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力简书 自由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陈大力
编者按:什么是自由?迄今为止孟德斯鸠说的应该最简明:“自由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任意行事的权利”。对照这个一望可知的定义,反躬自问,为什么我们活在定义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我们身受更多的自由沐浴?也许杰弗逊所说的“自由的土地必须一寸寸夺取”才是真正的答案。
倚在椅子上,望着窗外被写字楼点缀着的阳光,忽然想起去年听过的一节儒家课:身穿改良版汉服的大陆新儒家学者说,随着特朗普当选,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另一位学者则说,革新了的儒家超越西方自由主义,我们要再度儒化中国,儒化亚洲、世界乃至宇宙。
主张“中道文化”的某私立学校校长也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西方有而我们没有的,我们不必羡慕;我们也可以骄傲地说,我们也有你们没有的!”
这近乎绕口令般的壮语,似也隐喻了我的思想。思辨,有时就是如此。然而在东风完全压倒西风的课堂里,我的叛逆性格又发作了。在崇尚西哲的环境,我总会下意识地考虑,东哲真有那么不堪吗?而在这崇尚东哲的语境,我又开始为西哲鸣不平了。
于是,随心而动,更应该说是“天赐良缘”,我来到了千字文华。
面试那天,我被公司充实而精致的书架吸引。如果书架也有平装、精装之分,公司的书架一定属于“精装本”。书的内容则更胜其表,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孟德斯鸠、刘军宁、贺卫方、卢梭、埃德蒙·柏克、茅于轼……这些名字,足以让书架格外厚重和深邃。
我没有读过这些书,这是我所欠缺的——我和两位编辑老师坦白道。而编辑老师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一边读书,一边负责文案工作。
最先读的是刘军宁老师的《保守主义》。由于孤陋寡闻,此前并不知其人其书,来公司后才有幸初闻,刘先生可是大家啊:《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中唯一入选的政治学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某教授说,“刘军宁是国内最清醒的自由主义者”。
保守主义,或许让人觉得是守旧、不开化,但实际上完全相反——她保守的是自由,而非不符合文明和人性的旧习。她主张有序、渐进的改革,而非大破大立的激进革命。幻想家头脑中构建出的乌托邦,如若试行,势必造成灾难。只有在传统的土壤里,保守曾有过的自由因子,日拱一卒,才能结出文明社会的善果。
保守主义反对包揽一切的政府,因为这会抑制民间的自由。没有自由则没有活力,也不会有什么幸福。这让我想到“家长式”这一概念。在家庭中,包办、专制的父母,一定培养不出独立、自治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大多依赖、无能、缺乏勇气与胆识。除非是特别清醒智慧的孩子,他们会合理反抗甚至“教化”父母,并因此成为极具勇气与胆识的下一代。
这样的子女,想必可以称作保守主义者——保守自己的自由。国家和民众的关系,大抵亦有相似之处吧!
上班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刘老师的《天堂茶话》写文案。此处有两点可说。一是创意。老子与孔子在天堂相遇,发生了一场对话,探讨治国之道,论及古今,贯通中外,重新精译了《道德经》八十一章的内容。诚然,虽然都是“老子说”“孔子说”,但实际上都是“军宁说”。
军宁先生借先秦二圣之口,阐明了后世新哲之道,讲清了国家应有的目的、政治应有的逻辑、社会应有的秩序、政府应有的责任、官员应有的品行、公民应有的权利,可以说,是文明社会应有的常识普及之作。
语言风格也体现了对人“自由”的“保守”——并非严肃地说理,而是不乏生活情趣,老、孔的口中竟还道出了英语,但并不让人觉得突兀,反而增加了全书的魅力,读之仿佛圣人就在眼前,智慧而生动。
我想说的另一点是,敲键盘的时候,内心一直有个声音:“精益求精啊,对客户负责”。两位编辑老师是这么教的,事实上,整个公司的氛围都是如此。仅从公司运营的几个公众号就可见一斑,比如“思想酷”“启与示”等,光名字就让我眼前一亮。
我自觉与这氛围并无违和。下班回家,想起工作有瑕疵之处,立刻用自己的电脑完善之。期间与编辑老师讨教,才知他们也一直在工作状态。准确来说,是工作与生活融为了一体。毕竟,我们是思想服务者,思想,无时不生,智慧,无时不发。思想与智慧,本身就是无所不包的,思想者,又何必执着于工作和生活的分别?
除了刘军宁先生,迄今印象较深的还有钱满素先生、刘轩华先生、王建勋先生、林达夫妇、张鸣先生、茅于轼先生等等。在公司随手就能找到他们的亲笔签名著作。林达、张鸣、茅于轼不用说了,我跟旧友说起,他们也是如数家珍,是大开风气的先行者。开篇提到的那位认为新儒家高于自由主义的儒家学者也说,“茅于轼老先生是经济学家中的好人,民主派中的正派人。
钱满素先生是1949年后首批赴美留学者之一,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其所著《美国文明三部曲》,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度,是国人深度了解美国不可多得的好书。著名历史学家雷颐曾说:“钱满素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位学者。”是的,钱先生知名度似乎没有周杰伦那么高,但如果你读了她的书,就会有对雷颐先生连连点头的冲动了。
刘轩华先生是资深企业家,从商二十多载,始终勤于读书与思想,“以诚信为圆心,以智慧为半径,以勇敢为半径外延的速度,以主动为半径外延的加速度,以圆为事业大小,是为圆道”,这是刘轩华先生在其著作《圆富》中提出的“圆道”理论,您觉得怎么样?让我大开脑洞的是,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乃至人类,都在圆道理论的覆盖范围内!
王建勋先生有著作《驯化利维坦》。利维坦,何许“人”也?原来,它是《圣经》记载的一种怪兽,在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的《利维坦》一书中用来比喻强势的国家。“驯化利维坦”的含义,也就不言自明了。本书是写给热爱自由者的书,旨在阐述有限政府要义,如果你想清晰了解民主、限政、自由、三权分立、联邦主义、有限政府等概念,语言通俗又不失专业严谨的《驯化利维坦》是极佳的入门书。
特别喜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系列的书籍。您知道为什么吗?您一定猜不到---是因为我的鼻子。我的嗅觉范围内,一旦存在着理想国系列的书,就深深陶醉,欲罢不能。这个系列的书真是太醉人了。当年读的第一本此系列的书是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古今中外的文史哲大家集体登场之余,那独特的纸香让我印象深刻。如今,我又沉浸在这书香中,却已不再单纯是一个读者——想想真是开心!
这一套“理想国”是广西师大引进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韦伯作品集”。马克斯·韦伯是德国社会学大师,在那个群星璀璨的国度,是世界公认的文化巨擘。只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我国,其知名度尚不及卡尔·马克思。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在西方,新教伦理为现代事功(即资本主义)提供了精神动力;而在中国,尽管传统中国有诸多成就现代事功的条件,如人口流动、城市经济、土地私有、货币流通等,但儒释道文化不能提供基于法治、诚信、理性上的现代化精神动力。滕祥志先生在《中华文明面临的韦伯命题》中说,“韦伯命题,对中国学界乃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巨大的知识挑战”。
对于此等高深问题,我不敢有确凿的评论。有趣的是,在初识韦伯的当天晚上,便看到新儒家学者发表观点:韦伯命题是个伪命题。此人说:“比起新教伦理,以儒学为主统的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法治、诚信、理性精神,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能提供的现代化精神动力只有更加丰富。
韦伯说‘不能’,是因为昧于儒学,昧于仁义礼智信五常道至高无上的普适性。中国之所以匮乏法治、诚信、理性等精神,背现代化的道路而驰,是因为反掉了传统,反掉了儒家。”并且认为,中国历代每当衰落之时,多是因为违背了儒家精神。
到底谁说的对?对目前的我来说,恐怕只有细细研究、认真思考,才能大概有个判断。
如今的中国人,比历史上的一些时期,可以说自由多了,各种思潮的涌现也证明了这一点。从这种自由中,我们得以兼听百家,独立思考,寻找自己人生的价值。可见,自由是多么重要,在自由难以得到完全保障的时候,保守自由,又显得多么珍贵!
拿我本人来说,感恩我所遇到的人,尤其是家人。当年,我忍受不了教育体制,从大学退学;后来因为体质原因,选择素食,再后来又只以水果和坚果为主。他们在听了我的解释后,都予以了理解和支持。我也感恩,那些曾经好意劝说我的人,建议我留校,建议我吃肉,甚至组团来劝说我。我感谢他们,但我无法认同。有时,我甚至联想到宗教法庭。
世界上有不少人的饮食与我类似。我得以了解,全拜读书所赐,而能够读到这些书,则全拜自由所赐。如果没有改变饮食,想必我不会来到现在的公司,因为身体也许会支撑不了,因此,可以说,自由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自由是多么珍贵!所幸,我现在拥有一定的自由,而放眼世界,热爱自由、保守自由者也越来越多。
如何才能获得自由呢?只有当你愿为自由而行动的时候,你才可能获得自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那么对于别人来说,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不愿为自由而行动,他们根本不会启程;如果美洲殖民地的人们不愿为自由而行动,他们怎么会团结一致,打一场旷日持久的独立战争?如果中国人民不愿为自由而行动,怎么会有辛亥革命的爆发?如果中国台湾、韩国人民不愿为自由而行动,怎么会促成专制政府的开禁放权?
当然,自由并不是放纵。保守主义主张“有序的自由”。民主和平等也并不等于极端的“平均主义”,后者恰恰是违反自由、民主与平等的。如果错解了这些概念,其所指导下的行为,也不会得到预想的结果。正如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所说:“如果自由流于放纵,专制的魔鬼就会乘机侵入。”所以,如果说自由的前提是愿为自由而行动,那么行动的前提就是首先要对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等概念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而不仅仅是空喊口号。
换言之,就是要传播思想、普及常识。而这,正是我所在的千字文华(先知书店)一直在努力耕耘的事情!
中午时分,我又倚在办公椅上,同事们大多订了外卖,而我也拿出了我的午饭——两根香蕉。我们不时闲聊,谈笑风生。窗外的阳光照进屋内,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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