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忠个人资料 张志忠:酷烈而旖旎的战争风情画
许多年之前,当面听徐怀中先生说要写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小说,我就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看到《牵风记》,真是兴奋万分,没有想到这样宏大的题材,写出来举重若轻,酷烈旖旎,情采飞扬。它保持了徐怀中的战争抒情诗的风格,也接续了徐怀中一向推崇的孙犁《风云初记》的写法——当年徐怀中对孙犁崇拜至极,曾经说过,愿意以10年生命,换取孙犁先生《风云初记》的后续完成。
以自己生命的减损为孙犁先生延寿,此情可悯,但无法成为现实。
可赞叹的是,徐怀中潜心研读孙犁,有解读孙犁小说《琴和箫》的文章《天籁乐章──读孙犁小说〈琴和箫〉》(《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问世。仁者得寿,徐怀中以耄耋之年,将孙犁的精神命脉融入自己的作品,完成了自己的心事,文坛何幸!
《牵风记》中那个曹大姐,活脱脱是从孙犁《白洋淀纪事》中走出来的人物,孙犁写的是为了动员村子里的青年人参军,而选择新战士做丈夫的女孩子,曹大姐身为已过待嫁之年的村妇女主任,却是选择了曹水儿这样童蒙未开不知男女之事的小战士做丈夫,涉笔成趣。
更为重要的是,徐怀中承续了孙犁的抒情小说体式,以抒情笔墨写战争风云,为当下的文坛增添了难能可贵的风姿。当下的小说或轻或重地受到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影响,在情节方面用力甚勤,《牵风记》却是一部文学性十足、案头性十足,将文学的语言和叙述发挥到极致的精彩之作。
《牵风记》的一大特点是,大时代、大事件,但是从小人物或者旁枝末节写进去。《牵风记》中的几个人物都很别致,都有纵情纵性的鲜活性格,远远不是身上的制式军装和酷烈的战争环境能够框定的。从日本留学归来非常有才情和文气的一号首长齐竞,来自北平古城单纯而恬静的古琴少女汪可逾,出自乡村充满乡土生命气息的小通讯兵曹水儿这些人物,都是中国战争文学前所未见的新人新性格。
三个人分别代表了“洋味”“古韵”和“土气”,有各自的性格与命运,具有独特的内心世界和价值选择标准,却又具有共同的抒情色彩,在战争需要的规定动作外,横生枝节,见出情性,展露心灵世界,非常有魅力。
汪曾祺评说林斤澜的写作是有话则短无话则长,徐怀中就深得个中三昧。
例如,在文艺演出舞台上,在大战即将到来、“隆隆炮声中传来一曲高山流水”——这是《牵风记》第一章的篇名,而全书每一章的篇名都是这样饱含情致——中,九团团长齐竞与初到抗日根据地的汪可逾初次相见关于古琴的一场对话,就像《红楼梦》中林黛玉初次见到宝玉的巧问妙答一样,一下子就确定了两人互为知音的基调,为此后的故事情节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汪可逾是北平来的小女孩,牺牲时才19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无尘无垢,恬淡自在。
作品中将她比作“小纸团”,开始是揉皱的、后面在水里又怎么样展平还原。这可能就是汪可逾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展开的过程。她生命中的很多东西学是学不来的、是先天的,小到于她的微笑,大到于她面对各种事情的那种从容、脱俗。她可以说是一面镜子,以其不染尘埃,照出了世间的芜杂荒秽,也让齐竞的男性意识和处女崇拜显示出何等的不堪。
全新的人物,自然会生发出全新的景观,有清风朗月,有诙谐小曲,有波澜陡起,急转直下。包括作品中诸多大小事件的生发,在在显示出陌生化艺术造成的战争文学新风景。共和国初期17年间的《保卫延安》《红日》,取材于解放战争重大战役,注重于对战场形势胜败转折的关注,写事件胜于写人物;近些年的《历史的天空》《亮剑》,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着意于超越党派性的民族情怀同仇敌忾;《牵风记》是另一条路子,以人物带出事件,不拘泥于战争的每一环节,事件为人物服务,凡是写到人物的兴味之处,事无巨细都可以落墨甚至泼墨勾勒,正是大量闲笔式的描写,展现出作家的奇思妙想。
写齐竞用一支勃朗宁手枪机智地与下属交换曹水儿到身边,就铺叙了部队中高级首长喜好的身边“四大件”:汗血马,炮兵表,好枪,精干帅气的警卫员。汪可逾专门为那匹名为“滩枣”的战马弹奏表现唐代战马奔腾的古琴曲《关山月》,“对马弹琴”,痴情所及,可评可点。
历史在哪里,就在细节里,小说家落笔的地方,这些是想象不出来的。比如说,挺进大别山后,局势危难,人心浮动,行军会传错口令,夜晚会突然“炸营”,寥寥数笔,就将军情慌慌尽显出来。为了轻装应敌,部队把军人最喜爱的随身战马杀掉的场景,非常有震撼力。
可以做个对比。英国和法国合拍的电影《赎罪》,有一个著名长镜头“敦刻尔克大撤退”,里面也有杀战马的场景。每个战士挽着一匹军马,军官拿手枪过来,“啪、啪、啪”挨个击杀。
《牵风记》中的这一场景,是将数百匹战马集中在一个山坳里,战马如有神启,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了最后的奔驰,展现出生命与运动之美,然后倒在机枪连战士的枪弹下,这样的场景怎不荡气回肠?《赎罪》中的场景是写实的,还借助于两个游走于敦刻尔克海滩寻找食物的士兵眼中见出,增加了且近的感受力。《牵风记》中枪杀战马的场景,却是写意的,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生发和升华,展现出战场特有的悲壮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