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诒让墨子间诂 孙诒让《墨子间诂》的学术价值
孙诒让在诸子学上的主要贡献在墨学。墨学是诸子学的重要一支,先秦时代,儒墨并尊,同为“显学”。但同为先秦显学的儒墨两家在封建社会中的命运却完全相反。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长盛不衰,一花独放,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而墨学则被视为异端邪说,尘埋千古,几乎在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
清乾嘉以后,迫于时局艰危,始有学者认识到墨学研究的价值,墨学也呈现出复活的气象,不仅研究《墨子》、阐明墨学的著作大量涌现,且评价也日趋公允,使墨学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清乾嘉及道光初年训诂《墨子》的考据家江浙一带就有张惠言、卢文弨、孙星衍、毕沅、汪中、王念孙、丁杰、许宋彦,另有直隶大兴的翁方纲等人。
这些考据家在校注《墨子》方面有开创之功,但又往往粗糙肤浅、漏略很多。并且,这些自幼熟读儒经的考据家在校注《墨子》时,不免以儒经来穿凿附会,他们大都不可能超出援墨注儒的樊篱。不过,它却是近代墨学复兴的一个准备阶段,是墨学由衰转盛的质变中的一个量变阶段。
19世纪下半叶校注《墨子》的成果主要有苏时学的《墨子刊误》、俞樾的《墨子平议》、王闿运的《墨子注》。陈澧、邹伯奇、孙诒让、洪颐煊、戴望等人参与其中。而在整个19世纪,墨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当推孙诒让。他考订的《墨子间诂》一书是总结20世纪中叶以前墨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
孙诒让之前的学者只是零零碎碎地校勘《墨子》,错漏损缺极多,尤其是《墨经》部分,文字简约,特别难懂。孙诒让有感于清末政治腐败国家危难,以“墨子强本节用,劳心苦志,该综道艺,应变持危,其学足以裨今之时局”。
发掘墨学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关怀时局,孜孜于探索救国之道,这可说是孙诒让研究墨学的基本出发点。他曾经慨叹道,中国“自汉以后,治教嫥一,学者咸宗孔孟,而墨氏大绌……其于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于今”。
为了矫治两千年所造成的偏见和痼疾,他倾注了对传统文化的极大热情,以期对时局有所裨益。他遵循乾嘉学派的朴学路线,发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传统,旁罗古本,博涉百家,在清代学者毕沅、汪中、王念孙父子等人整理的基础上,从光绪十八年(1892年)45岁开始草创,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60岁校理《墨子间诂》十五卷为最后定本。
此书理顺了《墨子》一书中大量难懂的文字,考证了墨子的籍贯和生卒年代,系统编排了墨子的生平事迹,并辑录了墨子弟子及墨学的流播情况,对墨学研究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使墨学之精华得以呈现。
正如俞樾在《墨子间诂·序》中所说:“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
”经孙诒让的集解,《墨子间诂》成为人们阅读的善本。项崧在《孙籀寿叙》中则进一步评云:“其间援引新说,以证古文,尤发前人所未发。近人之以西学释经子者,盖自君始。”此评价是符合实际的,特别是书中与近代西学相通的名学、光学、力学等知识的阐发,是与孙诒让的努力分不开的。
孙诒让继承吸取了20世纪以前墨学研究的成果,以其深厚的考证功底,全面校订了《墨子》一书,“基本恢复了《墨子》文本的真实面目,为墨学思想的研究和现代价值的挖掘铺平道路,扫清障碍,并促进五四时期墨学科学价值的发现和平民学说、逻辑价值的确立。
”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基本可读的《墨子间诂》。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评云:“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而仲容一生著述,亦此书为第一也。”该书成为后来首屈一指的《墨子》读本,产生的巨大影响,为任何校注《墨子》的著作所不及。
梁启超还认为:“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他对墨学的推崇确实影响了邹伯奇、方授楚、梁启超和胡适等一批大家,其墨学研究既代表了“训诂型”《墨子》研究的最高成就,又促进了“义理型”《墨子》研究的全面勃兴,是墨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选自王兴文、郑鹏:《学高身正——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传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