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群侠传3 金庸与古龙的区别?金庸想当外交官被拒

通常来说,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的多是古龙的拥护者,因为在大部分人看来,古龙比金庸要差一些,古龙的拥护者觉得不服气,才要分析讨论一番。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四件事情,即使这四件事情和古金的比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里之所以说古金而不说通用的金古,是为了公平起见,因为按照拼音顺序、笔划顺序"古"都在"金"的前面。

第一件事情是,在古龙最鼎盛的时期,七十年代初期,金庸封笔,古龙以"接班人"的身份出任金庸之后的《明报》武侠撰稿人,此时,他心中对金庸是很崇拜的,并没有以为自己在武侠作品上达到了金庸的地步。

那是1972年,金庸的最后一部作品《鹿鼎记》在《明报》的连载即将结束,就写信给古龙,希望他能给《明报》写武侠小说连载,使之不至于出现空白。根据古龙的朋友于东楼对武侠作品评论家陈墨所说,古龙接信时他正好在场。

那时古龙名头正盛,来函很多,也细看不过来,他漫不经心地让于东楼将信拆开,看看到底是哪个"家伙"从香港来信给他。结果是金庸的约稿信,古龙看了之后,难以置信,澡也不洗了,"光着身子躺在椅子上,半天不说一句话"。

这段叙述十分有趣,出自于东楼之手,应该可信,之后古龙即开始为明报撰写《陆小凤系列》这个作品,作品很成功,也很精彩,尤其是前面的三部。即使是古龙的坚定拥护者也大都承认,古龙在写作《陆小凤系列》之前,已经进入了创作上最辉煌的时期。这实际上意味着,按照古龙自己的观点,金庸是前辈,他自己与前辈还有某种差距。同时,金庸对于古龙,也表示了很大程度的认可。

以上陈述,还要结合另外一个事实来考虑,古龙是一个专业的武侠小说作家,他是靠写武侠谋生吃饭的,而武侠创作,对金庸来说,还只是一个副业性的工作。

第二件事情是,现在看到的金庸的作品,是经过了十分精细的修改和琢磨的,而古龙的作品大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气呵成的创作完成的,从来没有修改过。金庸作品整体的精致性,人物的完整性使得其作品的阅读构成了一种完整的体验。

而从作品的整体来,古龙作品在创作水平上起伏很大,即使是一部作品里,不同的部分往往也有很大的差异,在文字、情节、人物上有比较大的修改空间。这也就使得古龙作品里一些很精彩的作品和部分受到了影响,形成的是一种残缺的美,不能不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对于古龙的作品,假如进行较大的修订话,而这种修改不会伤害作品的本质,是能够使作品在文学界获得较大的重视的。毕竟,古龙对于现代创作技法的应用,比起金庸是要多一些的。然而,这样的修订,只能是一种假设了,在很多方面来看,包括创作上,古龙是独一无二的,找不到人给他修订作品了。

第三件事情是,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古龙的名气之高,并非完全是他作品本身的影响,而是受到武侠电影的巨大推动,正如现在金庸的盛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武侠连续剧的推动。这实际上也是由于他们作品的自身区别所决定的。

古龙的作品,人物的现代意识较强,个性突出,故事情节比较紧凑,节奏明快而有悬念,篇幅不长而有系列性,很容易改编成电影。古龙自己也做过编导等职务,代表作之一的《萧十一郎》甚至是先有剧本,后才改编的小说,他的其它作品,也有一些借鉴西方电影的表现手法的。而金庸的作品,比较强调文化背景,人物有比较厚重的继承感,情节跨越的年代较长,用电影作品难以表现出特色来,却更适合用连续剧的方式来再现。

第四件事情是,古金的作品在气质上有着绝大的差别。应该说,他们的作品,在本质上都是传统气质的,这根本不同于黄易的作品,但彼此之间的差别却很大。

金庸的创作,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即使是从杨过到令狐冲再到韦小宝式的叛逆,也是属于传统理念的内在斗争。在气质上,金庸作品具有中国国花牡丹那种气质,这与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情趣相一致,对金庸作品的阅读,几乎不需要中国人对近似于自发的观念做任何修正,因此老少皆宜,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群。

而古龙则完全相反,他实在传统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借鉴现代文学的手段,但他的作品在本质上其实并没有表现出西方文化的理念来,近乎绝对的男尊女卑观念就是良好的证明。因此,他实际上是两面不讨好的。古龙写出了人性的光辉的一面,也揭示了人性丑恶的一面,写人性的伟大,也写人性的悲哀,总之,往往通过一种叛逆的冲突来形成作品的张力和节奏感。

因此,古龙笔下的美,是残缺的,是短暂的,这在气质上有些相似于日本的樱花,古龙自身的创作也是受到日本作家,如吉川英治和柴田炼三郎等人的影响。相应的,古龙作品的读者,就分布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层面,他们身上,也常常能看到那种叛逆式的气质。

如果搞清楚了以上四件事情,读者就会发现,要对古金作出所有人都以为公正的比较,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比较公平的结论是,按照一般武侠读者的视角,在大部分方面来看,金庸占有优势,但是从创组自身来看,古龙对于后世创作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

如果用古龙笔下的人物来做一个比较,那么金庸好比沈浪,古龙则是李寻欢;如果借用金庸笔下的人物呢,金庸是郭靖,古龙就是杨过。金庸那种侠者气质更让人敬仰追忆,而古龙的悲剧气氛则给人更大的震撼。

金庸想当外交官被拒

1948年,金庸从东吴大学法学院草草毕业。时局混乱,民心动荡,金庸为前途忧虑,当律师不可能,找工作更是困难重重。恰在此时,上海《大公报》要招聘两名国际电讯翻译。报名人数逾3000,反复考试筛选后,金庸幸运考上。

不久,《大公报》要在香港出版,金庸被派往香港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无比的热情建设新中国,一种空前的稳定与美好的希望,感染着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也包括众多的海外华人。香港的一些爱国青年纷纷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金庸也不例外。

金庸爱憎分明,政治倾向非常明确,反对国民党,向往共产党,认同祖国大陆。 新中国成立仅一个月,就同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派驻外交使节已成当务之急,但外交人才奇缺。直到1950年七八月间,新中国首批7位大使才陆续抵达驻在国。公使、参赞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位置还有很多是空缺的,急需从全国各地抽调一批熟悉外事、了解国际问题的人员。

金庸很想当一名外交官,为新生的共和国贡献智慧,并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一、金庸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有亲戚关系,钱学森的夫人蒋英是蒋百里的女儿,金庸的表姐;二、金庸在《大公报》工作,与乔冠华有情谊较深的私交,解放初,乔冠华担任政务院总理兼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的秘书;三、金庸的朋友梅汝璈在外交部任职,系国际法权威,很得周恩来赏识。

金庸发表过一些关于外交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很受梅汝璈的赏识,梅邀请金庸出任助手。

金庸不顾新婚妻子的再三挽留,雄赳赳气昂昂地赶赴北京。一到北京,他就踌躇满志地跨进新华门外交部。乔冠华对金庸说,新中国需要一批像他这样的在海外工作或学习的人员,加入到外交队伍中来。金庸听了,异常兴奋和激动。因乔冠华的关系,金庸见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的几个月里,金庸的心情真是愉快极了。

不幸的是,后来乔冠华非常遗憾地告诉金庸,其一、由于他出身大地主家庭,属于剥削阶级,必须受训写出深刻的自传交代;其二、他不是共产党员,必须先到人民大学学习或到其他单位工作,入党之后才能进外交部工作。金庸深知,入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得考验个五年十年甚至更久,时光不等人啊。他思虑再三,叹息客观情况如此不适合,只得放弃当外交官的念头,黯然神伤地离开北京,重返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