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故事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王稼祥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1906年8月15日生。原名嘉祥,亦作家祥,又名稼蔷。1913年进入本村柳溪小学学习,成绩优异。1919年小学毕业后又读了一段私塾。

1922年入南陵乐育学校读书。该校是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除国文课采用汉语外,英语、自然、算术、史地、宗教都用英文编写,教师上课也用英语讲授,因而王稼祥在此打下了很好的英文基础。1924年,王稼祥免试进入芜湖圣雅各教会学校读书。

在这里,王稼祥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书刊。同年底,王稼祥参加了罢考的风潮。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圣雅各中学举行追悼大会,王稼祥慷慨陈词。同年5月,芜湖教会学校掀起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学潮,王稼祥在学潮中得到锻炼,迅速成长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并作为学生代表去省府安庆要求解决转学等问题。

不久,王稼祥被学校开除。1925年9月,王稼祥在上海大学附中高三班学习,并被推选为该班学生代表,参加学生会的领导机构。在校期间,王稼祥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10月底,王稼祥离上海去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在校期间,王稼祥给自己取了“康姆纳尔”的俄文名字,并系统学习了俄语、英语、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中国问题、经济地理、军事学等课程。

1926年下半年,学校分配他当西欧革命史课的翻译,后又讲授西欧革命史课。在教学之余,王稼祥还翻译了列宁的《俄国1905-1907年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与此同时,积极指导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

1927年底,王稼祥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1928年2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年,他同张闻天、沈泽民等人经过严格的考试,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将主要精力和兴趣放在马列主义和学术研究上;同时,在中山大学教授中国问题课,在中国问题研究室承担研究陈独秀主义的孟什维克性质的课题。

      1930年2月,王稼祥结束留学生涯,启程回国。旋被安排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当干事,负责编辑中共中央机关报《实话报》。1930年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后,王稼祥因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对李立三的错误发表了批评意见,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撤销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调往香港任《红旗报》驻香港记者。

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撤销了对王稼祥的处分,并将他调回上海。1931年王稼祥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报》主编。

      1931年3月,王稼祥与任弼时等人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被派赴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职务。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王稼祥被选为外交人民委员,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总政治部主任。

      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45年的14年间,王稼祥除因出国治病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机构调整外,连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达12年之久。1931年12月,王稼祥与朱德、刘伯坚、左权等人分析了“围剿”苏区国民党军的情况,决定策动赵博生、董振堂率领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

王稼祥等人对起义作了精心筹划,还与刘伯坚、左权带着电台到宁都县固厚区直接联络、指挥。

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宣布起义,部队开入中央苏区,改编为红五军团。1932年12月14日,为纪念宁都起义一周年,朱德、王稼祥发布《关于嘉奖宁都暴动干部和战士的通令》,高度评价宁都暴动是中华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动,是现代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一页。

1932年2月,王稼祥和周恩来、朱德一起主持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对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王稼祥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道,被公认为红军四大领袖,并成为红军政治工作的奠基者之一。1933年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身负重伤。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4年10月,王稼祥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是召开遵义会议的积极倡导者,早在湘江之战后,就提出必须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并在高层领导人中作了酝酿。

会前,王稼祥和毛泽东、张闻天两人讨论和起草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会上,王稼祥根据当时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的错误,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会上,王稼祥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红军作战的最高指挥部,指挥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

      会后,王稼祥带伤继续参加长征。在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中,王稼祥正确执行中央决议,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并与李富春、林伯渠、刘伯承、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慰问。

1935年9月俄界会议后,王稼祥担任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王稼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由于伤势过重,加上中共中央已与共产国际联系,中共中央决定送王稼祥去苏联治病。1936年12月,王稼祥由陕北经西安,辗转华北,前往上海。1937年6月由上海乘船去莫斯科。

      王稼祥到莫斯科后,顺利进行了手术,术后恢复很快。由于王明和康生即将回国,共产国际决定由王稼祥接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内,王稼祥对王明造成的冤案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纠正。

      1938年4月,任弼时到莫斯科,王稼祥决定回国。行前,季米特洛夫找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明确指出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导人,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季米特洛夫还托王稼祥把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两个文件交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1938年9月王稼祥回到延安。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扫除了障碍。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维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正确路线。王稼祥还以大会秘书长的身份筹备了这次会议,并致闭幕词。

      会后,王稼祥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并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委员会主任,协助毛泽东处理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事务,提出过不少重要创见,为中央起草了许多决策性文件。

在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工作期间,以八路军总政治部名义创办并编辑出版了《八路军军政杂志》;又组织战地工作考察团,赴晋西北、晋察冀、冀中部队考察,并实施对山西新军的整编整训。1939年12月,王稼祥提议并经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军政学院,自兼院长,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在王稼祥的支持下,1940年9月,在延安创办第一所八路军医科大学,培养了不少医务战线上的人才。在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中,王稼祥亲自为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起草文件,主持召开军委直属机关精兵简政会议,很快实现了精简任务;领导和动员中共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开展大生产运动,达到了自给或基本自给。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1941年9月,王稼祥担任中共中央高级学习组副组长,并和陈云负责指导中共中央军委直属系统的整风学习,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不少重要文件,比较著名的有《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之指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王稼祥出任宣传委员会副书记和组织委员会委员。同年夏秋之际,因肠胃病而住院,没有参加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中共七大。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在延安期间,王稼祥除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许多重要文件外,还发表了一些重要论著,著名的有《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等。

其中1943年7月8日发表于《解放日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

王稼祥对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作了科学的概括,认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文章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产生、发展和成熟及与中国共产党成长和壮大的联系,指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内国外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具体地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后便积极地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斗争,22年如一日,其中参加了1925-1927年大革命、苏维埃运动与最近6年来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便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壮大起来。

毛泽东思想也是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生长起来、成熟起来。王稼祥深刻指出: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并且这个理论正在继续发展中。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经王稼祥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其后,在中共的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中,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概念逐渐多了起来。1945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对它作了科学的阐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在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都有重要的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稼祥于1946年5月再次去苏联治病。1947年5月回国后,留在东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长,对稳定哈尔滨秩序,恢复生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1948年6月,起草《城市工作大纲草案》,对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施政纲领、经济政策、政权工作、群众工作、建党工作等都作了详细规定,但被高岗、林彪当作右倾思想的代表作。沈阳解放后,改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1949年6月随刘少奇访问苏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稼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协助周恩来处理外交事务。旋任中国驻苏联首任大使。1949年10月20日离北京赴莫斯科上任。11月3日向苏联呈递国书。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王稼祥做了大量的接待工作,参加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以及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的起草和定稿工作。

1950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回国后,王稼祥继续同苏方谈判,签订了中苏两国建立电报、电话的协定,交换邮件、包裹的协定,在中国新疆创办中苏石油公司的协定,创办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公司的协定,创办中苏民航公司的协定,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等。1950年秋回国。

      1951年初,王稼祥出任中共中央第一任对外联络部部长,负责与各国兄弟党的联络事务,对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威望,与兄弟党建立关系,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53年3月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指导工会、青年团体、妇联及保卫世界和平组织等群众团体的对外活动。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王稼祥担任大会接待委员会主任,主持接待兄弟党工作,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兼任国务院外事小组副组长。1957年1月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出访苏联、波兰、匈牙利。王稼祥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在1957年反右运动和1958年“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王稼祥提出了一些正确意见。1960年康生插手中联部后,王稼祥对其“左”的做法进行了抵制,招致康生的怨恨。

1962年2月,王稼祥等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等写信,提出对外工作应采取缓和方针、在国际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等正确建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康生扣上“三和一少”(对帝、修、反和,对革命斗争支持少)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帽子,后更被诬为“三降一灭”的卖国投降外交路线,惨遭迫害。

1969年10月被疏散到河南信阳。1971年9月林彪叛逃、自取灭亡后,王稼祥给毛泽东写信,检讨了自己在30年代前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接信后评价王稼祥功大于过。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王稼祥出席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74年初,“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所谓“三和一少”,王稼祥见报后,突发心脏病,于1974年1月25日含恨去世,终年68岁。(曾虹)