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通日 王彬彬:潘汉年的百喙莫辩与在劫难逃

潘汉年在上海与岩井等日本特务来往时,虽化名“胡越明”,但他的真实身份,日本人其实是很清楚的。尹骐写道:“岩井这个人是很值得注意的,他既然已经从袁殊的报告中知道‘胡越明’的真实身份就是中共要员潘汉年,何以又会答应让袁、潘合作共同开展情报工作,并且一直不点破潘的真实身份,而且装出很相信‘胡越明’是一位普通左派人士的样子,放手让袁、潘去从事情报活动呢?这正是岩井这个职业情报主管和普通日本特工人员的区别。

”(17)岩井能识破潘汉年的伪装,说明确非等闲之辈。潘汉年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瞒不了岩井,能用没有价值的情报哄岩井吗?

关于潘汉年与岩井等日本特务来往的情况,尹骐书中还有这样一些叙述:“以后每半月要交给小泉清一的情报,在潘汉年的指导下……负责编写,内容以大后方情况为主,包括国共合作情况,美、英、苏在香港和重庆的活动情况,等等。

不用说,这类情况的编写必须仔细斟酌,不能太有价值,也不能没有价值。”“他(岩井英一)当然会想到潘汉年这位中共情报官员会利用袁殊和‘岩井公馆’猎取日、汪方面的情报。但他更重视潘汉年所能为他提供的有关中国内地以及重庆政府和苏、美等大国关系的情报。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试探和商讨,潘汉年通过袁殊和日本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及其主持者岩井英一之间便建立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袁殊不断从‘岩井公馆’搜集情况供给在香港的中共情报机构;潘汉年则以胡越明的名义在香港定期为‘岩井公馆’提供情报。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这正是情报战场一种特殊的政治游戏和智慧角逐。”(18)

香港沦陷前,潘汉年以香港为情报工作的根据地,自己则常往来于港沪之间。香港沦陷后,潘汉年决定到上海定居,并向岩井英一寻求保护。尹骐说,潘汉年“希望岩井能为他的人身安全提供必要的保证”。而“岩井经过两年和潘汉年的交往,已经清楚潘汉年的特殊身份和他的不寻常的活动能量。

他知道潘汉年在内地的情报班子和在上海的情报干部必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他当即答复说:‘我们欢迎胡先生继续和我们合作。就请胡先生给我们拟一份在上海开展工作的计划,我们仍将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

至于胡先生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为你办一个特别证件,就不致引起麻烦了。’潘汉年当即表示同意。”于是,“第二天,潘汉年便拿到了一张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

上面明确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这就等于是一张‘护身符’了。同时,岩井还以自己的名义在汇中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供潘汉年使用。这无疑为潘提供了一个既安全又方便的活动条件。”(19)潘汉年这样与日本人合作,这样寻求日本人的照顾和保护,应该都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如果说潘汉年其实是以真实身份与日本特务来往,那他与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接触,就更不可能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了。因为李士群原本也是共产党人,对潘汉年是非常熟悉的。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大学,1925年加入中共,后又在苏联学习,与潘汉年是同龄人,也是同时期参加“革命”、成为中共党员的。

从苏联回国后,李士群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逮捕,立即“叛党”,成为“中统”特务。

1938年李士群干脆“叛国”,当起了日本人的鹰犬。1939年参加汪伪集团。汪伪政府成立后,李士群当过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委员、行政院警政部长、特工总部主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清乡委员会驻苏州办事处主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部长、江苏省政府主席。

李士群权欲熏心、盛气凌人,不断地伸手要权要官,汪伪政府中主管警察和特务的周佛海常感头痛,汪精卫也对其无可奈何。终于,连日本人也觉李士群难以驾驭,遂于1943年9月将其毒杀。周佛海是李士群的顶头上司。读周佛海日记,知李士群被日本人除掉,周佛海非但没有恼怒,反而松了口气。

知道了李士群的人生经历,我们就明白:潘汉年与李士群,相互是知根知底的;这两人打交道,谁也别想糊弄谁,谁也别想白占便宜。1942年2月,在上海愚园路李士群寓所,潘、李有了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时,李士群指定手下的胡均鹤负责与潘汉年联系。

胡均鹤是苏州人,亦于早年加入中共,当过共青团中央局书记。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党,成为“中统”特务。抗战爆发后,胡均鹤以“中统”特务的身份在沪宁从事地下工作,后被李士群的“76号”逮捕,旋即叛国,成为李士群手下的干将。

由这样一个当初也是党内同志的人与自己联系,潘汉年当然很高兴。至于胡均鹤,也乐意与潘汉年接触,为的是万一共产党得了天下,自己有条活路。胡均鹤的政治身份是很暧昧的。据张云《潘汉年的一生》中说,胡均鹤还是东北抗联名将赵尚志的妹夫。赵尚志的父亲是胡均鹤的岳父,胡均鹤对老丈人的生活多有照顾,也直接帮助过东北抗联。(20)

潘汉年这时期在上海活动,与日伪周旋,有的读物把这写得很危险,像是刀口上舔血,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但其实是毫无危险的。他比一般百姓安全得多。日本军、宪、警都不能动他,汪伪人员又岂敢太岁头上动土。何况,他同时与汪伪特务头子也开始了合作呢。

周佛海日记中,亦有与潘汉年有关的记载。1943年3月2日日记中写道:“筱月来,谈共产党不满渝方,欲与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无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来此,与余相见等语。

因身体不适,后改期再谈。”(21)筱月即邵式军,是周佛海的手下人员。渝方即重庆。筱月之戚名冯龙,时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科长。按周佛海的说法,潘汉年、冯龙等来沪宁,是谋求与汪政府“合作”,并非刺探情报。

数日后的3月8日,周佛海见了冯龙,这天日记写道:“六时,筱月带冯龙来见……渠言来沪系奉毛之命令,仅其最上层三四人知之晤余,甚快即当返回延安报告等语。谈一小时辞去,其用(意)何在,殊难揣测,当一面与之周旋,一面监视其发展也。

公博对此事亦颇注意,允与冯晤谈。”(22)1943年8月13日日记中,写道:“邵式军来,谈冯龙联络问题。”(23)从周佛海日记看,当时中共方面与汪伪的联系,并不只有潘汉年这一条线。

前面说过,1936年9月,潘汉年离开陕北时,心情是沉重的,心头是有着浓重的阴影的。1939年后,潘汉年在沪宁一带与日军人和汪伪特务来往,生活是舒适的、人身是安全的、工作是顺利的。但心情却未必是畅快的。“延安整风”轰轰烈烈地展开,是在1942年初。

但实际上,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标志着“整风”的开始。毛泽东发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整风”,首要目的是清算以王明、博古、张闻天为代表的“国际派”的历史“罪错”,从而让他们不再作为党内的一种政治力量而存在。

六届六中全会开始,王明、博古、张闻天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难过。1942年以后,他们就更是饱尝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滋味了。王明后来写了《中共50年》一书,其中把自己在延安的生活,说得像是在地狱中受煎熬。

博古也必须不停地做检讨,必须深刻地否定自己。共产国际当时驻延安的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屡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挨整的记述。例如,在1943年7月5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这样写到博古:“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总要尖锐地批评特区的政局,并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掌握着一切权力手段。

”并说:“他看起来老是很害怕似的,我们谈话时,他小心地环视四周,甚至走出去好几次,深怕隔墙有耳。

”(24)从弗拉基米洛夫的记述中,我们知道博古的所有检讨,都是在说违心话,他并不认为毛泽东对他们的指控是成立的。我们更知道,“整风”已成功地在延安制造了一种恐怖气氛,以致于博古这样的人终日胆战心惊,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谈话,都要不时走出去看看是否有人偷听。

王明、博古,与潘汉年是有直接关系的人。在毛泽东看来,潘汉年是王明集团中的一员。1941年12月,潘汉年定居于上海,1942年10月,奉中共中央之命,撤退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并不意味着放弃在沪宁的情报工作。此后,潘汉年还将往返于淮南和沪宁之间。“整风运动”当然也在淮南根据地展开。许多人在“整风运动”中莫名其妙地被整。这一切,都足以让潘汉年心生悲戚。

潘汉年有做诗的习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潘汉年诗文选》。读“整风时期”潘汉年写的诗,可知这时期他的心境之阴郁。

潘汉年与扬帆是一对难兄难弟。扬帆于1938年从上海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1943年时,扬帆任新四军第三师保卫部部长。整风运动中,扬帆锒铛入狱。潘汉年对扬帆的遭遇十分同情,曾写《怀炎》诗抒发内心的愁绪,“炎”即扬帆的字。

诗曰:“细雨寒风忆楚囚,相煎何必数恩仇。无权拆狱空叹息,咫尺天涯几许愁。”诗写得实在不怎么样,但其中的愤怨是强烈的。这是在表达对扬帆的同情,但又何尝不可认为是在怀念远在延安的王明、博古呢?“相煎何必数恩仇”,难道不也是在为正被“煎”着的王明、博古鸣不平?

虽然心有郁结,虽然时感不安,但工作还是要做的。1943年初夏,潘汉年从淮南到了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亲自与李士群见面。到上海后,先见到胡均鹤。胡均鹤说李士群现在苏州,要见李,须到苏州去。于是,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到了苏州。

到苏州后,又被告知李士群到了南京,要见他,须去南京。到南京后,终于见到李士群。见面后,李士群突然提出,汪精卫想见见潘汉年。潘汉年当然愣住了。但稍事考虑后,还是在胡均鹤的陪同下到了汪公馆。

现在的一些关于潘汉年的读物,在解释潘汉年为何同意见汪精卫时,都强调当时向上级请示来不及、拒绝又不可能,所以不得不去按响汪公馆的门铃。也就是说,潘汉年见汪精卫,是完全被动和被迫的,是被“绑架”和被“挟持”的,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去应付一下而已。

我以为,这种解释,未必十分合理。首先来看看拒绝是否可能的问题。李士群、胡均鹤都曾是中共党员,对中共的组织纪律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汪精卫,又何尝不了解中共纪律之严明。

如果潘汉年坚持不见汪,并向李、胡说明,若擅自见汪,则意味着自己不再能担负与李士群联络的职责,意味着此前经潘汉年建立的关系网将被废弃,而自己也可能受到严厉惩处。这后果当然很严重。这后果当然也意味着李士群此前在潘汉年身上下的功夫都泡汤。

明白了这些,李士群应该不会强迫潘汉年赴汪公馆。再说,汪精卫要见潘汉年,当然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潘向中共高层传达一些信息,另一方面也希望从潘口中知悉一些中共高层对时局的态度,这需要谈话在比较轻松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如果将潘汉年“绑架”、“劫持”到汪公馆的客厅,汪精卫的目的又岂能达到?至于说如果潘汉年拒绝见汪,李士群就可能翻脸,就可能扣押潘汉年,那更是不合情理的推测。试问:这样做,对李士群有什么意义?他能得到什么又会失去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