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南京大学表态 专访南京大学前副校长董健:不能用派别之分来掩盖学风问题

时代周报:7月9日,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向凤凰网公开了由近百位国际学者联合署名致清华大学校长的一封信,信中声称支持汪晖。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董健:刘禾在前年也被批评汪晖的同一个人王彬彬批评过。王彬彬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刘禾学风不正。王彬彬的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扎实,对刘禾的批评下笔狠,说她的学问是“花拳绣腿”,举的例子也全是过硬的例子,刘禾完全没法反驳。比方说,刘禾误以为“科学”一词是中国古代就有的,而实际上是日本人翻译过来的。我们都知道,刘禾还有一个“新左派”的背景,加上她也被王彬彬批评过,所以她支持汪晖并不奇怪。

时代周报:“没有发现汪晖剽窃信”说“当媒体文化针对一个特定的学者发起无端的攻击时,大学作为机构就被削弱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就是对大学本身进行攻击”。你认为是这样的吗?

董健:这种说法毫无道理。批评汪晖的王彬彬也是大学里面的人,我们签名的致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公开信的63个人也大部分是大学的。当日要不是《中国青年报》提议收场,签名的人还会更多。

时代周报:你参与签名的致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的公开信是怎么发起的?

董健:“汪晖事件”发生已经几个月了。尤其是《南方都市报》发表了林毓生的谈话以后,我们就觉得应该重视这件事了。没想到清华大学的领导对这件事却一直不表态,汪晖本人也不回应。据我们分析,对汪晖学风的批评这件事的牵涉面比较大,所以某些人就不一定喜欢我们作这种批评。

目前,社会各界对大学学风腐败问题关注度很高,而学风腐败问题马上就会牵扯到中国教育体制问题。北大社会学系的郑也夫他们几个人觉得这样做太不像话了,这样对待学术也太不严肃了,于是决定致信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以此催促官方正视该事件,我们都知道中国社科院就是当初汪晖博士论文答辩的地方。他们联系到我,我表示绝对支持。

时代周报:刘禾发起的签名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美国学者?

董健:那是因为汪晖的“新左派”朋友中,很多都在美国。汪晖的学风问题自然牵涉到“新左派”问题。当然,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出现学风问题,我们都要严肃批评,不能用派别之分来掩盖学风问题。

现在我们先抛开“新左派”的问题,第一步先核实涉嫌抄袭的问题。看看接下来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有没有什么反应,如果没有反应,我们还要继续呼吁。

“知识分子中起码的公正还是有的”

时代周报:现在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社会各界支持王彬彬与支持汪晖的观点此起彼伏。本来事情可以很简单,为什么会变得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呢?

董健:是的,事情要解决本来是不困难的。之所以会复杂化,是因为其中牵涉到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学术界多年来不尊重知识分子的知识产权,抄袭就变成了变相合法的事情。“汪晖事件”实际上触动了很多方面的利益,所以他们不愿其被揭发出来。因为现在大学里面的教师尤其是研究生抄袭的现象非常普遍,他们觉得这件事一旦扩大,便会引到他们身上来。二是“新左派”的问题。中国的“新左派”是有一定势力的,他们认为:你搞汪晖,就是搞“新左派”。这两个问题共同作用,使问题复杂化了。

时代周报:你认为社会各界对“汪晖事件”的反应背后折射出当下中国学术界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董健:一、“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论争一直没有很好地进行过,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双方的对立持续存在。二、对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表示批评,表示反抗,而美国这些人对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是没有深刻体会的。

时代周报:针对此事件,林毓生先生提出要建立调查委员会,尚且如此多争议、如此多阻碍。你觉得要在中国学术界建立相关的学术规范,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好办法吗?

董健:办法还是有的。林毓生建议建立一个高度中立的调查委员会,还是行得通的,关键是清华大学要真正落实。

前年我们南京大学就发生过教授抄袭的事情,接到举报之后,我们立即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其所有成员与本人都是没有关系的,也是没有派别色彩的。调查委员会在十天之内就拿出结果,证实揭发属实,立即作出相应处理。事件公布之后,网络上都称赞南京大学处理得当。如果清华大学在这件事上也能立即作出回应、处理,也不会把事情搞得这样复杂了。其实处理类似事件是有很多先例的,还是能够调查清楚的。因为调查是否抄袭是讲求证据的,这个证据还是好找的。知识分子当中起码的公正还是有的,绝不能因为派别而捏造事实。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领导敢不敢碰这件事。其实要解决问题并不复杂。信件已经递出,媒体、网络也已登出,按常理来说,他们第二天就应该表态了,可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如果他们一直不表态的话,可能背后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