演出结束之后,白先勇会暂别他厮守多年的昆曲,重新开始自己的写作事业。

白先勇最想完成的是他的系列小说《纽约客》,那是他在海外多年的感觉和体验。

白崇禧与蒋介石

因为对昆曲的牵念,白先勇为父亲写了五六年的传记《仰不愧天》一直未能完成。计划写50万字左右,目前完成五分之三了。“我不是史学家,只能据自己对父亲的了解来写,从我父亲的角度,写他的观点,他认为的真相。书主要是分两个都分,一是他作为一个军事家,对北伐和抗日战争中一些事件的看法、观点和所做的事情,这个部分主要是一些历史资料的整理;另一个部分就是他在台湾的晚年生活,主要是通过我个人对他的观察来写。”

白崇禧四十多岁才有了白先勇,年龄差距大,代沟也是有的,但是父子的结合点在知性方面:“父亲是个儒将,他念了很多古书,特别喜欢《史记》、《汉书》。他记性非常好,整段整段都会背。兵书自然也喜欢,《孙子兵法》熟悉得不得了,还喜欢读世界战史,拿破仑侵俄史,俾斯麦的战争策略,他都研究。”

父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台湾,白先勇已经上大学了,父子谈论国家大事,谈古论今。那既是父子话题也是男人之间的话题。

“有一次父亲不知是打了哪一仗回来,去乡下看我的祖母。父亲很孝顺的,总是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去看祖母,在汽车上他就教我们唱歌。他就会唱一首歌,是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那时候小孩子不懂,我们一路大声歌唱,高兴得要命。但是当时那首歌是应着我父亲的心境,面对外族入侵,战火连天,抗日艰难。教自己的孩子唱《满江红》,那是怎样的悲壮啊。” 

李宗仁与白崇禧

“父亲其实很清楚自己去台湾的境遇不会很好,也有很多机会去香港,去海外生活,但是最后他的选择就是‘要向历史交代’。到了台湾,蒋介石对他不满,那是他们的事情,他只做了自己能决定的事情。体味他当时的心境,也是一种悲壮。对于自己在台湾的境遇,我想他心里是有抱怨的,但是他不讲。至少他保全了自己的尊严,不屑于流露抱怨的情绪。他自己心里有数,他觉得自己的功劳谁也拿不走。”

1938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制定抗日大战略。白崇禧提出“以小胜积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和日本人做长期战,把他们拖垮”的战略。因为日本人当时在装备上有压倒性的优势,如果正面大规模冲突,损失惨重。

“比如‘八·一三’(1937年淞沪会战),太惨烈了。但是我们有大量人口,有广阔空间,父亲研究拿破仑侵俄,研究得很透彻,他说要仿效拿破仑,俄国把拿破仑的战线拉得很长。后来我们把日本人的战线也拉到内地去,打消耗战,甚至把自己的铁路破坏,中断日本人的运输补给,中国的牺牲也是巨大的。日本人急了,急着去开辟第二战场打珍珠港,结果两面受夹击大败。”     

“父亲提出来的这个战略,被蒋介石采用,决定了最后抗战的胜利。这个在外国军事史中都有记载。这些事情,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很多历史学家也都知道,但是目前没有一本信史。我们的当务之急,中国全民抗战的历史要有一部信史,当时我们有多大的牺牲,多么英勇,当时很多国家投降了,我们没有。国民党那个时候打得很惨烈的:死伤无数,但是国民党没有大规模投降。”白先勇说。

当年蒋介石试图遮蔽白崇禧,而今蒋介石在台北的草山行馆也被烈焰焚毁。

“‘去蒋化’的目的就是‘去中国化’、搞‘台独’。‘去中’与‘去蒋’事实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白先勇把台湾岛内日炽的“去蒋化”看成是选举戏。他哂笑道: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它能演到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