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歌辛作品特点 "歌仙"陈歌辛的一生 "玫瑰玫瑰我爱你"出自于他

“玫瑰玫瑰最娇美,玫瑰玫瑰最艳丽。春天开在枝头上,玫瑰玫瑰我爱你……”当这首歌词委婉动听、诗意盎然,旋律轻松明快的歌曲飘过我们的耳际,很容易让人产生如同置身于旧上海万千风情中的感受。

《玫瑰玫瑰我爱你》于上世纪40年代走红上海滩以及全国,后来飘出国门流行到海外,它和歌曲《夜上海》如今已成为旧上海的一个标志,堪称中国流行音乐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特别是1951年4月6日,美国著名歌星弗兰基·莱恩(FrankieLaine)将其改编成爵士乐,翻唱成《Rose Rose I LoveYou》之后,迅速走红美国,一度高居全美音乐流行排行榜的前三甲,成为第一首被翻译成英文而在世界各地广泛流行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歌曲,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后仍广为流传。

《玫瑰玫瑰我爱你》原名“玫瑰啊玫瑰”,作于1940年,是电影《天涯歌女》插曲,由编导吴村作词,陈歌辛作曲,上海滩著名歌星姚莉原唱。歌曲采用三段体曲式,通过富有民族风格的五声性旋律,贯穿着西方流行舞曲的节奏律动,将城市风情和民族音调巧妙地汇成一体,形成了“中西交融”的音乐特点,因而一经演唱就风靡中外。作曲者陈歌辛和原唱者姚莉,也因此成为中国流行歌曲史上令人瞩目的明星。

陈歌辛出身于印度贵族后裔,1914年生于上海。少年时代,陈歌辛曾师从德籍犹太音乐家弗兰克尔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及声乐、钢琴、作曲、指挥。他聪明好学,博览群书,从上海的格致中学毕业后,他潜心研究音乐和诗歌,自学成才。

陈歌辛中等偏高的身材,配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秀目,讲话时面带笑容,富有共鸣的男高音,操着流畅地道的上海话,声音抑扬顿挫,谈吐风雅,十分迷人。在女中教音乐时,一件洗得发白的淡蓝竹布长衫掩不住他的风流倜傥,这身装扮尽管简朴,却深深地打动了一个情窦初开、美丽姣好的女学生——上海吴宫饭店经理女儿金姣丽。

当时,16岁的金姣丽已是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楼上琉璃电台的播音员,还频频在话剧舞台演出。陈歌辛的英俊和才干,与金姣丽的妩媚、姣好,碰撞出了爱的火花。一年后,金姣丽倔犟地冲破了门第相当的家训和重重阻挠,勇敢地追求爱情,追求她心中的玫瑰,与心爱的人儿走到了一起。

陈歌辛是个音乐天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7岁的陈歌辛就为“艺华影片公司”写了第一部电影音乐《自由魂》。陈歌辛曾自学英文、俄文、日文,造诣颇深,他还常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并且对客挥毫,即兴谱曲,令许多青年为之倾倒,誉之为“音乐才子”。

他喜爱民歌,几乎所有浦东的田歌、车水号子、打谷号子、打夯号子……他都能高声唱出来,他后来为学生讲课时,往往开宗明义第一课便说:“……音乐发源于劳动,田歌、山歌、劳动号子等,便是最朴实真诚的音乐。

我的作曲便是师法劳动号子与民歌,因此不能‘数典忘祖’,我们必须为辛苦的大众而歌……”20岁左右,他已创作了大量的流行音乐和电影插曲,闻名上海滩。1938年,陈歌辛在上海任“中法剧专”音乐教授,与张昊、铁铮、郑守燕等人组办“歌咏指挥训练班”,谱写抗战歌曲,并为上海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培训了第一批骨干力量。

这一年,陈歌辛与杨帆合作,为新华影业公司的电影《儿女英雄传》作曲,并译配了《伏尔加船夫曲》、《快乐的风》等,还与姜椿芳合作译配了《三个坦克车手》、《快乐的人们》、《夜莺曲》、《快跑,我的小黑马》、《假如明天战争》等苏联歌曲,将春之消息的苗子播种到每个角落,鼓舞人们的抗日斗志,不少热血青年在他的歌声激励下,走上了革命征途。

陈歌辛是一个热血青年。1939年,上海处于孤岛时期,面对日寇的侵略,目睹破碎的山河,他义无返顾地加入反帝队伍,谱写、传播、教唱抗日歌曲,以他独特的通俗歌曲唤起民众投入抗战的洪流。他与中国现代舞的开山鼻祖吴晓邦合作,创作的四部抗日题材的歌舞剧曾多处演出,轰动一时。

《罂粟花》中,陈歌辛以尖锐而又微妙的手法,表现了“孤岛”上海的对敌斗争;《丑表功》则以不谐和音与“跳加官”的舞台形象来刻画丑类,隐喻汪精卫之流的丑态百出;《传递情报者》赞颂出生入死的抗日游击队员;《春之消息》由《冬风雨合唱》、《风雨中的摇篮》、《布谷》、《冬之葬曲》四部大合唱组歌,隐喻抗日胜利的春天必到,侵略者心如寒冬必被埋葬。

这部作品深受群众欢迎,它在“孤岛”时期的上海起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积极作用。

一次,陈歌辛组办的“实验音乐社”在某大剧场演出,幕将启,陈歌辛冷不丁地跳到大幕前,高唱一曲《渡过这冷的冬天》,全场顿时群情激涌。正当汪伪特务要上台找他麻烦时,他却曲终人不见了。这种来去飘然若仙而又激奋人心的壮举,使他在观众中赢得了“歌仙”的赞誉。

陈歌辛创作的抗日歌曲振聋发聩,风行一时,唱遍了上海各处,引起了敌人的恐惧与仇恨。1941年12月16日,日本宪兵冲进陈歌辛的寓所,将他逮捕。在囚车中,陈歌辛与鲁迅夫人许广平被铐在一起。在被关押在日本宪兵队和极斯菲尔路76号特务机关的70余天中,他受到坐电椅、灌辣椒水、老虎凳、狗咬等严刑逼供,但陈歌辛只有一句话:“我是一个中国人!

”始终没有牵连任何人。抗战胜利后,陈歌辛积极投身于进步文化运动,又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关了7天后才被保释出来。

1946年,陈歌辛、金娇丽夫妇一起前往香港投奔夏衍,与进步文化人汇集,还常与夏衍、丁聪和吴祖光畅谈文艺。这期间,他创作了《夜上海》、《大拜年》、《北京城》等歌曲,艺术才华在香港浅水湾畔流光溢彩。1949年上海刚解放,他托人将年仅14岁的儿子陈钢送去参军。

第二年,陈歌辛和金娇丽放弃香港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上海,任昆仑电影制片厂作曲。他虽不是共产党员,却从心底热爱祖国。抗美援朝时,他几乎把全部家财捐出来买战斗机支援志愿军。

1951年,陈歌辛得知《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唱红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名曲可以得到16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4000万美元)的版税后,当即向人民政府表示,将用这笔钱全部捐献给人民空军购买米格战斗机。但是陈歌辛一生未领到什么版税,他一生清贫。

上世纪50年代,陈歌辛培养音乐人才,辅导工人作曲,把自己当作歌中的蔷薇,全心开放,沐浴在春天里,也为春天添彩……那时,苏联杜那耶夫斯基的《红莓花儿开》风靡上海。一次音乐爱好者集会上,造诣颇深的俄国音乐家盖德洛夫大声地说:“你们那么崇拜杜那耶夫斯基?你们可知道在你们中国有位音乐家,他创作的抒情歌曲,十倍于杜那耶夫斯基呢?!

”大家惊问:“是谁?”盖氏加重语气一字一顿地说:“塔伐力许(俄语同志)陈歌辛。”从此,陈歌辛又多了一个雅称:“中国的杜那耶夫斯基”。

然而,1957年,陈歌辛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定为“右派”而投入监狱。1961年,这位正当盛年的天才作曲家,在安徽白茅岭农场孤独、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陈歌辛留世作品有200多首,洋溢着江南水乡的浓厚风情。其中,有许多内容歌唱爱情与春天,是那个岁月向往春天的情怀一种自然抒发,有些歌曲表面上是咏唱风花雪月,实质上歌词内有隐喻,不失其向往春天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