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俊老婆 科学大家|师与我:吴文俊与他的学生王东明
撰文
王东明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暑期回到巴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恩师吴文俊先生早年给我的信函。我搬出厚厚的文件夹,首先打开存有1988年至1993年数百封传真和信件的那几本。那段时间是我出国之初的五年,也是我人生最不平凡的五年。翻阅25年前的传真和信件,浏览着发黄的信纸上已开始褪色的笔迹,我存在记忆深处的各种往事一一浮现到眼前。我不得不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不让自己的思绪无序地扩散蔓延。
吴文俊先生在林茨
从1983年考入吴门到2017年先生离世,我曾有幸聆听先师的教诲和指导长达34年之久。先师的成就博学令人高山仰止、家国情怀令人敬佩咏叹。我热爱先师开创的数学机械化事业,并励志为其发展奋发图强、努力前行。
先师对我也一直器重抬举、褒奖提携。成为他的博士生之后,我更有机会帮先生打点前后,多得先生言传身教。与师弟一起,我们帮助先生编印数学机械化预印本,组织每周一次的讨论班,举办刘徽研讨班和暑期讲习班等学术活动。一时间,先生领导的科研小组气氛活跃、成果频出、声名远扬,为后来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与实验室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7年7月,我博士毕业。次年三月,我作为访问学者去奥地利林茨大学工作。1988年夏天,师弟高小山博士毕业,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做访问学者;刘卓军博士毕业,暂留系统所工作,后来去了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李子明硕士毕业,回清华大学工作。
这样,一度生机勃勃的科研小组一下子变得冷清了,先生开创的数学机械化领域在国内因缺少研究人员而发展受阻。先生无愧于科学大家,他虽然忧心忡忡但胸有成竹。他高瞻远瞩、洞悉未来,他坚信困难是暂时的、数学机械化是数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他以自己的睿智才学、开拓精神和崇高的威望与影响力,调兵遣将、筹资纳贤,成功地度过了难关。1990年,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我在奥地利,起初的状况也不算理想。虽然自己的研究工作很快取得了进展,但支持我从事访问研究的经费有限,我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何去何从。本想尽早回国,可又有些顾虑:其一是那里的科研条件非常好,我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如鱼得水。
要是回国,我突飞猛进的科研进程肯定会减速。其二,妻子费尽周折才办成出国护照,拿到了奥地利的访学签证。刚到林茨,她是如何也不会马上回国的。这让我在爱妻、爱国还是爱工作的问题上难以取舍。
权衡之后,我推迟了回国计划,并藉机访问了欧洲符号计算和自动推理领域的主要研究团队,长了不少见识。1988年11月,我到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在那里收到了我在奥地利的指导教授B.Buchberger的邀请函,请我回林茨大学工作。由于签证原因,我在伦敦滞留了五个月,后经荷兰、德国于1989年6月初回到了林茨。
Buchberger教授是著名代数几何学家W.Groebner的学生,他在其1965年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后来以他导师的姓命名的Groebner基方法。四十多岁的Buchberger教授那时已是符号计算领域最强干的领导者。
他于1985年创办了国际学术期刊《符号计算杂志》并出任主编,明确了符号计算的主要研究方向。1987年,他又在林茨大学创建了符号计算研究所,汇聚了一批国际著名学者和青年才俊,大力推进符号计算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工业应用。
Buchberger教授不仅在科研上成就杰出,而且对学术管理也特别在行,他有极高的威望和极大的亲和力。他非常平易近人而且乐于助人,对学生和青年学者都特别支持。Buchberger教授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能得到他的赏识和提携是我学术人生之大幸。
三十年来,他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了我太多的指点、支持和帮助,使我的职业生涯和私有生活都一帆风顺、十分精彩,是他的帮助成就了我的人生梦想。在林茨大学符号计算研究所,我结识了许多国际著名学者和后来引领学科发展的年轻同行,其中很多位都成了我学术生涯中的良师益友。
1989年春天,符号计算研究所从大学校园里迁到了一个中世纪的城堡,名叫哈根贝格(Hagenberg),坐落在林茨以北约25公里处的小山村。这年年底我也搬到了幽静的山村哈根贝格居住。修缮后的城堡里那时已有工作站集群、激光打印机等硬件设施,Macsyma、Scratchpad II、Maple等软件系统和传真机、电子邮件等现代通信手段,它们与山村的自然生态和历史人文环境和谐共处,为热衷于研读思考、探新求索的学者提供了优化的学术氛围。
在宜居宜学的山村研究所里,工作是一种莫大的享受,灵感似乎无处不在。我没有辜负Buchberger教授刻意营造的理想工作环境:身在其中,我每日潜心科研,乐此不倦、无忧无虑,在思考、编程、写作中自我陶醉。
那段时间我开展的研究工作涉及微分方程的定性分析,吴特征列方法的改进、实施与应用,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基于工作站网络的并行计算,神经网络的计算机辅助分析,多项式系统的消去法以及先生的名著《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基本原理》的英文翻译。
同时,我还与德国西门子公司、意大利罗马大学建立了合作项目,参与了欧共体的基础研究重大专项,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工作中。四年下来,我的科研产出颇为丰厚,它们为我之后在学术界立足铺垫了基石。
那几年,既要工作学习,又要关照一家三口的生活,我平时很忙,也很充实,与外界联系很少。当时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还不高,进出国门还有各种限制。我默默地忍受着在异国他乡对亲人和师友的无限思念,整整四年没有回国。
1992年初,我思乡若病、噩梦连连,再也无法继续忍受年积月累的思念之痛楚,毅然决定回国探亲访友。1992年元月底,我回到北京,拜访了恩师学长;之后又回到久别的故乡,看望了尚好的父母亲友,我的心境才趋向平和。
在北京,吴先生与我促膝长谈,总结了我们几年来的工作成效,谋划今后如何发展。我向先生转达了Buchberger教授的问候以及他对吴方法与后续工作的高度赞赏,并邀请先生暑期访问林茨大学符号计算研究所。
围绕去林茨访问和数学机械化的未来发展,先生与我在1992年和1993年间有过频繁的交流与沟通。我的文件档案里存有那两年他写给我的12封亲笔信,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科学事业鞠躬尽瘁的执着追求和他对学生后辈传承科学文化的殷切期望。
那段时间与先生的密切联系和交流加深了我对先生学术思想的理解,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1992年8月,先生如期访问林茨,出席几何推理的代数方法国际研讨会,并与C.
L.Bajaj,B.Buchberger, G.E.Collins, D.S.Scott等人在会上作特邀报告。这几位学界领袖早就对先生的工作倍加推崇,而那次他们不仅在哈根贝格会合,而且还在上奥州的另一酒庄城堡(Schloß Weinberg)里共同研讨几何学自动推理的未来发展。大家相遇,英雄所见略同;高峰会晤,宾主相谈甚欢。先生后来对我说,是在那个酒庄城堡里他喝到了最好喝的啤酒。
吴文俊先生书信手迹
先生到访林茨之前,我如约去维也纳机场接他。次日,先生和我坐在维也纳市中心斯蒂芬广场旁的一条长方石凳上,交谈了很久很久。他与我既谈及机器证明、符号计算等领域的学术问题,也说到奥匈帝国、二战历史和他留学法国的往事。
但说得最多的还是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的事,包括研究队伍、科研项目、学术活动、日常管理等,以及国内有关改革开放与科教兴国的发展形势和方针政策。他在说起办理护照签证遇到的周折时提到一件小事,但却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告诉我,科学院院部一位负责处理出国手续的办事员对他故意刁难,让他很是无奈,但他对那个人的行为却表示理解。那时出国就是淘金,回来可以买大件小件,那位办事员天天在为出国人员办事,看他们回国时带这买那,可她自己什么也没有,心里非常不平衡。这件小事我一直没有忘记,因为先生对那位办事员的态度让我领悟了他的和善和他对常人的理解与宽容,让我懂得了应该如何待人。
先生访问符号计算研究所两周,住在哈根贝格邻村(Pregarten)的一家小客栈里。先生爱吃奶酪和维也纳肉排,平时爱喝茶和啤酒,但客栈里没有开水供应。他用我从家里拿去的咖啡机煮很多开水,泡好茶,再将凉茶储存在空的可口可乐塑料瓶里。
有了茶,他很开心。先生在家的生活起居主要靠师母照应,而他访问林茨时已有73岁高龄,旅行在外的老师也不得不自己照顾好自己。看到他亲自煮水沏茶、亲手洗涤熨烫,我似乎感受到了先生千锤百炼、历经人生波澜之后的平和心境,我的心头对先生又多添了几分敬意。
工作之余,妻子和我,有时带上孩子,陪着先生参观访问了林茨附近的一些村镇湖泊。最让他开心的是,乘游船在多瑙河上随波逐流,凭栏远眺两岸的村镇古堡和绿树青山。
Buchberger教授与先生的联系早在1985年就开始了,他邀请先生担任《符号计算杂志》的创刊编委,并给先生寄去了有关Groebner基的早期论文。当时我就负责在讨论班上介绍Groebner基方法。Buchberger教授将几何学自动推理列为符号计算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提议举办几何推理的代数方法国际研讨会,并让我将先生的专著翻译成英文,由施普林格出版。
Buchberger教授先后将Collins和Scott请到符号计算研究所,之后又迎来另一位大家,他非常高兴。
君子之交淡如水,名师论道惠后生。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和符号计算研究所现在都已发展成为自动推理和符号计算领域的世界级研究中心,先生与Buchberger教授的城堡会晤为这两支特色鲜明、各具优势的科研队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架起了桥梁。
我在林茨的研究工作颇见成效,并且很快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1992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给我提供了永久职位。这个令我惊喜又有些出乎意料的聘用使我迈进了科学研究和探索的伊甸园,并从此乐在其中,不知疲倦。我感谢法国同仁对我的信任和厚爱,让我成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终身研究员。1992年11月,我离开林茨到法国格勒诺布尔任职,那时李子明已经在林茨大学,师从F.Winkler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虽然离开了林茨,我和符号计算研究所的良好关系一直保持至今。1993年到2000年的八年,我每年都回到那里上课。1994年,吴先生的专著由施普林格在维也纳出版,该书是他后来获得邵逸夫奖的引证著作。我与同事合编的有关自动推理的论文集和期刊专辑等也于次年出版。
到法国之后,我与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的联络更加频繁。1993年之后的25年,我近百次往返于巴黎和北京之间,亲历了吴先生领导的数学机械化事业的发展过程,见证了它的兴盛与辉煌。数学机械化的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学术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以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派已初步形成。
吴文俊先生在中关村家中与作者合照
曙光初露、任重道远,我等后生必须承前启后、奋力作为,方能不辱使命,告慰先师在天之英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