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家族 孙中山与李鸿章交涉真相:两人曾在上海密谈?

孙中山和李鸿章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孙为革命先行者,李为晚清元辅重臣。据一些孙、李传记和有关论著,庚子年孙、李之间就“两广独立”有过秘密交涉,联手密谋“两广独立”,然关于此事之相关记述都有可商榷之处。

冯自由的记述及漏洞

被称为国民党党史“革命通”的冯自由,14岁即参加兴中会,其《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都是研究孙中山(尤其是早期的孙中山)的必读的文献。《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对1900年孙中山策动李鸿章实行“广东独立”一事的记载大略如下:

庚子某月,在日本的孙中山得到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函,来信称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想与孙中山合作谋广东独立。孙中山本不相信李鸿章有如此魄力,但其时正准备惠州起义,认为不妨一试,就偕同杨衢云、宫崎寅藏等人从日赴港。

抵港后,广东已派兵轮来接,香港的兴中会员提醒孙中山防止诱捕,孙本人就没有上岸,仅派宫崎等人赴广州。刘学询对宫崎说,要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才能明确表示,双方密议后回港,孙中山乃赴南洋。此前,香港议政员何启向兴中会员陈少白建议革命党与李鸿章联合救国,方法是先由革命党致函港督卜力,请其劝李独立,李同意后就电邀孙中山回国组织新政府。

孙中山等联名上书卜力,卜力也再三同李接洽,李曾有考虑的表示。但孙中山从南洋抵港后,知道李鸿章因北京陷落,清帝母子无恙,决意北上。

港督一度想强力阻止李鸿章北上,迫他同兴中会合作。但孙中山认为,李鸿章年近八十,如果他决意北上,逼他也没有用。至此,合作计划无从实施,孙中山就全力以赴准备惠州起义。

按照冯自由的说法,在策动“广东独立”的事件中,李鸿章通过刘学询主动向孙中山谋求“合作”,在孙中山未离开日本时,香港的兴中会员已经通过何启取得港督卜力对“孙李合作”的支持,而孙中山尽管对李信任不足,但仍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与李鸿章秘密洽商。“四大寇”之一、孙中山兴中会时期的主要助手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对此事的记载大体相近,只是较为简略,并且没有正面提及李鸿章的主动态度。

此后很长时间,孙中山、李鸿章的传记,写到这一段历史时基本采纳冯自由的说法。

然而,随着有关李鸿章、孙中山新资料的披露、出版,一些学者指出,冯自由的记述可说是漏洞百出。例如,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当时孙中山的行踪受到日本官方的严密监视),1900年6月初孙中山已经决定赴香港(6月8日启程,6月17日抵达香港海面),如果冯自由的说法属实,此前就应该收到刘学询的信。

孙、刘不可能通过电报联络,以当日寄信的条件,刘学询的信应该是在5月上中旬写的。但是,此时李鸿章是否会产生“独立”的想法?在5月,义和团还没有大举进入北京,李鸿章不可能预知一两个月后局势的发展。

近年出版的《李鸿章全集》保留了很多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来往函电,有一件5月31日盛宣怀向李鸿章报告副将杨福同被杀、芦保铁路被毁的电报,从李鸿章的复电看,他对北方局势的混乱感到非常意外。

此后近10天,李鸿章通过各种途径打探北京的消息,但无法同京津正常联系,他一再向清廷电奏,也得不到答复。李鸿章是很有政治经验的老官僚,岂会在对局势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提出等于谋反大逆的“两广独立”?而且,孙中山日后虽是世人共仰的革命领袖,但当时只是一个被官府通缉的“叛贼”,李鸿章又怎会异想天开、纡尊降贵主动要同孙中山“合作”。

再者,根据英国和香港的档案,当年5、6月间,港督卜力因休假不在香港,自然也不可能有接受兴中会来函、促成孙李“合作”之事。

当事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的忆述

此事真相如何?孙中山本人没有说过,但随同孙中山从日本赴港的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后来都写了6月17日、18日代表孙中山赴广州与刘学询会谈的情形。

据宫崎寅藏在两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所记,他与孙中山一道离日南行时,根本没有谈过与李鸿章“合作”的事。6月17日晚,孙中山一行抵达香港海面后,宫崎代表孙中山到广州与刘学询商谈,但作为商谈的主角,他在《三十三年之梦》只写了商谈的情景,却没有写商谈的内容,并说:“这一段情节有些像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甚觉遗憾。

”为什么“不能明言”?如果是去同刘学询谈与李鸿章“合作”以实现“两广独立”,那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宫崎的欲言又止,不禁使人疑窦丛生。

代表孙中山到广州见刘学询的除宫崎外,还有内田良平和清藤幸七郎。在内田几十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国革命》中,关于此行有详细记述。内田说,义和团起事时,李鸿章担心孙中山与康有为联合作乱,所以预先对孙中山采取怀柔手段,以阻止孙、康一致行动。

为此,让清廷驻日公使向孙转达李的意图:“值此危难之际,愿与孙氏会晤,共议匡救天下之策,务请来粤一行。”孙中山与包括日本友人在内的同志商议,决定向李要求支付孙中山回国的费用10万两,以此用作武装起义的经费,对李则表示可以考虑其建议。

内田评论说,这个计划,“也就是靠敌吃粮的意思”。内田的回忆录说,6月17日晚,他们三人代表孙中山乘坐李鸿章派到香港海面的军舰到广州登岸,到了刘学询宅第。

宫崎简要地向刘学询提出两点:一、赦免孙中山的罪名,并保证其人身安全;二、给予贷款10万两。刘即应允第二点,并表示次日可在香港交付一半,又派人向李鸿章报告,不久,带回李鸿章的回音:关于孙中山的安全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太后特赦孙中山。

内田的回忆录几十年后才出版,细节不一定准确,但他是与刘学询会谈的当事人之一,其回忆应有价值。而宫崎关于“不能明言”的说法,使人更觉内田的记述可信。按照内田之说,李鸿章对孙中山是实施怀柔手段,而孙中山则是想将计就计从李鸿章那里骗取一笔军费。

分析一下李鸿章当日处境,可以认为内田的说法大体可信。1900年6月21日清廷向外国“宣战”以前,李鸿章面对的形势,不是要迫使他脱离清朝“独立”,而是要维护清皇朝在广东的统治秩序。清末两广有“盗甲天下”之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广的“会匪”、“盗贼”出现了新动向:他们同康有为的保皇会与孙中山的兴中会都有了联系。

兴中会从创立之初就注意联络会党、绿林;康梁一派,在保皇会成立后也曾不遗余力地联络豪杰、筹饷购械,以求武力“勤王”。

无论兴中会还是保皇会,都把广东作为军事计划的重点,1900年3月,梁启超曾写信给康有为就如何攻取广州提出上、中、下三策,而孙中山也一直筹划在广东发动新的起义。两派在当时尚未尖锐对立,曾有“合作”的接触与商洽。

李鸿章不断接获康有为“勾串内匪作乱”的情报,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如果会党绿林、兴中会、保皇会三者联合,必然会造成燎原之势。李鸿章要在危机四伏之中维持广东的秩序难度很大。

现在看到他在1900年6月以前的函电,很多是关于防范“康党”、布置剿匪的内容。他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本来就是“剿”、“抚”兼用的老手,为了稳定局势,就想到实行“招抚”的办法。在孙、康两派中,如何实行“剿”、“抚”?康派当时实力强于孙派,但慈禧对康、梁仇怨极深,要招抚康派,李鸿章做不了主;且康、梁既然已经把宝押在光绪身上,也不会轻易就范。

孙派当日宣传不多,兴中会声势远不如保皇会,李鸿章无从知道孙中山坚定的反清立场,很大程度上把他视为普通的造反者或“盗匪”,所以,就希望“招抚”孙中山来对付康有为,早在1899年,就通过孙中山的同乡刘学询拉拢孙中山。

《李鸿章全集》中留下了李、刘商讨此事的若干函电。

当时,孙中山的革命目标已经很明确,1900年6月8日离开日本时他就对人说:此行打算在华南建立一个共和制度的政权。几年间,孙中山都在筹备一次新的起义,但经费缺乏成为军事计划的“瓶颈”,向华侨和日本人士筹款的成效甚微,所筹得的几千元又被孙中山周围的日本浪人花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从李鸿章处获得一笔钱,经费问题便迎刃而解,还可以麻痹李鸿章。

因此,内田良平的忆述是可信的。孙中山革命的一生都在窘乏中度过,他从未为自己和家族谋取过金钱利益,但经常为革命经费苦恼、奔走,很多被视为“出格”的事,例如向外国政客、商人允诺出让某些权益,在自己的政权内容忍过苛的税收乃至烟赌,等等,其直接原因都是财政的困难。

在兴中会时期,他更是两手空空,本来,实施计策从李鸿章手里谋取一笔军费,也算不得什么不能讲出来的事。

不过,在宫崎寅藏出版《三十三年之梦》时,孙中山的地位和声望已与两年前不同,为十万两银行使近于骗术的计策,也许会有损形象,所以宫崎就“不能明言”了;到了几十年后冯自由写《革命逸史》时,孙中山已逝世,其地位十分尊崇,当年向李鸿章谋取军费的真相更不能见诸笔墨,冯自由“为尊者讳”,就有意把1900年6月的“诈降计”与同年7、8月间兴中会在港督支持下谋求与李鸿章合作两件事混为一谈,写出一个文从理顺的故事。

如果不仔细比对史料,就很容易被冯自由蒙了。

香港总督极力促成“孙李合作”

孙中山谋求与李鸿章合作以实现“两广独立”的计划,是1900年7月以后才发生的事。

据港英的档案,港督卜力7月2日回到香港。此后,卜力的文电提到要促成李鸿章与兴中会的合作,并提到李鸿章同意“武装革命派”。这段时间孙中山在南洋,按照宫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梦》的记述,孙中山7月17日晚第二次来到香港海面,翌晨,孙中山把宫崎叫醒,告诉后者“一个朋友”同港督会晤后“想使李鸿章据两广宣布独立”、“用我来施行新政”。

从宫崎描述的情景看,孙中山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个计划。以孙中山名义的上香港总督书,应该是兴中会其他人如陈少白、杨衢云代孙中山签的名,事后才告诉孙中山。

孙中山抵达香港海面的第二天,即7月18日,李鸿章刚好北上路过香港,港督卜力打算劝李鸿章留在广东,还打算安排孙中山与他见面,但没有成功。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孙中山返回日本后对人说:“李鸿章北上途经香港与总督会见之际,总督说以刻下清国时局系由清国分割两广成立独立国之好机会,以孙逸仙为顾问,怂恿李为主权者。

李答复说:要观察形势再决定。”孙中山又对某位日本记者谈到,自己曾上书卜力,并得到卜力的回信,卜力主张在两广建立一个政府,以李鸿章为大统领,孙为李的顾问,由英国保护。

孙中山还对这名记者说,李鸿章虽然北上而去,但表示如果清帝驾崩,仍赞成“两广合并实行宪政”。这两则资料都说明,港英当局曾极力促成孙、李“合作”,李鸿章虽未接受,但也没有明确拒绝。

李鸿章的态度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6月23日,李鸿章收到清廷发布对外国的“宣战”上谕的消息(由袁世凯、盛宣怀电告,正式收到军机处寄来的宣战上谕在7月1日),在此以前,李鸿章已收到清廷命其北上的谕旨(7月8日调李任直隶总督),但他没有遵旨立即北上。

此时,他对危机的严重程度有了清楚的了解,他预见到外国军队必然会兵临北京城下,甚至估计“瓜分之势必成”、“举国若狂,无可救药”。他当然知道“宣战”上谕出自慈禧,但仍断然宣称:“廿五矫诏(按:指清廷6月21日的“宣战”上谕),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并支持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实行所谓“东南互保”,在各省督抚抵制清廷停还洋款、解饷、勤王命令的过程中,李鸿章起了特别大的作用。

在君主专制时代,“不奉诏”并将上谕称为“乱命”,是大逆不道的罪名。李鸿章敢于如此,正是分析了形势、权衡了利害才敢出这个头。但如果局势发展迫使他进一步抗命,就必须有外国支持,还要掌握一支听命于自己的武装。

如果在港英政府支持下同孙中山“合作”,以上两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可能。这时的孙中山已经不同于一个月前,由于局势的剧变和港督的介入,孙中山取得了可以同李鸿章商洽“合作”的地位。有资料显示,孙中山和李鸿章的代表在7月间进行过接触。

孙中山虽然不相信李鸿章脱离清廷的魄力和决心,但也一直希望争取李鸿章合作实行“两广独立”,哪怕是他有限度的参与。即使李北上以后,孙中山也未放弃这个念头,在日本仍对人说过想面见李鸿章会谈。此时,筹划了几年的武装起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但始终不顺利。

孙中山曾幻想从日本、法国得到援助,但毫无结果。香港政府似乎表示可以给他资助,但前提是李鸿章应允同他合作。而李鸿章离开香港北上,也不是直接赴京、津。因为这时八国联军正在向北京进攻,于是,他走到上海便住了下来,不顾清廷一再催促,就是不再动身,李鸿章知道北京陷落是迟早的事,他当然不愿意让自己身处危地。

李鸿章在沪期间一直通过各种途径打探外国政府在事变平息后将如何对待清朝最高统治者。在一部分外国人心目中,李鸿章是比慈禧、光绪更合心意的人物,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就怀疑俄国人想支持李鸿章做中国皇帝,李鸿章在路过香港时也曾问过卜力“英国希望谁来当皇帝”,所以,英国殖民部的官员认为,李鸿章不是不想当皇帝。

当然,李鸿章不会冒冒失失地去争取,因为要取得各主要强国同时支持以及国内有实力的督抚的拥戴并非易事。李鸿章的想法是等北京陷落后再决定进止。他到达上海后住在公共租界静安寺路的刘学询宅,而刘学询则是早就与孙中山建立联系并主张同孙中山合作的,他在上海也仍然同孙中山有沟通的渠道。

孙中山赴上海争取与李鸿章合作

因为有争取李鸿章的需要,同时,停留在上海的李鸿章似乎又有被争取的可能,所以,“孙李合作”计划有一个尾声,这就是1900年8月底孙中山上海之行。

孙中山于8月22日自日本横滨启程,29日晚抵达上海,清朝官吏已事先得到风声,准备捉拿孙中山,但孙中山仍冒险在上海停留到9月1日。这几天他同刘学询会谈过。

一个多月后的10月间,在台北的孙中山给刘学询写了一封长信(此信原委托日本人平山周带去上海面交,但并未送到刘学询手上),主旨是要求刘学询按照当日的约定提供军费。这封信是研究孙中山的学者很熟悉的史料,其中透露了当日孙、刘密议的内容:

一、鉴于八国联军当时已经进入北京,孙、刘对清帝回到北京或西迁分别讨论了两种方案;

二、双方约定:如果清帝西迁,则在广东起事,先占“外府”,然后袭取广州,建立一个“独立”于清朝的政权;

三、议定推举李鸿章为“主政”;

四、由刘学询负责筹集军费。

这封信是孙中山策动李鸿章实行“两广独立”计划的有力证据。不过,看来刘学询也并不完全代表李鸿章,所以,孙中山同他也讨论过李鸿章不愿接受“主政”的办法,孙中山的意思是由刘学询出任“主政”,并按计划提供军费。

孙中山在8月底之行中有没有同李鸿章见过面?多年后刘学询对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的人员忆述:孙中山一行乘船抵达上海后,最初不能上岸,后经刘学询与日本领事担保始得登陆,刘偕同孙中山往见李鸿章。刘学询的忆述究竟有几分真实?确实,很难排除他信口开河的可能性,但我们也很难说他是编造。

刘学询是与孙中山有特殊关系的人物,如果他要标榜自己,不一定要搬出李鸿章。当时李鸿章住在刘宅,作为主人,刘学询安排孙、李两人见面也比较容易。

孙中山与平山周等人于8月29日抵达上海后,住进租界内的日本旅馆,其行踪一直都在日本驻沪领事馆密切注视之下,据总领事馆报告,孙中山与平山周曾经外出过。因为孙中山这次赴沪很大程度与继续寻求同李鸿章合作有关,他的性格又有敢于冒险的一面,所以,笔者倾向于相信刘学询“孙、李曾会面”之说。不过,孙、刘关于起事的密谈则是李鸿章不在场时进行的。

在孙中山来沪前后,李鸿章正陷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各国都想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在华权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李鸿章有明显的亲俄色彩,故俄国对他表示支持,但英、美、日、德一度并不承认他全权议和大臣的地位。

这时,任何一国都不可能扶植一个代理人而不招致其他国家反对,在慈禧、光绪西逃后,各国先后表明无意选择一个新的皇帝取代清朝。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代表的各省督抚向列强表示仍然效忠慈禧和光绪,不管李鸿章曾经有过什么想法,到此时他除了继续为清皇朝服务以外难有其他选择。

9月16日,李鸿章离开上海北上,从此全心全意充当清朝的议和大臣,在艰难而屈辱的谈判中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历程。李鸿章死后被清廷谥为“文忠”,不过,如果按照严格的纲常伦理,他在1900年的表现很难算得上爱新觉罗皇朝忠贞不贰的纯臣。

孙中山在离开上海后加快了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力图实现“以江苏、广东、广西等华南六省为根据地,建立共和政体,逐渐向华北扩充势力,以推翻爱新觉罗氏,联合中国十八省创立一个东洋大共和国”的理想,10月初,他发动了惠州起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