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

钟鸣,诗人,当他最为湘财工会策划了一个主题为“南传佛教”的博物馆时,他找到了刘家琨,并告诉他:“反正这是你的事,我已经找了你,剩下的是你自己的事了”。不知刘家琨在接受这个项目时是否意识到这个博物馆将会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设计背景及构思

鹿野苑石刻博物馆是刘家琨的一件很特殊的作品,不同于以往项目背后复杂的现实环境,鹿野苑石刻博物馆面对的现实是在是非常的轻松,地处城市边缘,宽松的用地,造价的限制不大,也没有品位低下的甲方无端的干涉,唯一的限制似乎就是用地红线。

作为设计前提的对象——需要处理的现实在这个项目中被一一抽空。这是否意味着这个项目将是一个没有目标失去“掌控”的设计?实际上,建筑师本身的品位和审美取向变得非常重要:“由于收藏的内容是一些传奇,所处的位置又是一篇河滩野地,从情感判断上自然会感到必须离日常生活远一些,因此民居的元素被放弃了,而堤坝、遗迹一类的意向却挥之不去”。

在进行建筑构思上,刘家琨经常会从一些文字或画面上的“意向”出发——这显然与他深厚的文学和绘画修养有关,而他的才华更在于他总是能为文学或绘画意向找到直接对应的建筑材料,从而保证设计绝大部分是在材质、建造、体量、空间、气氛和意境等抽象层面上展开。

在鹿野苑石刻博物馆中,刘家琨就选取了“混凝土”通过“雕刻”来达成“巨石”这一意向的精确概念描述来控制整个设计过程:“博物馆藏品以石刻为主题。

在建筑设计中,也希望表现一部‘人造石’的建筑故事。而清水混凝土是‘人造石’的重要内容。设计人希望得到其朴素和整体,得到一块冷峻的‘巨石’”。

选址及场地

博物馆选址于四川成都郫县新民镇云桥村府河河畔,用地为10亩(6670㎡),是河滩与树林相间的一块平地。上游有一座石桥,下游不远处是河湾。河床中和平地的薄土下面是沉积的卵石,本地的野生杂树和竹林无规则地生长。

距河10m之内属国有,不允许任何永久性建筑(沿河的10m用地最后被划出去了,导致现在的螺纹钢栅栏离房子太近了),因此,这临河的用地实际上与河流又有着一道隔绝。在处理场地时,刘家琨平等的对待了空地,竹林,建筑空间等元素,特别是在景观方面,刘家琨直白的描述为“说到景观,那你还不就是弄块地、弄些草、种些树,你不是要干这些事吗,把树种在合适的地方。

本来那儿就有树,所以就很简单了,你就不要砍它了,不砍它就绕一绕,然后躲一躲那些已经有的树。

那些竹林本来就有,所以没砍,在现场躲开这个躲开那个,躲一躲自然就会偏一偏。其实鹿野苑景观设计的思想就是不砍树,挺好的地方,就不砍树。”最终,博物馆主体被设置于基地中最大的一块林间平地上。其余三块空地,一块作为前区和停车场,一块作为露天展区兼预留用地,一块作为后勤附属用房基地。树林成为各个区域的自然分隔。

形式的操作

在具体的形式操作上,我们不妨这样读解整个建筑巨石的雕刻过程:首先,几乎是以路易斯•康式的“服务——被服务空间”的分类,建筑师将整个项目分解为两大部分(皆两层高):中心巨石(被服务空间),容纳所有的展览空间,置于基地北部;四块一组的小石头,或混凝土“筒体”(服务空间),其中两个分别容纳办公室和楼梯间加洗手间,另两个共同容纳一个多功能厅,其中一个屋面还向北面纵深方向延长,覆盖了博物馆西入口的过渡空间。

这里值得赞叹的一个细节是建筑师娴熟地利用外墙凹槽,将一个本来较大的多功能厅体量在外部形象上“分裂”为两个小体量,与旁边的办公室和楼梯间加洗手间筒体尺度相当,使它们在基地南边共同排成四块一组,整齐划一的石砌壁垒,与十米开外优美如画、水平洄转的溪流和浅滩形成强烈对比,其场景令人过目不忘。

建筑师继续在下一个层次上切割体量和空间,在中心巨石的西南角切割出贯穿两层高的门厅中庭。与此背靠背,在二层中部偏东南部位切割出一个屋顶庭院,这样中心巨石的剩余部分便是最终的室内展览空间。其它一系列小空间,如西边坡道入口处的灰空间,二层屋顶平台东南端大台阶顶端的“陈列亭”空间等,都可被看作以同等手法切割而成。

接下来,建筑师必须妥善处理开窗问题,既要满足博物馆室内陈列的采光,又要保持建筑物“巨石”的实体雕塑感。成都地区潮湿多雾,阴天多,日照少,刘家琨对此看来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他在鹿野苑石刻博物馆的清水混凝土里揉入了铁灰,为的就是使建筑物的体量在“灰色的天空”下显得“青”、“润”一些。

他还观察到:“灰色的天空产生的是一种漫射光,一种有阴无影,更加安详的光线”这或许能够解释他为什么对“缝隙光”有着特殊的偏爱,目的是要通过室内外的明暗反差来表现这种并不明亮的光线。

刘家琨在石刻博物馆中娴熟的运用实体雕刻的手法来采光,主要采用天光,他一系列形式的操作包括切挖凹槽——在实体缝隙间采光,将墙体外拉或嵌入小尺度的混凝土盒子——利用挡板或小混凝土盒子与主体墙体间的缝隙采光,等等。

在博物馆中,天光和展品之间的关系很好的把握了一种精神性方面的追求,有崇高庄严的顶光,也有戏剧性的侧光,这些光线同时却又是安详的,在他看来,或许只有这种光线才能使藏品和佛的真意契合在一起。

路径及体验

路径,在刘家琨的建筑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罗中立工作室(1993 - 1994)和何多苓工作室(1995)中的路径具有单线完整的结构,效果强烈但有一定强迫性。路径主要作为组织空间和体验的手段。再一次在博物馆出现:“林间小路沿途逐渐架起,架起是为了保持荒地的自然状态,形成行走者和场地的间离,从精神上脱离农地,适应传奇。

其中最具戏剧性的处理是:一条坡道由慈竹林中升起,从两柱麻柳树之间临空穿越并引向半空中的入口。

在坡道的下面是自然状态的莲池(莲花是佛教的吉祥植物)。虽然是平地,这博物馆的行进路线是先从二层进入再下到一层。目的是制造一些反日常的体验,并使参观路线中有向下进入地宫般的感受。为此,指向性向下的阶梯也有意比正常情况下作得高而陡,并且幽暗一些。”

与艺术家工作室系列中的路径不同的是,鹿野苑的路径不再是单线的,虽然刘家琨还是为我们预设了一个颇具“文学”意味的路径。但博物馆的路径实际上出现了分岔、阻绝,路径也不仅仅作为组织空间和体验的手段。自身的表现性特质也得以呈现。

路径从经过草地和室外展场开始,从断面看,先浇筑了T形混凝土基层,再铺以条形青石, 路径一开始就是高于草地以脱离寻常的体验。主要展览路径完整而线性;先经过长长的贯通室内外的坡道,从二层下到一层。

但从二层下到一层的同时,也可从楼梯边的小门进入露天展室。部分观者可以从露天展室临河一侧的梯段到达二层屋顶。这条线路便是路径的一次分岔,因为梯段的宽度和高度远远大于日常尺度,并且梯段上还布置了展品,模糊其功能,从而阻绝了一般人的行进。

梯段顶部平台一侧的小门暗示了向上行进的可能,但又阻绝它,因为到达小门后,必须弓身才能爬过高高的门槛。小门外屋顶平台铺设的卵石继续暗示了行进的可能。这条分岔的路径既是行进的可能,又是对可能的阻绝,带来绝非寻常的体验。

然而在实际体验中,由于安全问题,普通参观者并不能进入二层的室外平台,去体验刘家琨精心设置的小趣味,而有趣的是,大多数普通参观者在参观时并不会选择从坡道进入博物馆,或许对他们来说,坡道过于“反日常”了,他们还是习惯于从一层狭长水池处进入。

(水池曾经是没有水龙头,后来据说出于风水考虑,甲方要求加装水龙头,才有了现在的“龙”头)在逆向参观完整个博物馆之后,最后驻足坡道起点,回望整个建筑。而刘家琨在布置展品时都是按照他预设的路径来布置,特别是二层天井下方的雕塑一律朝向中庭,不知逆向参观的朋友在参观过程是否察觉展品摆放方向的玄机。

而那些按照刘家琨预设路线行进的观者,或许也没太明显体会到刘家琨所描述的“进入地宫般的感受”。

或许是陈列展品过于精彩,或许是展品堆放得太拥塞(尤其是底层大厅),或许由于一些精妙的建筑细部让参观者“分神”。这种参观者的实际参观路径和体验与建筑师预想路径之间的“离间”估计也是刘家琨没有想到的。

建构的争议

在具体建造时,刘家琨最初的设想是希望用清水混凝土表现一部‘人造石’的建筑故事。在进行前期实验时,由于施工技术原始,难以在浇筑过程中保证墙体的垂直度,第一次实验的不垂直程度甚至夸张到三根垂线中没有两根是一样的,无奈,刘家琨只好采用一种叫做“框架结构、清水混凝土与页岩砖组合墙”的组合墙特殊工艺。

具体做法是:以1.2m高度分段留施工缝,先绑扎好柱子和组合墙混凝土部分的钢筋,再砌1.2m高砖墙。袋砖墙达到强度后即成为内模,然后支好木外模,进行整体浇灌,完成柱子、墙体、混凝土墙的组合浇筑,内外一次成活,下次再砌再浇,易于保证垂直度。

而整个主体部分清水混凝土外壁采用凹凸窄条模板,一是为了形成明确的肌理,增加外墙的质感和可读性,同时,粗犷而较细小的分格可以掩饰由于浇筑工艺生疏而可能带来的瑕疵,也利于分区修补。

(最后施工完成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补丁,混凝土颜色不一样的情况);刘家琨才用这一特殊的混成工艺有他深入的思考,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既满足建筑追求又解决面临的问题:中国的建筑项目通常事前策划不严密,时候改动随意性极大。

组合墙的外层是钢筋混凝土,内层是砖,成为“软衬”,可以应付开槽、埋线、装配挂钩支架等事后改动。

而在博物馆还未完工时,这堵墙就已不期成为建筑学界的关注焦点:建筑评论人朱涛于2002年5月在《时代建筑》发表长文《“建构”的许诺与虚设---论当代中国建筑学发展中的“建构”观念》批评鹿野苑石刻博物馆的墙体做法:

当“建构的粘土砖”实际上已在当代建材工业的驱使下完全转化为“建构的面砖”时,起装饰作用的仿混凝土墙挂板仍暂时未传入中国建材市场,但“清水混凝土”的建构的本体作用与表现意义已经在中国实验建筑师手中产生了分离。

在刘家琨的鹿野苑石刻博物馆中,为了使建筑整体像一块‘冷峻的巨石’建筑外部整体拟采用清水混凝土”在他眼中,“在流行给建筑涂脂抹粉的年代,清水混凝土的使用已不仅仅是建筑方法问题,而且是美学取向和精神品质的问题。”

在这里,显然混凝土的建构的表现性已成为建筑师的首要追求,而如果要达到传统的“建构”则必须有相应的混凝土的本体的建构方式相配合。设想如果有类似安藤忠雄所拥有的经济、工艺条件,刘家琨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整体现浇混凝土墙的方式,使整栋建筑无论在结构还是在视觉表现上都呈现为一个“独石结构”(monolithic structure)。

从而达到传统建构文化的本真性和整合性。然而由于特殊的原因,本体性的建构方法再次不得不与建筑师的建构表现意图拉开了距离……换句话说,混凝土外皮(除了起部分热工作用)成为一层表现混凝土现象学特征的装饰性外皮,却完全遮盖了在墙身剖面上实际发生的更复杂、或许更具表现力的建构程序。

如果“固体砌筑术”的传统美学和混凝土的传统现象学特征没有在建筑师的意识中起压倒性作用的话,建筑师也许会更主动地探索和揭示这种独特建造工序不同寻常的表现潜力。

然而,在由于当地工艺条件限制而“被迫”挑战了正统的建构观念,使之出现本体和表现意义的分离之后,建筑师又反过来试图掩盖这种分离,再次以一种折衷的方式回归到对正统的“建构文化”的美学表现上。

在随后出版的《此时此地》中,刘家琨言辞委婉却明显回应了朱涛的批评。如果对比朱文发表后《此时此地》(2002年9月)对鹿野苑石刻博物馆的介绍和朱文发表前《世界建筑》中的《鹿野苑石刻博物馆》(2001年10月)这两篇内容相近的文章,可以看出刘家琨在《此时此地》中回答了朱涛3个问题:

1.混凝土和砖的组合墙是一种自成一体、共同作用的构造方式。不是外层混凝土对内层砖的装饰。

2. 由于组合墙的混凝土配有钢筋并与柱子同时浇筑而非后期围护浇筑,已不是单纯的围护墙。但“为了简化计算概念仍视为框架结构体系”

3.当初曾想过“砖墙只刷白不抹灰甚至留个断面出来,更明确地表达建造方式。但至少在这里,比起展品的单纯性来,建构的表现没那么重要。因此最后还是抹平刷白了。”

随后,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彭怒在《在“建构”之外----关于鹿野苑石刻博物馆引发的批评》一文中对鹿野苑引发的“建构”问题的争论做出了一些更细致的探讨,她认为,如果单纯就建筑论建筑,在这场批评与回应的交锋中呈现了这样些问题:

1.刘家琨的第1、2个问题更准确地解释了结构与组合墙建造的同时性,纠正了朱文在工序描述细节上的误解。但第2个问题也明确了结构体系仍为框架结构,那么,朱文就结构、建造方式以及建筑形式的基本关系判断鹿野苑石刻博物馆并不具有建构的“本真性和整合性”,在总体上确实也是成立的。

2.如果观察建筑的北主面,会发现它清晰地显示了一、二层横向的框架梁和竖向的框架柱凸出于大面积组合墙外皮的事实 ,从而在形式上区分了结构体系和围护体的不同。所以如果说这个建筑呈现出“独石”体量的形象,其实只是在其余三个方向。

那么,为什么建筑师独独在建筑的北立面体现框架梁柱和组合墙的结构逻辑?研究建筑师的草图后会发现,由于一层北面展厅主要运用凸出于外墙一侧的柔和天光来展示藏品,建筑师试图在天窗内侧和组合墙外皮间布置120mm宽的排水浅沟,所以组合墙外皮后退框架柱外皮180mm是一种合理的构造。

这里也可以看出,即使北立面表现了结构逻辑,也不是出于建筑师有目的的建构表现,而主要从展室的采光角度考虑。但这也暴露了这个建筑在四个面上的表达逻辑并不一致。

3.一层北面展室的北墙从室内来看,布置了三组由两扇竖向狭长的窗户构成的组合窗。两扇竖向长窗之间是框架柱,表面的清水混凝土真实地呈现了内部结构。长窗两侧的竖向清水混凝士带无疑是外墙的转折而入,它在侧面略为凸出于内墙的抹灰并显示出外层清水混凝土120mm的浇筑宽度。

正是在此细部中,揭示了组合墙墙身的构造是由两部分组成,外层的清水混凝士和内侧的砖砌体,只不过出于建筑师提出的第3条原因,为了展品的单纯性在页岩砖外抹了白灰。

在室内二层的北侧展厅和展廊,清水混凝土的框架柱和白色抹灰墙面的对比也显示了结构逻辑。由此可见,在建筑的北立面、室内、细部上都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建构逻辑的存在,只不过,建构的表现性并不是这个设计的出发点。

在之后的某次访谈中,刘家琨曾谈到:“在做一期时,我对墙体进行了抹灰,有人谈到关于我这个做法的纯粹性问题,我其实是不太在意这事。我解决问题而已,我为什么非要那样,我解决这事就行了。但是后来有些争论,关于纯粹性什么的,其实我也没太死扣这事。

如果要将就纯粹性那你能得到什么?也没得到什么,你纯粹到哪里去了?也没纯粹到哪去。无非是建筑学体系里面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什么限制,似乎这一类一定要纯粹,我不纯粹了、又怎么了?”可以说,整个争论过程源于各方评判的立足点和角度不同,因此不可能、也没必要划一个简单结论。

无论如何,该建筑在形式和空间上的高超品质,是丝毫不能否认的。朱涛针对“建构表现”挑起的争论,实际上是想探讨如何或者有没有必要“更进一步”地揭示该建筑内含的文化矛盾和探讨某些“更深层次”的含义——这个议题似乎已超出该项目本身的狭义定义,而指向一个更宽泛的,如何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探讨和展示“现代性”的问题。

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从其他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个建筑。

建构之外

在“建构”的理论视野之外,鹿野苑石刻博物馆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如博物馆里的一些细部,这些细部明显是从建筑师自己的作品中发展而来。如博物馆主体的大门,原型来自何多苓工作室从二层走廊进入天井廊桥的铝合金门。

工作室的单扇玻璃门是由上部导轨悬挂的,节点简单,材质也平常。查阅建筑师的博物馆草图可见,他首先考虑了单开还是双开,最后确定了300mm的玻璃门和900mm的青石板门双开方式。"1.开轻门(玻璃门)推重门(石门)。

2.坡道连续。3.夕阳光线"也是在大门设计中考虑的几个问题。玻璃(透明、轻) /石材(不透明、沉重)的材质对比,挂板、滑轮轴等钢构件加工过程保留的手工痕迹使得大门与室内外的清水混凝土、展品浑然一体。

谈到博物馆中庭的墙面,刘家琨曾提到:“……而且朝向中庭的墙面都是按外墙处理的,因此中庭有一种室外空间的意味。”而他对人展开活动立足的地面却未着一字,但现场看来,他其实也是经过了考虑的。中庭用约9cm建房的小块石材铺地,但大大小小尺寸不一,与通常室内铺地经验不同,倒更像园林中的做法,无疑室外空间的意向得到加强。

前面分析过一层北展室的北墙,布置了三组由两扇竖问狭长的窗户构成的组合窗。这种竖向长窗的组合最早出现在何多苓工作室的厨房,以"三联画"的方式截取自然河景。由于没有事先考虑玻璃如何与墙体相接,墙体砌筑后曾一度在玻璃四边加上窗框(现已改变),阻挡了预想的视觉效果。

在博物馆里,浇筑混凝土框架柱和两侧外墙转折而入的混凝土带时,预留了安装玻璃的宽度,最后呈现出玻璃和混凝土墙体直接相交的简练效果。二层展廊南侧的壁鑫,从室内看,两侧和顶部嵌入的磨砂玻璃给雕像带来柔和的光线。

从室外展场看,壁龛呈现为6组突出于外墙体的体量。特别是那条分岔的路径(来自壁龛顶部的视线)使得玻璃与玻璃的交接、顶部玻璃与墙体的交接倍受关注。显然,目前的节点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可能,至少,这里顶部玻璃与墙体的交接以及顶部处玻璃与玻璃的交接过于简单。

建筑四角一侧的雨水口没有常规的雨水管。雨水从女儿墙出来后,直接沿着混凝土墙体的凹槽而下,是为了在这个节点留下雨水冲刷的印痕,让无形的时间得以显形。在建筑师草图里可以看到,雨水道与排水沟的关系,从几种不同复杂的构造演化为直接的相交。

这与檐部雨水口直接从女儿墙穿出的直截了当是一致的。虽然刘家琨想在落水口留下“留下雨水冲刷的印痕”,但他还是高估了组合墙的防水性能,经过几年的雨水侵蚀,落水口已经不同程度出现了“尿墙”的现象。恐怕他预想的“印记”以这种方式出现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吧。

鹿野苑二三期

鹿野苑新建二期部分由四个相对独立的展馆组成,四个展馆大体上围绕着略成三角形的林间空地布置:一边是开敞的柱廊。为了营造个幽暗的“地宫般”的展览空间。其中两个仍然采用了与一期相同的现浇混凝土/页岩砖组合墙;刘家琨在一期曾经考虑过修建地下建筑。

当时没有实现的原因之一是地下水位高和造价的限制,而混凝土/砖组合墙的原型却恰恰是“作为防水砌体结构,用于地下、半地下室的外壁”。这一想法到底还是在鹿野苑二期实现了。

最靠近一期建筑的展馆大部分下沉,只露出两端入口处向下的楼梯空间和侧面的采光高窗,这样布置避免了多个建筑物体量之间的过分拥挤,狭小的庭院显得开阔一些,同时拉低了的屋面上层层跌落的水景成为室外景观的重点。当然,刘家琨也没有忘记提供一小截狭窄的梯段,诱惑我们拾级而上…

在二期施工时,施工队已经是先浇混凝土再砌墙了,原因除了“由于已经完成,施工队信心大增……开始建议下个工程直接整体浇混凝土”外,还由于先砌的砖墙因吸水不均匀会导致混凝土在硬化过程中出现离析现象,而先浇混凝土则可以避免。不过,既然施工队已经能够保证混凝土浇筑过程中的垂直度,那为什么不采用混凝土全现浇呢?或许如刘家琨所说“组合墙热工性能比混凝土墙体好,造价也低于全混凝土墙。”

在处理二期三世殿中,建构的选择性表达的趋势更加突出:由于一期墙体的做法引发了一些争议,刘家琨在处理二期墙体时就“干脆把墙体构造显出来,里面我没再抹灰。干脆暴露出复合墙里边的砖来。这样还便宜点,因为暴露了砖肌理,也不怕展品乱。

”的确,二期三世殿的部分组合墙的砖墙并没有抹灰,只刷白,而二层的小盒子处的过梁也得到清晰展示,只是,在小盒子内部,或许是出于展品的需要,刘家琨对墙体进行了抹灰处理。而在室内的两个楼梯处,楼梯做法延续了一期石头垒砌的做法,此处的墙体出现了三道耐人寻味的梁,其中一道明显是支撑二层挑廊的暗梁,另外两处或许分别支撑两块佛教主题的浮雕挂板。

在此处的疑问是:砖墙是不足以支撑一块小挂板的重量吗?这种做法还是仅仅是为了制造一种肌理?仔细研究墙体的厚度和交接关系,发现墙体和混凝土很有可能在此处发生了分离!

变成一堵纯粹的围护墙。当然,刘家琨还在很多地方暴露了构造,比如建筑末端的地窗,建筑入口处架空廊道和墙体挑廊交接处的断开等等……

在鹿野苑一期十方殿中,刘家琨采用了现浇混凝土高强薄壁无梁楼盖技术,楼板带梁35cm厚,保温隔热性能好,平整无梁的厅比一般有梁的室内空间看起来大而顺畅得多,而在二期三世殿中,由于室内空间被简化为一个有挑廊的两层通高展览厅,刘家琨采用了梁上翻的现浇混凝土楼板,使室内获得了同样平整的效果,并且,刘家琨在支模时采用了一种类似竹席的编织材料,在浇筑后也并未抹灰,使楼盖上留下了独特的肌理。

另外两个展馆由于收藏内容的不同(一为陶雕,一为佛教壁画)而使用了新的外墙材料一一预制混凝土砌块和预制混凝土窗格。混凝土砌块是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条件下订制的。为了达到预定的外观效果并防止外墙面雨水的内渗,建筑师对砌体的细部节点进行了细心的研究,在砌体的外侧上缘预浇凹槽以防止横向的渗水,在紧贴着的两个砌体之间的背面凹槽内注入灰浆以防止竖向的渗水,间隔分布的丁砖将内外墙联系在一起。

由于强调了连续的水平凹缝并隐藏了错叠的垂直灰缝,混凝土砌块墙与相邻的清水混凝土墙(窄条横板留下的水平层叠肌理)之间达到了一定的视觉和谐。

陶雕馆的预制混凝土窗格设计也颇具匠心,既是外墙又是展架:每个单元上下各留圆孔,内藏的小灯照亮每一个佛像;外圈中间的凹槽内埋设照明线路和加固墙体结构用的钢条。

如果说一期的清水混凝土外壁还起到了提高结构刚度的作用的话,制混凝土砌块则进一步分化成为只承受自身重量的建筑表皮,但其更加标准化的生产流程预示着它成为粘土砖替代产品被推广应用的前景。

这无疑是一种技术上的更新,刘家琨显然对这一外墙材料的潜力充满信心,因为他还在南京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实践展的项目中继续对预制混凝土砌块进行研究和改良。后来还进一步推广到锦都商业街院。

有点出人意料的是,在基地的另外一头、与二期同时修建的"鹿苑会所" (三期)我们又遇到了第三种外墙构造类型一一砖混结构的清水砖墙:露在外面的是粘土青砖(掺和了部分的旧砖),透过转角处的变形缝可以看见里层为红色页岩砖。

外立面上似乎没有任何修饰,暴露的混凝土构件乍看像是砖混结构体系的“忠实”表现,但仔细观察后会发现某些元素应该是被有意强调了,如窗户两侧的构造立柱在结构上通常并不是必须的,却突出砖墙平面并一直延伸到女儿墙顶与出挑的檐口平齐。

实际上,女儿墙封顶的出挑看来也是建筑师的选择---这一点从转角处的细部可以看得很清楚(山墙面上不出挑)。位于窗户顶部高度的“过梁”为什么在实墙面上时隐时现也颇为令人费解。也许砖混结构还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博物馆使用及评价

“鹿野苑石刻博物馆,从总的追求方面,显然是一个当代性的追求,但是他跟自然的关系,是一个东方式的传统的关系,在手法上是和中国园林相通的,它虽然体量很强悍,但实际上情绪方面,个人的穿行其实是很有触感的,鹿野苑,算是一个起点,它帮我带来了好多的信任度,也是从鹿野苑开始,我懂得怎么操纵物质了。”

———刘家琨

由于博物馆佛像展品的特殊性和考虑观展的效果,鹿野苑石刻博物馆内的展品几乎都没有加装“玻璃罩”来进行相应的保护,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奇特的参观体验:参观必须在博物馆保安的陪同下进行,除了一期二层的室外平台由于考虑安全因素并未对公众开放之外,二期地下石刻展厅由于有僧侣在内打坐修行也并未开放,两个混凝土砌块建造而成的展馆由于藏品比较珍贵,也不对普通参观者开放,只有“领导”来参观时才开放……

虽然鹿野苑石刻博物馆还有种种不足,当回想起刘家琨曾经的许诺:“这样的小型文化建筑,有权利要求唯一性,有责任进行试验探索”。我认为他做到了,刘家琨在鹿野苑一、二、三期项目中完善了现浇混凝土/页岩砖组合墙的实验,对混凝土砌块进行探索,探讨了清水砖墙的表现力等等,这些实验为其今后一系列时间作了很好的铺垫(混凝土砌块:南京建筑实践展客房中心,锦都商业街院;清水砖墙:川美设计艺术系教学楼);当大多数建筑师习惯于漂浮在无边的任意性、偶然性的汪洋中时,刘家琨的策略是将自己的实践相对稳定地锚固在某些观念点上,以这些锚固点为基地,不懈地向纵深和外围探索,逐渐创作出一系列作品,是的,一系列作品——而不是彼此无关、完全任意的单个作品——这至关重要。

当这些作品合在一起,所铺陈出来的文化张力和应对策略,为中国当代建筑探索提供了罕见的深度、多样性和连贯的意义。或许,刘家琨接下来需要面对的命题是:如何能进一步开拓,发展出更有穿透力的建筑语言,来更有力地“处理”或“穿越”他所面对的现实。

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刘家琨,《此时此地》

朱涛,“‘建构’的许诺与虚设”,《中国建筑60年(1949-2009)历史理论研究》

朱涛,“圈内十年”,朱涛博客

彭怒,“在‘建构’之外——关于鹿野苑石刻博物馆引发的批评”,《时代建筑》

彭怒,“本质上不仅仅是建筑”,刘家琨,《此时此地》

钟文凯,“灰色的天空”,《时代建筑》

董烜, “两个“巨石”试比较鹿野苑石刻博物馆与鲍姆舒伦韦格火葬场”《NEW ARCHITE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